笔者认为，在史学领域，新中世纪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宏观层面颠覆了传统的中世纪文明兴衰观。
    就中世纪文明的起源问题来说，霍吉斯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强调黑暗时代‘哥特人’的黯淡状态，并将他们的目光聚焦在5世纪初期匈奴人阿提拉对富有的罗马文明所造成的天崩地裂般的后果之上。当然，这一观点是吉本那部不朽著述的基本观点，反过来它又成为19世纪史学家们孜孜以求加以详尽验证的对象。结果，研究古代世界的史学家们将5世纪作为他们研究的终点，而他们那些研究中世纪史的同行们，则把从那一时期开始的日耳曼人对西部欧洲的淹没作为他们学术研究的开端，这一框架模式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10]序言7而亨利·皮朗突破了传统学说的分析框架，在《中世纪城市》、《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等著作中，特别是《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一书中，提出了中世纪起源的“皮朗命题”。按照王晋新教授的归纳，“皮朗命题”的基本内容为：“匈奴和日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世界的冲击，虽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统治，但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上并不具有以往人们所赋予的那么巨大的意义；作为罗马世界最基本的特性--地中海的统一性--依旧存在着，并仍旧决定着当时西方社会的基本框架结构。而7世纪以后，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则对西方社会历史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它彻底地砸碎了各种古典传统，使地中海世界被割裂为两大部分，即穆斯林所掌控的西地中海和由拜占庭所支配的东地中海；正是在这种局势作用下，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区的转移，并蜗居在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中，其后果就是墨洛温王朝垮台和加洛林国家兴起。由此，西方社会才进入了中世纪时代，新的西方文明得以诞生。”[10]序言3－4“皮朗命题”突破了常规的历史分期，打破了旧中世纪观的束缚，引发的争议至今余响不绝，从而使这一研究领域成为一个开放的论域。“皮朗命题”启发了历史动力学的新兴观点，形成了历史研究的物质生活取向。[11]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的《士兵和农民：7－12世纪欧洲的第一次飞跃》、理查德·霍吉斯（Richard Hodges）和大卫·怀特豪斯（David Whitehouse）的《穆罕默德、查理曼和欧洲的形成》、迈克尔·麦考密克（Michael McCormick）的《欧洲经济的起源》、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的《构筑中世纪早期：400－800年的欧洲和地中海》等著作相继出版，从而对中世纪起源提出了新看法，“皮朗命题”的基本要素也受到了挑战，如克里斯·威克姆将文献证据和考古成果综合在一起，将考察的时空范围放到400－800年的丹麦、爱尔兰、英格兰和威尔士、高卢/弗朗西亚、西班牙、意大利、北非、爱琴海的拜占庭心脏地带和西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埃及，写成了《构筑中世纪早期》一书，对持续和断裂的考察更为全面，观点也更为平衡。与皮朗强调罗马世界的统一性不同，克里斯·威克姆强调，在400－800年间，罗马帝国的不同省份在贵族、城市生活和交换等论题上具有各自不同的经验，这些不同的经验随着时间不断变化。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农民社会或者家庭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国家形式发生了最重要的变化，在这些罗马－日耳曼王国，罗马国家不是在五世纪马上崩溃的，而是在400－700年间逐渐瓦解的（不列颠例外）。罗马国家的全部财政基础都瓦解了，政治权力的所有参数都被重建。[12]综上所述，虽然新的看法在观点上不尽一致，但共同构成了更接近史实的关于中世纪起源的“新中世纪观”。
    就中世纪文明的兴盛发展问题来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突破了中世纪一成不变的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并非曾经想象的那样黑暗和静止，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和突然”，因此，他提出12世纪就出现了文艺复兴，“在这一世纪，罗马式艺术登峰造极，哥特式艺术萌芽初露，方言文学蓬勃兴起，拉丁经典著作、拉丁诗歌和罗马法复兴，吸收了阿拉伯因素的希腊科学、大量希腊哲学复苏，第一批欧洲大学创立。在高等教育、经院哲学、欧洲法律体系、建筑和雕刻、礼拜仪式戏剧、拉丁和方言诗歌方面，12世纪留下自己的印记”。[13]哈斯金斯的研究开启了对中世纪盛期的研究，此后一大批研究成果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富有活力的新中世纪。
    就中世纪的结束问题来说，克里斯托弗·戴尔考察了中世纪晚期英国经济和社会变迁，否定了旧中世纪观描绘的经济衰退和贫穷落后景象，勾勒出建构新中世纪观的基本要素，认为“新中世纪可以归结为一个灵活性和多样性的时期，它经历了13世纪的商业化进程，它形成于14世纪危机的冲击，提升了适应变迁的能力--削弱的贵族，四处流动且较少受到限制的农民和生机盎然的工业和城市。这一时期的许多特征，从家庭结构到耕作方式，与盛行于16、17世纪的极为相似”。[1]40这样，戴尔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转型问题引发的结构性变迁，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近代早期，从而将中世纪结束问题设定为一个开放的讨论平台，呈现出全新的学术样态。侯建新教授和龙秀清教授总结了近二十年英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向，认为在农民与市场、城市化、农民日常生活、转型等重要问题上，都取得重要进展，“近年来的研究不仅改变了中世纪的面相，也使得农民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4]
    二是新中世纪史学拓展了研究对象，将旧中世纪观没有关注的对象都纳入到新中世纪观聚焦的内容，从而使新中世纪观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当今西方学术界，后现代主义方兴未艾，后现代方法耳目一新，对史学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后现代史学极大地开阔了中世纪史研究的新视野，推动创立了新中世纪学（New Medievalism），②威廉·帕登（William Paden）认为“新中世纪学就是后现代中世纪学”。[15]91保罗·弗里曼（Paul Freeman）和加布里埃尔·M. 施皮格尔（Gabrielle M. Spiegel）认为，新中世纪学在三个方面对中世纪进行了再发现，一是女性史和性别史的出现，从而使得学术关注点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的、家庭的和身体的领域；二是新文化史兴起，引发话语研究，历史学变成一种知识考古的形式；三是在语言转向的影响下，出现了把文献作为文本而不是资料来解读的转变，新中世纪学“不再是一门事物和行为的科学，而是话语的科学；不再是一种事实的艺术，而是事实的编码”。[16]694－697新中世纪学关注的内容也转向对异端的镇压、犹太人、犹太教－基督教关系、犯罪、儿童、大众文化、同性恋和其他边缘群体，曾经边缘化的主题成为新中世纪学关注的中心：乱伦、受虐狂、异装癖等等，新中世纪学还包括许多怪诞的主题：死亡、脓汁、传染、污秽、血液、落魄、屈辱、阉割、痛苦和尸检。即使在传统的封建研究领域，也开始逐渐强调暴力作为驱动封建机器的动力。[16]699－700由此可见，新中世纪学笔下的新中世纪观呈现出一幅前所未有的、复杂多样的形态，完全打破了传统中世纪观的中世纪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