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罗多德研究中，以莫米里亚诺为代表的学者始终将希罗多德及其著作置于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强调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典史学是西方现代史学的基础。①然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面对后现代理论对史学的全面冲击，以及由此对古典史学产生的种种质疑中，这一传统思路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不少西方学者从书写风格、叙事方式、材料的使用以及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等多方面，质疑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由此进一步否认他们作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比如，1986年罗伯特·康纳在一次以希罗多德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中指出，希罗多德写作的目的或许并不像我们传统上认为的那样，倡导并且力行“尽最大可能的准确地叙述过去的事件”②。又如，伍德曼在其著作之序言的开篇，就引用了阿特金森在《历史中的知识与解释》一书中的一段话：“从外表上看，人们倾向于认为，历史学从古典到现在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许多的专业史家却认为，在19世纪初，这一学科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有人认为规范的历史学开始于那一时期。”③换言之，在他们看来，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与古典史学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
    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研究性的转向，并非因为希罗多德所记载之真实的可靠性。传统研究的主题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似已无法取得更大进展，因而有关学者只好转向对写作风格及语言方面的探讨。事实上，在古典学界，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真实性”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讨论背后的时代精神、问题意识、评价标准却很不一样。因为在不同时期，历史写作被赋予和承载的意义不同，人们思考的角度不同，想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西方学者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评价自然也就颇不相同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当然不是希罗多德及其著作发生了变化，究其根本是研究者对历史及其研究历史的这门学科--历史学--的理解和要求有所不同”④。
    毋庸置疑，这种研究的新取向的确进一步拓宽了我们对于古典作家的理解，但同时，这些怀疑论的观点也对其著述作为历史著作的地位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本文想要探讨的是，由希罗多德所开创的这种新的叙事形式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探究”？这是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抑或只是一种文体上的变化？如果我们承认它是一种新的认知方式，那么，能否断定其已开始具备“历史研究”的意味？这种探究方式与现代史学之间有无实质性关联或承接关系？
    一、historia的含义
    一般来说，古代作家在作品完成之后，往往在其卷首加上一段序言，以宣告其写作目的，并由此展开其主题。希腊化时代亚里山大里亚的校注家则按照惯例挑选其作品第一句话中一两个重要的词作为书名，historia一词便是他们从希罗多德著作的第一句话中所挑选出来的关键词。据统计，希罗多德在其著述中使用了historia 22次。众所周知，英文中的“历史”（history）一词是由古希腊文historia转化而来的。最早在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18卷和23卷中曾出现histor一词，它是指那种能够从诉讼双方的讼词中调查出真相并作出判断的人，其身份类似于仲裁者。赫西俄德在其诗篇中也使用了这个词，意指了解情况或有技能的人。而historia作为动词historein的名词形式，意为“调查研究”或“探究”。historein则可视为意指histor的行为特征，即在诉讼中查找正确的说法，意为“询问”或“探询”。
    最先使用historia一词来指称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的是爱奥尼亚的思想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是泰勒斯。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爱奥尼亚地区的哲学家们普遍用historein的方法来研究宇宙的生成、万物的起源，然后再用散文的形式将他们经过自己理性判断后的结果记载下来，即是所谓的爱奥尼亚地区的知识革命。他们的方法影响了另一些人。这些人被称为散文纪事家或史话家（logographer），其中的代表是赫卡泰乌斯。不过，后者的兴趣和关注点已不再是宇宙的秩序和规律，而是人间的社会。他们开始实地调查异域民族的地理与风俗，不仅通过实地观察，也通过对目击者的询问来获取证据、收集资料，在加以甄别和判断后，同样用散文的形式将他们调查的结果记载下来，没有了格律的限制，思想的表达变得更加自由。赫卡泰乌斯公开宣称：“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关于希腊人的传说是纷繁复杂、各异其趣的，但据我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⑤这段话表明了一种谨慎求实的态度。应该说，赫卡泰乌斯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荷马以及赫西俄德的意义上，追溯人类持续不断的行为业绩。
    如果说赫卡泰乌斯那一代的散文纪事家受爱奥尼亚哲学家的影响，在其著述中已初步表现出一种从人出发之探究精神的话，那么到了希罗多德时期，这种探究之精神与方法则成为一种更加自觉的行为。“探究”一词不仅出现在其著作卷首，而且贯穿于《历史》中。希罗多德始终都在强调这种“探究”的态度，他不断提到：“以上所述都是我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历史》2.99）“我是按照我自己所相信的来讲的。”（《历史》2.120）“但是我以为这不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而是还有另外的原因。”（《历史》7.133）而在遇到有问题的地方，他也会坦率地表示：“然而我个人觉得不可索解。”（《历史》4.30）“我说不确实了。”（《历史》7.152）。
    可见，他倾听、选择、记录听到的内容，同时又保留着自己批判的权利。在没有旁证可以参照比较的情况下，他姑且记录下来，但他并不轻信，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提请读者注意，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可以说是在当时情况下最可取的态度、最彻底的批判精神。⑥
    然而，在希罗多德之后，historia并未就此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修昔底德根本没有使用它，他用的是其他词语，但同样表明了这种探究的思想。他使用“发现”来表述他对希腊早期历史的研究，对同时代希腊的研究，他使用的词语则具有“搜集并把他们记载下来”的意思。可见，修昔底德并非是简单地重复传说或他人的回忆，而是在一个自己选定的主题上加以叙述和解释。至于他为何没有使用这一术语，西蒙·霍恩布洛尔认为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这一术语与希罗多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等同于希罗多德；而修昔底德极力要将自己与希罗多德区分开来，因此他没有使用这一术语。二是这一术语当时尚未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真正的原因恐怕应该是后者。⑦
    色诺芬及大多数公元前4世纪的古代作家均未使用“探究”一词来指称他们的著作，只有亚里士多德例外。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不仅创造了历史学家（historikos）一词，而且第一次指出历史与诗不同，认为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情，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⑧这大概是古典文献中最接近于现代有关“历史”和“历史学家”的理解，当然，这仍是在一个比较宽泛的基础上使用该词。
    亚里士多德之后，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一些著作残篇中，也有部分作品以Historia为标题，但我们不能确定，这是作者本人所为，还是引用他们著作的后人加入，也不能确认他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该词汇。
    公元前3世纪80年代的一篇铭文中再次出现了historia一词，铭文的内容是莱斯马库斯（Lysimachus）给萨摩斯（Samos）公民的一封信，解决他们与普赖伊尼人（Priene）之间的领土纠纷问题。铭文第十二行中说，普赖伊尼人根据Historia和别的证据及文件证明，巴提耐提斯（Batinetis）是属于他们的。⑨此外，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菲拉库斯（Phylarchus）也是用这一名称为其作品命名。⑩至此，historia才成为与我们今天的“历史”精确对应的词，即具有了今天专业意义上的含义。
    以上对historia一词所做的词源学追溯表明，（11）“探究”（historia）一词成为“历史”（history）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12）汤普森说：“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知识文化上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希腊人的思想表现开始从诗歌的形式过渡到比较偏重于思维的形式。”（13）既然公元前6世纪是过渡时期，就必定存在着多种思想与方法的可能性，且任何一种思想与方法都还没有完全定型，都还有待于在未来的时间里逐渐成形并具备各自不同的特征。我们于此看到，“探究”这种新的认知方式的确与爱奥尼亚的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爱奥尼亚思想的语境是我们理解希罗多德的唯一具有掌控性的语境，更不能进一步推测，将希罗多德与爱奥尼亚的思想家们视作同样的人。虽然我们从不否认赫卡泰乌斯这位前辈对希罗多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以往那种认为从散文纪事家到历史著述这样一个直线发展的模式，现在却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随着早期希腊著作残篇的系统整理和出版，以前学者认为希罗多德可能引用了大量散文纪事家作品的观点遭到否定。一些以往被认为是希罗多德前辈的散文作家实际上是与他同时代的人，而这种直线发展的模式简化了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14）
    总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语言学转向对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会因为语言本身的局限，带给这种研究模式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欠缺。语言本身并不能产生思想，虽然它有助于我们对思想的理解、讨论的展开。因此，词源学上的考证、语义学的分析是必备的基础，但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全部。纯粹执著于词源学知识，并不一定就代表着更接近于真实。更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词，特别是一个被思想家们赋予了深刻含义的词，它可能在不同时代、甚至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思想流派中都会产生变化，（15）事实上，我们已看到，从爱奥尼亚的思想家到希罗多德时代的知识精英对“探究”这个词的理解就不尽相同。一种新认知方式产生的思想背景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在它们之间作同等同质的认定。
    具体到希罗多德，这种“探究”的方法虽非其首创，他也没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并系统论证，但他自觉地将其作为叙事的首要方法。自希罗多德之后，那些研究人类过去发生的事件的人，那些研究社会演变的人，都会将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见解加进去。这种对材料的选择、批判是为了给正确的判断和解释提供一个事实基础；而历史学的目的，就是要在事实基础上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从而使它具有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里说希腊人“不是最早用编年形式记载人类活动的人，然而却是最早采用批判方法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开创了历史学”（16）。
    尽管希罗多德强调的主要是他探究的“方法”，而非探究之“领域”，但每个知识领域之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其方法之特殊性而确立。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认识方式与探究对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而应视作一体两面，甚至一体多面。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的著述中，虽然涵盖对其他领域的探究，但“人类的事情”始终是其探究的最重要的领域。因此，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希罗多德之“探究”与后世的“历史学”，可以认为是契合的。在此意义上，他被称之为西方“历史之父”，一点也不为过。这正如凯利所说：“他不知道他正在开创一种文学流派、一种标准，从根本上说是一门学科，两千年后，它成为科学和专业的基础。”（17）
    二、希罗多德的“语境”
    近一二十年来，在对于希罗多德当时所处的思想文化语境的讨论中，除了认为他受到爱奥尼亚思想传统的影响外，还有人认为希罗多德很有可能受到了公元前5世纪下半期新兴思潮的影响，这其中以罗萨林·托马斯的《语境中的希罗多德》（18）尤为引人关注。
    在讨论罗萨林的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溯一下古典学界与“他者”理论相关的一些讨论。众所周知，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者”理论几乎成为学术界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在希罗多德研究中也不例外。阿尔托格等人认为，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就是为了树立一个相对于希腊人自身文化的“他者”形象，异域的习俗正是确认希腊人自身身份的一面“镜子”（19）。保罗·卡特里奇也认为，“自我”与“他者”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贯穿于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之中。（20）在此基础上，瓦苏尼亚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研究思路，认为从希罗多德直到亚历山大时期，在希腊人的表述里，埃及一直都作为希腊的“他者”而存在；（21）并由此推论，正是由于希腊人长期以来将埃及视作“他者”，这推动了亚历山大大帝对埃及的征服，甚至影响到了1798年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乔纳森·霍尔结合“他者”的理论与“身份认同”的问题，认为希腊人一方面通过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来重构自己的谱系，另一方面则通过作为对立面的“他者”来认识自己的特征。（22）伊迪丝·霍尔等人也强调，希波战争后，希腊人通过逐步建构起一个蛮族的“他者”形象，从而实现对自我的界定。（23）
    然而也有许多学者对这种思路提出了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伯纳尔，他认为希腊文明深受埃及和腓尼基的影响，由此判断希罗多德异域叙述的目的是找寻希腊文明的埃及源头。（24）与此观点相类似的学者还有罗萨丽亚·穆森，她认为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并不为了强调希腊人与异族的不同，恰好相反，他是在找寻两者间的相同之处。穆森还进一步指出，希腊人与异族的语言甚至是可以转换的，以此来证明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并非是在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25）
    罗萨林·托马斯则彻底抛弃了“自我”与“他者”或对立或交融的语境模式，转而强调要将希罗多德置于“他的语境”（his context）当中，即希罗多德所处时代的希腊语境；并断言希罗多德的叙述不仅受到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影响，更是深受他生活于其中的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新兴思潮，如希波克拉底派医学以及智者学派的影响，特别是后者。托马斯认为，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是为了反驳希腊人内部将异族蛮族化的认识，他以最古老的埃及作为分析对象，不仅可以由此建立起其探究结果的权威性，而且也将探究结果由遥远的过去推至当时。托马斯认为，希罗多德的语言风格、叙述方式其实具有很强的论争性，他不仅使用了与智者相同的概念及思维模式，讨论了相同的问题，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总之，托马斯认为他叙述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由此，她将希罗多德也视作一名智者。（26）然而，托马斯著作为人所诟病之处在于，她分析的主要是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并未涉及希罗多德叙述中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即“人类的功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也使其论著的说服力打了折扣。（27）
    我们可将托马斯的论述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古典作家及其著述进行论述的潮流结合起来看，这一学术思潮曾在美国引来大批的追随者，至今仍不乏其人。这是一种研究思路的重大转向，它使得希罗多德研究从实证主义的考察转向了语言学上的辨析，即从讨论希罗多德的叙述是否真实转向追问希罗多德为何那样叙述？的确，这一视角不能不说是对古典作家的理解中一种另辟蹊径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积极意义。但这并非是今日学者的“洞见”，事实上，古代书写形式中修辞所占的重要地位为历代学者所洞悉，且不说古典作家中有哈里卡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琉善对此专门的论述，后世如耶格尔、汤普森、莫米里亚诺等大家也都曾提及。但由此就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称之为智者或修辞学家，则不能不说是当代学者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