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常自诩为世界上最平等、最民主的国度，但现实的美国却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国家。它按照社会阶级划分社会等级，人们由于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在美国社会中，绝大多数黑人因其群体特征，即肤色--种族特征而被划入社会底层，他们被剥夺了享有与白人同等待遇的权利。尽管本世纪持续不断的黑人由南部农村迁往城市的大迁徙运动，绝大部分原因出自逃避南部的种族主义，但由于北部和西部黑人人口逐渐增多，造成城市中就业竞争加剧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与恶化，白人敌意加强，结果是使种族歧视与隔离由基本限于南部的地区性问题蔓延为全国性的问题。
    本世纪以来的两次黑人大迁徙，使南部的农业人口迅速向城市人口转变，美国各大城市中黑人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所占城市人口的比例更是越来越大。到1970年，美国黑人人口中81.3 %为城市居民〔1〕。黑人已成为当今美国最为城市化的一个民族。而且，不少城市中黑人人口已超过全市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使得城市特别是北部城市中的黑人问题愈演愈烈，城市中种族歧视与隔离有增无减。黑人的居住、就业与教育这三个主要社会问题，相互交织，恶性循环，构成20世纪美国城市种族聚居区的核心问题，并成为美国政府和黑人运动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聚居区--黑人居住隔离
    今日美国北部城市中种族隔离居住模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黑人第一次大迁徙。聚居区史学派的著名学者阿伦·斯皮尔在其对芝加哥黑人聚居区的调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1914年大迁徙前，芝加哥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种族聚居区，市内不多的黑人基本上散居于各个社区邻里中〔2〕。 社会学家奥利弗·祖兹对底特律市的黑人增长情况做了系统考察，发现在1908年时，底特律尚无黑人聚居区，甚至到1915年时，黑人的居住仍散布全市〔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开始了第一次黑人大迁徙，随着黑人人口的激增，当黑人再度试图去白人居住地段找房子时，他们遇到了白人居民和房地产经纪人的强烈抵制，于是北部城市出现了第一批种族聚居区。
    二战开始后的第二次大迁徙使越来越多的黑人涌入城市，第一次大迁徙产生的种族聚居区不断发展扩大，在美国北部各城市又出现了第二批种族聚居区，而且是随着黑人的不断到来而恶性发展。北部城市中的种族隔离居住模式已成为极普遍的现象。
    当代黑人作家克蒙德·布朗真实地记载了南部最贫穷的人--黑人分成制佃农在来到被描绘为充满无限经济机遇，并且没有“肤色问题”的纽约后，却发现这块“希望之乡”是“一个贫民窟聚居区，满腔仇恨和愤懑的人拥挤在这个大城市肮脏腐臭，遍是被白人抛弃的破旧房子地带。”〔4〕由于白人的种族歧视和抵制阻挠， 黑人根本无法住进白人社区，所以当城市黑人人口在成倍增长时，大批新来黑人仍被迫挤进早已拥挤不堪的黑人聚居区。例如在底特律市，1940年时该市约有15万名黑人居民，到1941年夏就已激增至近19万名黑人。这导致该市住房问题紧张，由于该市的“习惯与法律惯例”，黑人只得住在原已拥挤不堪破败肮脏的种族聚居区中。1943年该市住房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有关黑人居住隔离的政策，并声称：底特律市住房委员会“尊重底特律社区中的种族特征”，“决不对此做出改变”〔5〕。
    二战结束后，黑人涌入城市的速度并未减弱。1950年时，黑人占巴尔的摩市总人口的20%，但仅占用该市2%的房屋。 洛杉矶一块以前住过7000日本人的地方却拥挤着3万多黑人居民。在芝加哥， 每一平方英里住9万黑人，但仅住2万名白人。而且城市黑人的住房质量远不能与白人住房质量相提并论，黑人城市住宅有24%没有自来水、私人厕所或浴室设备。而美国城市全部住宅中只有10%没有这些设备。1952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此这样评论道：“今天黑人公民在全美国的劣等居住情况下束手无策。”〔6〕
    50年代美国黑人的迁徙人数与速度都在增多加快，在这十年中，仅纽约市的黑人人口就增加了46%，底特律黑人增加了60%，洛杉矶黑人增加了96%，密尔沃基的黑人人口增加了187%〔7〕。城市黑人聚居区问题越发严重。同一时期，又有大批军人复员重新安置，战后生育高峰，50年代美国增加了28%的人口，而且这些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中。这诸多因素造成的城市人口激增，使战后初期和50年代美国城市普遍出现房荒现象。1949年初，纽约莱维特父子公司在纽约长岛的纳索县买下一块1500英亩的马铃薯地，并开始在此建造一批共有17500 户单元住宅。正苦于住房紧张的纽约市白人中产阶级纷纷前来购买，争先迁往市郊，其它各大城市也竞相效仿，白人郊区化趋势加强。战后美国经济的腾飞，市郊高速公路的大批修建，以及交通工具的日益普及、便利，更促使大批白人中产阶级放弃城市中心地带，搬迁到郊区居住。由于战后在郊区新建的住房都是由私人修建的，几乎仅限于出售租借给白人，所以城市中不断增多的黑人只好住进白人腾出的久已失修破旧的住房里。白人向郊外徙的人流为不断涌入城市的黑人迁徙人流所平衡。 1950 ～1960年间，据统计美国12个大城市有200多万白人迁往郊区〔8〕，这样， 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在城市中所占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 这12个城市中的某些城市的黑人人口已超过城市居民的一半，或接近于一半。然而，黑人并未走出种族聚居区，而是被进一步与白人隔离开来。
    对黑人的住房歧视不仅仅是私人的行为，而且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战后联邦住房政策进一步促成了黑人聚居区的发展。在联邦住房管理局对联邦资助的住宅制定的条例中就有种族隔离的规定，即“邻里间如欲保持稳定的关系，就有必要使房产继续为相同的社会和种族等级所占有。”这无疑是加深美国邻里间的种族偏见与歧视。联邦住房政策中对黑人居住隔离带来最大恶果的是1949 年开始的“城市更新城市”（Urban Renewal Program）。这一计划的主旨是解决城市内混合居住区的破败萧条状况，美化城市，它主要是在白人居住区内或附近清除贫民窟--黑人住房。用美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冯埃卡特的话，这一计划是将“消灭贫民窟这一高尚目的与阻止黑人进入白人社区的自私动机混在一起。”〔9〕在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 联邦政府是先将城市内的破败混合居住区或黑人聚居区的一片土地购买来，然后通常是再将该地块承包给私人建筑公司用于非居住建筑或建造豪华住宅，以此获利。在50年代，旧金山的黑人聚居区菲尔莫尔在拆迁前，黑人住在一些破旧的公寓大楼里，每套单元住房每月房租为39美元；然而拆迁后，在这地块上新建的是每套共有三个卧室的豪华型公寓大楼， 每套住房租金为每月595美元。这种住宅绝非低收入家庭所能承担，于是拆迁时搬进其他低房租黑人聚居区的黑人家庭无法再重新搬回原住址，这无疑使旧金山的黑人聚居区状况进一步恶化〔10〕。据美国民权委员会1965 年6月对美国77个城市的调查，在这77个城市中共进行了115项复兴计划工程，有4.3万户家庭被重新安置，其中3万户为非白人家庭。 这些非白人家庭只有一小部分在政府公共住房中重新定居，大部分迁入了早已拥挤不堪的其他黑人聚居区内〔11〕。对这些城市更新土地使用情况调查显示：用于公共事业如公园、停车场、娱乐设施等的土地面积占37%，作为商业和工业之用的土地占27%，只有36%用于住房建设〔12〕。而这些住房又基本是为上层阶级设计的。所以，据统计，1950～1960年间，芝加哥新建造的28万套住房，黑人所得不足0.5%〔13〕。
    黑人因种族原因被排除在一般住房市场之外，破败萧条的城市聚居区成为极大多数城市黑人能找到住房的唯一地方。据统计，1950年在纽约市68.2%的黑人住在完全隔离黑人区，仅29.9%住在混合区；而在白人中，65.9%住在完全白人区，32.8%住在混合区，芝加哥黑人中81%住在完全隔离区，底特律和圣路易斯都有74.1%的黑人生活在完全隔离区〔14〕。大多数黑人又因经济原因被迫住进人口高度密集地区的非标准的破旧住房。据1960年的一份有关调查，大约70%白人的住房为标准住房，而70%的黑人是居住在非标准住房〔15〕。较之50年代，黑人住宅状况进一步恶化。对这些非标准住房，白人房主从不加以维修，致使许多黑人住房摇摇欲坠。但房主却对这类住房征收超标准房租。1968年，国内动乱总统咨询委员会基于对新泽西纽瓦克市的调查，指出，“非白人一直在为住房付出比正常价格高出10%的‘肤色税’。这种情况在国内大多数聚居区中都存在。”〔16〕70年代这一状况也未能改善，据1975年的一份调查，纽约市的黑人所交房租要高于正常价格的3～6%〔17〕。
    黑人不只要为其住房付出更高的费用，而且还不得不为食品和一切生活必需品花费比白人更多的金钱。据1966年《纽约邮报》调查，“哈莱姆的食品价格比全市平均价高20美分。同样的肉，在哈莱姆每磅售价1.69美元，市内平均价为1.15美元。”〔18〕
    由于居住上受到严格限制，黑人被迫与白人相隔离，随之产生了北部城市中事实上的学校种族隔离体制。黑人不得不接受相对差的教育，进而又加剧了黑人的就业问题。
    二、教育--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学校体制
    在北部城市，黑人儿童所碰到的教育问题与南部不同。在1954年之前，南部各州的法律明文规定黑人儿童不得进入白人学校，只能在黑人学校就读。为此南部黑人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最终于1954年赢得了取消公共学校种族隔离的法院裁决。但最高法院这一裁决却只适用于南部，因为北部并没有一州在法律上规定黑人儿童不得与白人儿童同学校学习。但北部许多城市的教育法中却规定：儿童应就近在他们所居住地区的学校上学。由于北部严重的种族隔离居住模式，这一规定实际上就造成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学校体制。这一隔离体制由于不受法律制裁故更难以消除。
    1960年时，在纽约市的589所小学中，有95所学校的学生95 %为黑人儿童，全市125所中学中22所中的黑人学生占全校学生的85 %以上〔19〕。隔离的学校是不会存在平等的教育的。这种隔离学校体制造成的后果是黑人学生的文化水平要比白人学生低得多；60年代黑、白中学毕业生的“成绩水平”有着三年的差距。如60年代初对哈莱姆聚居区20所小学和4所初级中学的调查，1960年时在校学生为31469人，基本上都是黑人学生。这些学校教师中仅有50.3%持有市教育委员会颁发的许可证书（纽约市全部学校平均为78.2%的教师得到许可证书）。在对三年级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调查中发现，高于标准程度的学生占21.5%，低于标准程度的占30%，与纽约市和全国三年级学生阅读能力相比，哈莱姆三年级黑人学生阅读能力要远低于纽约和全国同级学生的中等水平，六年级学生的差距就更大了，只有11.7%的学生高于标准水平，低于标准水平的高达80%，仅相当于纽约市四年级学生的平均水平。进入高中以后，来自哈莱姆聚居区的黑人学生已比纽约市同一年级的学生差有三年程度〔20〕。哈莱姆聚居区中的教育差距说明了黑人学校教育质量低劣，造成了学生群体程度不断下降。当然，这并不是哈莱姆特有的现象，而是美国黑人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费城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亨利·尼科尔斯1967年在电视中指出，75%的黑人学生到毕业时将是“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s），其原因在于学校官员对黑人的态度〔21〕。
    还有一个造成黑人学校教育质量低劣的因素是教育经费不足。美国各级公共教育经费均由税收支付，这样，大部分负担落在州和地方社区身上。其中州政府提供了全部公共教育基金的40%，10%来自联邦政府，而余下的50%则来自地方学区，并且几乎完全来自财产税。由于各社区之间财力差距甚大，学校的设备、质量和教育计划有着明显的不平等，也造成了一种极不公平的现象：“贫穷地区的贫穷公民常常要为孩子的劣等教育缴付比率很高的地方税；而富裕地区的有钱人的孩子享受优等教育，所付的地方税却较低。”〔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