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对新中世纪观的三重视野进行了简短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总结和延伸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新中世纪观之所以会呈现三重视野，与二元思考模式密切相关，从而使得中世纪意象从一开始就是想象与史实的杂糅。为了确立现代性，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就形成了中世纪/文艺复兴、黑暗时代/觉醒时代、迷信/理性、团体/个人、落后/进步等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17]xi“由于启蒙运动，‘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成为常识性话语。在启蒙运动的话语霸权主导下，中世纪就成为线性进步、科学理性的对立面。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中世纪自然地等同于蒙昧无知、落后腐朽。”[15]92
    但是在启蒙运动构建现代性的进程中，理性主义也迎来了自己的对立面--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将中世纪的北欧神话、骑士生活等视为构建浪漫主义意象的来源，从而开启了浪漫主义想象与史实的混合。就如同理性主义一样，浪漫主义内部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二元中世纪历史意象。正如以赛亚·伯林指出的那样：“一边是术士巫师，幽灵怪物，壕沟死人，围着中世纪古堡吱吱作响的夜蝙蝠，沾满血迹的鬼魂，吓人的沙哑嗓门，从一道道神秘而可怕的沟壑深谷向你扑来--另一方面，安详有序的中世纪宏伟景象以其比武盛事、传令使者和教士牧师体现了根本不可动摇的内在稳定。”[18]135浪漫主义的这两种不同意象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冲击了那些早期工业文明城市的日常现实。[18]136
    在进入后现代之后，后现代主义又一次对现代性进行冲击，但后现代以后现代性来对抗现代性，以对“表象”（representation）的研究代替对“现实”（reality）的研究，[19]以多样性取代统一性，斯蒂芬·G. 尼科尔斯（Stephen G. Nichols）认为，新中世纪学是一种对浪漫主义中世纪研究的修正运动，[20]弗里曼和施皮格尔也认为“他们复活了19世纪中世纪学的浪漫主义和反现代的魅惑”，[16]693让新中世纪史陷入了二元对立之中。当然，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张力中，新中世纪观才建构起摇曳多姿的多重意涵，从而让想象与史实的糅合成为新中世纪观的最重要特征。
    （二）后现代主义给史学带来全新的分析方法，后现代中世纪史对新中世纪观的形成影响甚大。张乃和教授指出：“后现代影响下的新中世纪学更加强调特殊性，更加关注多样性，更加重视人的思维属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这种新中世纪学转变到了文化人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21]但是也要看到，后现代给史学带来了碎片化的危机，消解了史实的客观性，史学有被彻底颠覆的危机，后现代甚至已经宣布“历史之死”，[22]201因此，在运用后现代方法建构新中世纪观的时候，更要注意不能将想象无限放大，变成没有史实基础的想象，变成文学。正如法国年鉴史家勒华拉杜里所言：“此时此刻，史学应该有所坚持，拒绝自恋的倾向，切莫顾影自怜。在某些角落里，‘历史已死’的呼喊固然响彻云霄，但史学必须勇往直前，穿透魔镜去追寻新的世界，而非找寻己身的映照。”[22]208
    当然，后现代的新中世纪学虽然试图解构传统中世纪史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但它仍以中世纪命名自身，只在前面冠以“新”的界定，以示与旧中世纪观的差异，表明它仍接受传统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历史三分架构，没有摆脱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史学范式。况且新中世纪学“通过诉诸于文化‘他性’和拉伸时间并不能抹去或者解决作者/读者关系、真理与表象、作者意图与读者感受等重要争议，对严谨治学者来说，仍在几个前现代领域存在尖锐的挑战”。[17]122因此，追寻和复原历史真相仍是新中世纪学的紧要任务。近年来，邦尼·惠勒（Bonnie Wheeler）主编了“新中世纪”系列丛书，主要是对中世纪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特别强调妇女史，强调女权主义和性别分析。邦尼·惠勒指出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是复原中世纪妇女的历史”。[23]因此，新中世纪观的基础仍然是历史事实。
    （三）对中世纪的想象和偏见都是由于对中世纪的复杂史实没有全面了解，因此中世纪史研究只有在宏观和细微之处都得到推进，新中世纪观才能更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建构新中世纪观也不能完全剥夺想象的功能。一方面，不管是想象的新中世纪观还是基于史实的新中世纪观，都是“一种对中世纪的现代诠释”，[1]17都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史学研究虽然不赞成把新中世纪视为人类发展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但想象的新中世纪观从深层次上看，也具有部分历史基础，特别在文学艺术领域，新中世纪观是在部分史实建构起的中世纪意象基础上的再创造，因而丰富了中世纪的意涵，成为西方学术思想和大众文化内在的一部分。抛开意识形态的层面，从学理上看，想象的新中世纪观是西方小说、绘画、电影等文学艺术的不竭源泉。如托尔金作为一名中世纪专家，[24]凭借对古代和中世纪神话元素的掌握，再加上瑰丽的想象力，创作出《霍比特人》、《魔戒》等畅销小说，并成为电影创作的绝佳素材，为没有神话的英国创造出了“英格兰的神话”。[25]另一方面，在建构新中世纪观的过程中，也不一定必须完全抛弃想象。马库斯·布尔（Marcus Bull）探讨了中世纪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学术史有时竭力突出疏离的形象，将自己置于大众文化繁忙的漩涡之上。公平一点来看，人们常说，研究历史达到先进水平的好处之一是能让人们看穿存在于公共领域的关于过去的错误观念和半真半假之处。另一方面，学术疏离思想也可能走得太远。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况，很快就会沦落为虚伪的装模作样，严重低估大众文化在我们所有人生活中的意义。向大众文化开放对你的学术健康并非错误，也无害处。”[26]因此，新中世纪史研究需要在想象与史实的张力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从而找到一条走出中世纪史迷雾的路径。
    注释：
    ①Otto Gerhard Oexle. The Middle Ages through Modern Eyes. A Historical Problem: The Prothero Lecture[J].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Sixth Series, Vo. 9, 1999: 124；19世纪以来兴起了中世纪村庄共同体的研究，一些人把村庄共同体和城市行会想象为生活品质如自由、平等、友爱的榜样，见Clive Dewey. Images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A Study in Anglo-Indian Ideology[J].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6, No. 3, 1972: 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