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西方史学在专业化之前与文学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也不十分严格，应该说，希腊罗马的古典史学几乎从一开始就与修辞学联系在一起。古典史家们将修辞学的技巧运用于历史写作之中，力图把第一手的史料和记忆转换成可读性较强的叙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分析，于是，富于文采、讲究修辞几乎成为古典史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件大事。凯利认为，这种历史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与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转向”以及当代所谓“新修辞学”的观点有许多类似之处。由此，他认为：“这些文学和对‘话语’的关注当然是西方史学传统恒久的，或者说是反复出现的特征。”（28）凯利的话表明了西方学术界的一种趋势：近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相关语言学理论的推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强调修辞学与古典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修辞学元素对理解古典史学的重要性，并将这种解读的方式具体运用于不同的古典史家身上。
    修辞与史学的结合的确使历史叙述和分析变得更为完善与合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修辞学对古代历史学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都不能否认古典史家所从事的仍然是历史书写，而非撰写修辞学文章。哪怕是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对修辞手法的运用、对悲剧诗人笔法的借鉴，也仅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非其著述目的之所在；我们不能据此以为，他是在写作一篇纯粹遵循修辞学原则的作品或是在创作悲剧。事实上，无论从方法上还是思想上，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新的智慧探寻方式的自觉实践者，他们有自己明确的叙事逻辑（即史观）、对自己这种“探究”式的历史写作有着清晰的认识。而这种“探究”即是后世学科化以后所称之为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就如同苏格拉底一样，虽然从古至今都有人将其视为智者之一，但学界主流仍将其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也不能因为希罗多德使用了修辞的手法或具有某种文学的风格，从而否认其古典史家的身份和地位。
    此外，在论述希罗多德所处思想文化语境的著作中，无论是托马斯所强调的“他的语境”，还是那些提出“他者”与“自我”或对立或交融观点的学者，他们大多是在运用一些当代的概念去分析古代文本，（29）观照希罗多德时代知识精英的思考，并聚焦在对一些概念或词语的辨析上，由此得出或顺应或反对的结论。这样的思路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或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问题是，他们在有意无意之中或多或少地脱离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即城邦的语境。让-埃尔·韦尔南曾指出：“城邦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一个开端，一个真正的创举；它使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呈现出新形态，后来的希腊人将充分体会到这种形态的独特性。”（30）的确，城邦制的建立及其特征，正是希腊古典文明得以产生、兴盛，又终至衰落的根源所在；同时，城邦社会也是希腊人思想及叙述方式发生变化的社会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希腊人有了对自身历史及其周边世界进一步认知的渴望。当然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有着那个时代、那种国家形态下的鲜明特征。倘若抽离了这一大的时代背景，那将致使所有的讨论如同一场场在思想的空中楼阁中所展开的大辩论，显得华丽而苍白。（31）
    三、在诗与史之间
    将希罗多德从传统史学史的视角中脱离出来转而探讨希罗多德的叙事方式的学者认为，关键不在于希罗多德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是怎么说的。于是，有学者重新强调希罗多德与荷马的相似性。这在当代学者中以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格里高利·纳吉为代表，他主张将希罗多德从修昔底德、色诺芬、波里比乌斯等为代表的希腊史学史发展脉络中脱离出来；而将其文本置于文学史的背景下进行解读，认为希罗多德与品达代表的弦琴诗、荷马代表的史诗是一脉相承的。（32）然而，实际上，这也并非是现代学者的“发现”，早在古代，希罗多德就被认为是“最荷马的”。首先，就形式而言，《历史》是荷马式的。略举几例：其一，开始的卷首语使用了有类似史诗中“序诗”结构，同样是为了宣告其著述的目的，并由此展开主题。其二，在《伊利亚特》中，我们经常看到，在介绍某位英雄时，总会追述他的祖先及其家世。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对于书中重要人物也如此处理，比如，对在温泉关战役中牺牲的斯巴达王列奥尼达、波斯王薛西斯等，都花了不少笔墨来介绍其家族谱系。（33）其三，《伊利亚特》第十七卷一整卷的主题就是双方为争夺阿喀琉斯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的遗体而战，为此双方一共进行了4次争夺战。而《历史》第七卷第225节写到斯巴达军队和波斯军队为了争夺列奥尼达的遗体混战了4次。这样的战斗或许确实发生过，但为什么这么巧，也是4次呢？其次，在题材方面，《历史》也与荷马史诗相类似，因为它们都描述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大战，希腊人都最终取得了胜利。再次，在叙述手法上，希罗多德在很多地方也是学习荷马的。比如，荷马对奥德修斯返乡途中所遇到那些国家民族风土人情的描写，让人自然联想起《历史》中的类似章节，只是，前者想象的成分更重些，但是这种风格的类似非常明显。此外，希罗多德也使用爱奥尼亚的方言写作，尽管学者们考辨认为其所使用的爱奥尼亚方言与《荷马史诗》中所用的爱奥尼亚方言有所不同。
    除了形式上相似外，希罗多德似乎也与荷马一样，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是一位作家。因此，初读《历史》时，一位抱着纯粹以听故事为目的的读者，肯定会比一位想探寻古代历史的读者能获得更大的享受。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的时代，讲述和写作可以理解为是大体上重合的两个概念，讲述甚至包括了写作。“写作”只是“讲述”的准备状态；“讲故事”是“写东西”的高级形式，或者说是完成形式。讲述者和听众，有着一种当下的、直接的、即时的交流，而非后世的读者，只能通过书面文字去认识作者。据记载，希罗多德曾在人群聚集的雅典广场上当众朗读他的作品，获得一致好评，为此他还受到了奖赏。此外，希罗多德的叙事中多次出现的“环状结构”（ring composition），比如爱奥尼亚在全书中的三次被征服和两次反抗等，这也是其作品可能进行过口头表演的证据。这种环状结构曾大量出现于之前对史诗的吟唱表演之中，这种重复出现的部分不仅可增加口头表演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更是为了便于表演者与听众对其内容的记忆和理解。弗雷德里克·克罗伊策更进一步指出，希罗多德与荷马不仅在叙述的安排上，更在精神上、因果关系上都是一致的。他认为，“希罗多德从一开始构想撰写希波战争直到最后完成他的计划，不时出现于他的头脑中的是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34）。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指出希罗多德与荷马的相似之处，那么，作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的historia，其首创性何在？希罗多德固然崇拜荷马，力图以他为楷模，并在许多地方模仿他，但他们两者及其两部作品之间却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以卷首的序诗和序言为例分析。
    荷马以呼唤缪斯女神作为全诗的开头：“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致命的忿怒。”（35）进而又一次向女神恳求：“居住在奥林波斯山上的文艺女神啊……你们是天神，当时在场，知道一切、我们则是传闻，不知道；请告诉我们。”（36）由此可见，荷马的全部叙述本质上都是在转述神的回答。而希罗多德则在一开篇就首先声明：“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录下来。”（36）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希罗多德在此以自己的名字和籍贯取代了对缪斯女神的呼唤，并且还明确地告诉读者，这是我的“探究”（historia），即是说，这成果是属于“我”的，而非代神立言。同样是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史诗”和“历史”的分水岭就在于到底谁是话语的主宰？是神还是人？只有当人成为真正的讲述者时，真正的“探究”即“历史”才有可能开始。正是因为加入了个人的思考和判断，原来泛义的historia一词才有了全新的含义。康纳据此推断：“如果这是历史这一事业的起源，那么，历史学家就不仅仅是古物学家和人种学家，而且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即通过他们的公平评判，使社会趋于一致。”（37）
    其次，希罗多德所想要研究的是人事而非神事，他著述的目的就是保存人类的“功业”（erga），使之不被“遗忘”，且记录下来的东西应该是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因此，“有关于人的事务”、特别是“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便是他着力想要保存下来的“人类业绩”。这一方面告诉我们，“探究”这一新的叙述方式的出现意味着希腊人或希腊社会的兴趣和注意力的转移，即从对神、人的关注转向了对人的全面关注。（38）另一方面则表明，在记录之前，事件经过了人为的筛选，而这种有意识地搜集、陈列事实的行为恰好是历史认识的第一步，也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一步。因为“当一位历史学家试图进行历史叙述时，通过亲见（感知）、听闻（由说者的回忆而获得的想象）或阅读（由符号而获得的想象），在头脑中保留或构成大量的历史现象（历史印象或历史图景），他不可能一一详述；因而，不得不围绕着自己设定的叙述中心与认识目的，对历史现象进行有选择地描述，并将它们符号化为历史文本”（39）。
    再次，他特别强调要将希腊人和异邦人发生纷争的“原因”（aitie）记载下来，这表明其所记载的，除了单纯的事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探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史诗中诗人是向女神求问有关阿喀琉斯愤怒的原因，他说：“你们是天神，当时在场，知道一切。我们则是传闻，不知道；请告诉我们。”诗人在此对真相的探究是求助于神灵。而希罗多德则试图以自己的“眼见”和“听闻”来“探究”希腊人与波斯人发生纷争的原因。因此，诗人与希罗多德对于原因的认知源头就产生了区别，换言之，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希罗多德的认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自己的亲自观察和理性判断，而非单纯地代神立言，或是凭借神圣的记忆来还原英雄的事迹。
    如果我们同意维科所认为的，人类从以感觉和想象为主而“缺乏反思能力”的野蛮思维，过渡到具有“充分发展的人类理性”的文明思维，其特征是“思考”与“观察”，这在历史学科中，就表现为求“信”的目的，即确凿可凭性，它必须通过仔细的观察、证据的检验和理性的批判才能成为最确凿可凭的知识。（41）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希罗多德所做的“探究”就正好介于诗与史之间，希罗多德的时代还没有出现那种对于“历史”加以紧密及连续编排的明确意识。因此，作为历史书写的发端，希罗多德的《历史》既不再完全等同于荷马史诗以神话思维为框架的“诗性的历史”，又尚未成为“学科化的历史学”（42）。总之，由于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离学科化的时代还很遥远，他本人的认知方式及其著述方式也都处于史诗与历史写作的中间过渡期，或史诗、史学、戏剧以及修辞、哲学等各个领域尚未严格划分开来的知识混合期。因此，其著作必然会呈现出多种特征，涉及多重范围，他叙事中的不完整性以及叙事中的戏剧化安排等，正好说明当时正处于一个历史学的混沌的发生期。
    四、结语：作为智慧探寻者的希罗多德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公元前8至前3世纪是一个思想十分活跃、文化异彩纷呈的时代，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里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43）。对于这种人类精神的觉醒，刘家和是这样定义的：“所谓人类精神的觉醒，乃指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44）的确，经过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知识革命之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社会，各类知识精英以更大的激情、更敏锐的观察力、更富创新的活力对人类精神--即智慧展开了多角度的探索，而希罗多德所做的“探究”就可视为其中的一种。这种新的认知方式虽仍具有宽泛的含义，但同时也开始具有了“历史研究”的意味，它与现代史学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与承接关系，同时也具有那个时代不同于今天的一些特点。
    本文的目的并非阻止对希罗多德及其作品提出质疑或新的解释模式，（45）只是希望提醒读者：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关注古典史家所处的时代与语境，认识到他们与现代史家在目的和方法上的差异，不要纯粹以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古人；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的联系与区别有更为清晰的了解，不要将人类古今的精神世界完全隔绝。
    应该说，在希罗多德研究中的两种思路各有其优缺点，同时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传统史学史的思路注意到了一种认知方式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发展演变中的内在逻辑关联，但它也会使我们从某些现代有关“历史”的观念出发，以现代人的思维框架去猜度古人，从而产生误读。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研究新思路充分注意到了古典作家所处的“语境”，这种研究视角在追问希罗多德为什么要那样叙述时，力图从当时的学术传统与写作风格入手加以考察。但是，希罗多德的“语境”不应该只是单纯地指当时的某种主流哲学思想所营造出来的语境，还应该有其他的因素。将希罗多德的探究简单地归结为“爱奥尼亚思想的产物”、“是智者语境的体现”或“荷马的模仿者”等此类结论，并使之分别成为具有掌控性的历史语境，这过于绝对，有失偏颇。因为任何时代各种思想流派都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网中，其关系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对立的；此外，还应该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及社会背景对知识精英的考问，否则单方面的考察就会变成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理解。对希罗多德及其著述作思想史的考察，不能只是局限于当时横向的思想文化语境，还应该放在整个西方思想史演变的历时性发展中去看，这样的理解才可能更为全面地把握某种思想的脉络，而不致将其割裂开来而显得碎片化。总之，我们应该将问题放在一个动态且相互间具有兼容与对抗的关系中做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在古代希腊，历史书写从“诗”到“史”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与古希腊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从神话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转变过程是一致的。这一转变是如何完成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怎样？传统的观点认为是一种裂变的关系，理性思维完全取代神话思维。但自20世纪以来，该观点受到批判，学者们认识到实际上这一转变的过程经历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几乎涵盖了城邦时代最重要的大部分时期，其体现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非理性与理性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并存，神话思维并未彻底被理性思维所取代，而是有一种继承性的转变，并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在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学、政治学、哲学和史学领域中都有所体现，各种新思潮及其认知方式不断涌现，且呈现出一种相互交叉、彼此影响的复杂局面。当时，并没有出现以某一种思想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各种思潮一方面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中各自进行着不同的智慧探索；另一方面各种思想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彼此对抗着。将希罗多德的“探究”界定为一种“在诗与史之间”的认知方式，这一认识并非是一个线性的认识模式，恰好相反，它包含了对《历史》更多纬度理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