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曾经对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主要有局部均衡论、凯恩斯主义理论以及货币主义理论。从20世纪英国经济政策的演变来看，钟摆不断地摆动：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减少干预，从平衡预算到赤字财政再到平衡预算，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再到货币政策，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不同理论指导下的不同政策选择，从中可以看到经济理论对经济政策的指导作用。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英国在一定时期内为何采取这种经济政策，而不是那种经济政策。
    一定的经济政策总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在一定时期，一般有多种经济理论存在，但被政府接受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往往只有一种[（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也许会逐渐不符合本国的实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往往采用它们认为更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相应的经济政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政策依据的经济理论非常重要。不了解一定时期的经济理论，就无法理解各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何采取这种经济政策，而不是那种经济政策。在20世纪，曾经对英国政府的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以下一些经济理论。
    一、局部均衡论
    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美国和德国工业发展迅速。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工业产值和主要工业品的生产方面超过了英国，德国也直逼英国，但英国从殖民地和国外投资场所攫取的利润远远超过了美国和德国，它的经济实力仍是最雄厚的，伦敦仍是世界金融中心，英镑仍是世界上最坚挺的硬通货，英国船队仍然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利润，英国银行家仍然能向外国政府和企业界提供最大数额的信贷[（2）]。尽管如此，绝对优势毕竟丧失了。
    在绝对优势已经丧失，相对优势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英国是继续实行以往的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像美国和德国那样，实现保护贸易政策？对经济是放任自由，还是加以干预？凡此种种，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1890年，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是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在《经济学原理》，尤其是在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价值的一般关系》中，马歇尔充分表述了作为剑桥学派核心的局部均衡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表述的一个主要概念是“均衡”。所谓均衡是相反两种力量所形成的均势，它“和一条弹线所系的一块石子或一个盆中彼此相依的许多小球所保持的机械均衡大体上一致”[（3）]。马歇尔通过增量分析，把均衡理论进一步运用到供求关系上，把供求关系归结为相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的。市场的一方是需求，另一方是供给。如果在某一供给条件下，市场的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卖者就趋向于增加供给量，而供给量的增加又趋于压低需求价格，提高供给价格，缩小二者的差距以趋于一致；相反，如果在某一供给条件下，市场的需求价格低于供给价格，卖者就趋于减少供给量，而供给量的减少又趋于提高需求价格，压低供给价格，使二者趋于一致，在两者之间达到稳定的均衡[（4）]。当供求处于稳定的均衡时，如有任何意外之事使得生产规模离开它的均衡位置，则将有某些力量立即发生作用，使它恢复均衡，“正如同一条线所悬着的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它的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一样，生产数量围绕着它的均衡位置发生的种种动荡，具有相同的性质”[（5）]。
    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成了一战以前二十多年中英语国家经济理论的基础，并且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仍被经济学家奉为圭臬[（6）]。英国在这一时期经济政策上的自由放任思想即由此推导而来。既然经济中的供求两种力量能自行调节产量和价格，使之趋于均衡，有什么必要依靠政府来进行调节呢？既然英国的相对优势还存在，能源源不断地从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中获得巨额的收入，有什么必要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呢？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供求两种力量都会自行发挥作用，即使有可能造成供求的不相适应，但最终仍然会停留在某个均衡点上。
    由于经济均衡总是自行确定的，政府完全可以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政府在经济方面只要执行自由贸易和平衡预算政策，实行金本位制，并听任市场力量的自由活动去建立均衡，那么事事都会遂从人愿，进入理想境界[（7）]。同样，根据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自由放任思想，对经济危机主要依靠资本主义自身内部的力量，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来解决。经济危机是局部或偶然失调导致的均衡破坏，是从均衡破坏到恢复之间的过渡性衰退。因此，经济危机既不会十分严重，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政府无须加以干涉。如果加以干涉，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必然有损于均衡的正常恢复。由于经济危机是局部的、暂时的、偶然的过渡性失调，因此，失业人数不会太多，并且在性质上是摩擦性失业或自愿失业，只要通过市场机制，特别是工资的调节，失业问题即可以得到解决[（8）]。总的说来，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学说是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极盛时期”的基础之上。它与英国当时还拥有的经济优势和实力是相适应的，同时也是英国对自身经济力量和经济前景的乐观展望的反映，是英国竭力想维持现状，而且自以为能够维持现状的信念的一种必然表露。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英国在本世纪初到一战爆发时，始终主张自由贸易、平衡财政和实行金本位制就不难理解了。
    二、凯恩斯主义理论
    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使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尤其是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的充分调节而趋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学说，未能经受住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在危机面前，正统派再也站不起来了。
    在这次危机前，英国历史上也爆发过多次经济危机。至于失业，自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存在。一定量的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在现存的工业秩序中，没有什么能令人信服地保证劳工供需的完全一致。”[（9）]但在大战前，失业主要集中在船坞、码头、服务部门和小企业，失业工人主要是季节工和临时工[（10）]。一些学者在探讨失业的原因时，把失业主要归结为劳动市场机制缺乏效率。政府的对策是一方面建立劳工交易所，使劳动市场机制更有效率，另一方面进行失业救济，但救济金主要由地方当局和贫民救济委员会去筹集和开支。政府在改变劳工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大。这从一战前讨论失业问题的主要是贝弗里奇、韦勃夫妇这样的社会学家以及慈善组织协会、济贫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中也可以看出。在一战前，失业问题更多地被看作是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20年代，失业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20年代实行严格的货币政策，导致失业人数长期居高不下，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失业工人的主体不再是码头、船坞的季节工和临时工，而是造船、矿业和棉纺织业等产业的工人。由于这些工业是英国的主要出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这些行业出现大量、长时间的失业对政府及英国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压力，导致政府开始注意失业问题，并将失业问题与价格、对外贸易、利率以及帝国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政府开始对失业者进行救济和无契约条款约束的补助，并将失业救济作为国家预算的一部分。一些职业经济学家如庇古、豪特立等开始讨论失业问题。其中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失业问题专家是庇古。庇古认为工人失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要求支付过高的工资。“如果任何工人要求发给的工资率人为地高于经济力量自由发生作用时所得出的工资率，那么纵使在完全静止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失业现象”，“如果某一职工会企图强使会员工资高于同类职业中流行的工资，便将引起失业，如果放弃这一政策，就可能在应有的范围内获得补救。”[（11）]这种理论认为，只要降低工资，就能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从而增雇工人，解决失业问题。1926年4月，英国煤矿业资本家宣布降低工人的工资，就是受这种理论的影响。但这一行动引起了煤矿工人罢工，致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瘫痪，许多矿工连续六个月失业。失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全面毁灭”的危险境界。尽管英国是在20年代经济长期停滞的基础上爆发的，从工业指数上看，英国在危机期间下降的幅度不如美国和德国，但当危机降临时，英国仍遭到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在出口和海外投资方面。至于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失业人数在英国历史上更是前所未闻。1930年初，英国失业人口为150万，夏天达到200万，年底即达到250万人，失业率由危机前占劳工总数的不到10%，迅速上升到1931-1933年间的平均21%。[（12）]这些失业人主要集中在煤炭、船运、棉纺、钢铁等传统工业所在的地区，如南威尔士、英格兰的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爱尔兰的低地地区。如靠近纽卡瑟泰恩河的杰罗是一个以造船为主的小镇，当地的居民依靠一家造船企业为生。危机到来时，这家企业几乎破产。1935年，这个小镇几乎有3／4有就业保险的工人失业，1935-1937年，失业人数虽有下降，但仍高于整个英格兰平均10%的失业率。[（13）]失业期间，失业者往往生活无着落，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绝望和空虚成为普遍的情绪。“你看见哪个旮旯了吗？”郎达城的一个失业者说：“当只有我一个人时，我就在那个旮旯里打发时间”[（14）]。关于萧条区失业工人的悲惨生活在波尔特·格林伍德的《被施舍的爱》（Love on the Dole，1933年），J·B·普里斯特利的《英国游记》（English Journey，1934年）以及乔治·沃维尔的《通向维根码头之路》（Road to Wigan Peir，1937）中有生动的描写[（15）]。对30年代这种特别严重，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特别长的经济危机，已不能简单地用“局部失调”和“过渡性衰退”来解释，而且失业率如此之高，也不是“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能解释的。形势变化客观上要求英国政府在政策上改弦更张。一些官员针对20年代以来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提出了兴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的主张，但遭到以财政部高级官员为代表的“财政部观点”的反对[（16）]。由于危机到来时，在英国统治阶级内部占支配地位的仍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自由放任思想和“财政部观点”，政府面对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无能为力。1934年，政府通过法律，扩大了救济范围，但对被救济者施以严格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此外，政府还通过社会保障消除极端贫困造成的不幸。同年，还通过法案援助萧条区的经济发展，通过拨款建立贸易区，以优惠条件吸引各种企业到这些地区开展业务，但由于提供的数额小，效果有限。危机的爆发以及传统政策的失灵，呼唤一种可以替代剑桥经济学体系，能够重新解释危机原因和赖以制定新的对策的经济理论，这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便应运而生。
    凯恩斯生于1883年6月5日，曾在剑桥大学受教育。1908年应马歇尔的邀请，在剑桥任经济学讲师，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讲坛上他一遍遍地重复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赞美自由经济的完美和谐。他于1919年底发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举成为国际知名人物。1923年，凯恩斯在其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中第一次大胆地触及了传统的自由放任原则，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思想在这本书中初露端倪。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的终结》，提出改进资本主义的口号。但直到30年代危机，凯恩斯总是把经济方面的弊病归结为货币的不稳定性，总是在稳定货币，稳定物价上做文章。当危机波及英国时，凯恩斯更多的是充当教育家和劝导者的角色。他认为政治家“有耳无眼”，因此，他收集一切有关的信息，并使这些信息传到政治家的耳朵里。他把自己视作经济机器自动装置失灵时被召来修理机器的机械师。当劳合·乔治为兴办公共工程而四处游说时，凯恩斯与赫伯特·汉德森合写《劳合·乔治能做到吗？》以支持劳合·乔治的主张，首次隐约提到乘数论以及储蓄对投资的关系。当时德国纳粹为提高就业机会也在兴办公共工程。有笑话说，德国纳粹分子计划把弯曲的湖泊搞直，把黑森林刷白，在波兰走廊铺设亚麻油毡，这种传说似乎也增加了英国对就业问题的重视[（17）]。1930年，凯恩斯在谈到失业问题时说：“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半年以至一年内还将有100万以上的人失业，因此我认为，尽管有些冒险，一些激进的政策还是值得试一试的”[（18）]。凯恩斯积极鼓励投资，“如果你没有任何门路去花钱，那就雇人挖地洞，然后再把地洞填起来”[（19）]。1931年，他在一次有关失业问题的讲话中，妄加推断说：“要使你节约5先令，你就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反过来，要使你购买商品，你就会增加就业。按这一比例，1亿2千万英镑的财政赤字就可以解决英国的失业问题。”[（20）]
    然而，凯恩斯在论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以及失业问题时，只是零敲碎打。失业的进一步增加，传统理论和政策的失灵以及政府在危机面前的无能为力，促使凯恩斯对以往的经济学重新加以审视和思考：大英帝国为何会出现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的危殆局势？英国经济长期萧条的症结何在？如何才能使英国走上繁荣的道路？为了救治资本主义病症，凯恩斯开出了一个个药方，同时也一步步背离了正统的理论。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他对经济危机经过思索的成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
    从《通论》一书的标题可以看出，凯恩斯强调的是“一般”这个词，他的就业理论是关于一切就业水平的，而不是像一般经济学那样只涉及充分就业这种特殊情况。局部均衡论认为市场的供求能起自动的调节作用，具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倾向。凯恩斯认为，这种以充分就业为假定前提的理论，它的前提本身就有问题。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通常的情况是经济活动处于不稳定状态，从充分就业到普遍失业，交替出现各种就业水平，而典型的就业水平是就业不足。《通论》集中考察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通常情况下存在的就业不足问题。凯恩斯把解决失业问题，从而达到并保证充分就业作为写《通论》的目的。在凯恩斯之前，传统的经济学要么否认具有普遍意义的失业问题，要么将失业说成是“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凯恩斯在继续袭用这两个传统的失业范畴的同时，提出第三种失业范畴--非自愿失业，即失业工人愿意接受比当前实际工资低的工资，但仍然找不到工作。凯恩斯在承认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的前提下，以这种失业为出发点，探索和分析失业的原因，并拟定救治的对策。凯恩斯认为造成“非自愿失业”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谓有效需求是针对市场上有支付能力和购买能力的需求而言的。只有既有欲望，又有购买能力的那种需求，才算是真正的“有效”需求，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凯恩斯认为，社会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这两者又受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定律的制约。边际消费倾向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由于流动偏好引起的利息率偏高造成投资需求不足。由于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商品滞销，存货充斥市场，引起生产缩减，这样势必造成解雇工人，使社会就业量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于是，非自愿失业的出现不可避免。由于上述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必然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源，要消除危机和失业，就要消除有效需求不足。如何消除呢？凯恩斯提出必须依靠政府调节经济。具体办法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尤其是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以弥补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不足。
    《通论》出版后，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在西方各国逐渐趋于兴盛。一些信徒对凯恩斯歌颂备至。有人把凯恩斯的《通论》同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列为政治经济学家写过的三本“确实伟大”的著作之一[（21）]。有的信徒甚至把凯恩斯的理论对古典学派的“革命”比作哥白尼在天文学、达尔文在生物学、爱因斯坦在物理学方面的革命[（22）]。尽管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很快被英国许多经济学家接受，尽管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性质的认识愈来愈深入，但凯恩斯主义似乎并没有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经济政策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英国政府的实际政策在整个30年代一直停留在传统的水平上。直到1939年，凯恩斯对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仍很有限。人们只是听他的，他的建议却很少成为政策的依据。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大战等于给英国人上了一堂凯恩斯主义理论课。1944年，英国政府公布关于就业政策的白皮书，表明政府开始承担就业水平的责任，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被官方接受。战后，英国在经济恢复以后，便开始将凯恩斯理论付诸实践。
    三、货币主义理论
    英国在结束战时控制以后，从1951年至1973年实行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为主要手段，以实现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30年代大危机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随着经济的“稳定发展”而逐渐淡化。“战后的周期比之于战前的周期，有如蜥蜴比之于恐龙”，如果说“战前的周期是城市街道上自由往来的老虎，而战后的周期则不过是关在笼里的老虎”[（23）]。
    然而，在战后20多年所谓“繁荣”的假象下，一些问题被掩盖了。一方面，自60年代末开始，通货膨胀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1950至1967年，英国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平均增长率为3.8%，1968-1973年，零售价格平均增长率为7.5%，消费价格平均增长率为6.5%[（24）]。另一方面，60年代末失业率开始上升。据统计，1956-1966年，英国自然失业率和男性失业率平均为1.96%，1967-1974年，自然失业率为4.12%，男性失业率为3.78%[（25）]。这样，从60年代末开始，英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停滞（包括危机期间的生产下降和非危机期间的经济缓慢增长和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经常性的大量失业；另一方面，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持续上涨。这两方面互相融合，交织并发。西方经济学家称这种并发现象为“滞胀”（stagflation）。
    失业和通货膨胀在英国都不是新的现象，但两者同时出现却是前所未有的。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1965年，牛津大学曾出过这样一道考试题：“零增长、急剧的通货膨胀，大量的失业和国际收支逆差能否在经济中同时存在？”答案是这种集各项失败之大成只能出现于不发达的国家之中[（26）]。但这种不幸的局面还是在英国出现了。
    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种双头怪物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遭到破产。这种理论既不能否认这头双头怪物的存在，又无法解释其出现的原因，同时更无法找到摆脱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现象的途径。而政府的政策由于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这两个过程。它既想用膨胀性的政策来克服失业，又想用紧缩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反失业需要刺激生产，这样会把通货膨胀率推向新的危险的水平，而反通货膨胀会使有效需求减少，使失业现象持续下去或更加恶化。对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现象，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指望通过其它手段加以解决，如辅之以收入政策等。然而卡拉汉政府时期以限制工资增长为主要内容的收入政策，不仅没有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反而成为引逗通货膨胀这条公牛的红布。
    对战后出现的这种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的现象，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甚至在就业还比较充分、失业率相对比较低的时候，人们即对需求管理提出各种批评，主要集中在税收的经常变化、“停停走走”以及过多的“微调”方面。但这些批评很难说究竟是对需求管理技巧不够熟练的批评，还是对需求管理寻求实现的目标的批评[（27）]。60年代，麦克米伦和威尔逊政府采取促使经济更快增长的政策，标志着对凯恩斯主义反动的开始，但真正破坏“凯恩斯共识”的是70年代的事件，即70年代初保守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1973-1974年石油价格的冲击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状况的迅速恶化[（28）]。自此以后，人们开始将英国经济的各种不当都归咎于凯恩斯以及凯恩斯的需求管理。
    对需求管理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第一，需求管理期间经济的波动。在实行需求管理的绝大部分时间中，英国经济的波动比较大。至于这种波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需求管理目标的变化，或需求管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未能实现固定目标并不清楚。但造成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不断地改变自己关于经济运行顺畅所需的就业水平的看法，而需求管理各目标之间的冲突，使政府认为需求目标变动十分必要。对需求管理目标的变动原因，有人归之于争取选民的需要；有人归之于高需求的年月会导致支付困难和通货膨胀，因而随之辅以紧缩需求，造成波动。
    第二，需求管理的技术机构不适于其任务，即预测的就业水平和政府试图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实际达到的水平之间有差异。因为政府采取的措施与预测水平一致，如果预测有误，则会导致政府采取不同的或错误的措施。1955-1974年，财政部所作的预测的平均差错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1%，这意味着实际失业率与预测失业率之间的偏差为0.4%[（29）]。
    第三，需求管理造成“经济不稳定”，即政策增加了经济危机周期的广度，降低了波动发生时的平均产量水平，如不采用这种政策，经济可能不会如此远离目标[（30）]。
    第四，认为相当时期的需求管理是不必要的。由于战后投资繁荣，世界贸易的恢复和自由化，并不需要实际发生的那种程度的国家干预。这是对战后广泛认为充分就业是由于凯恩斯、凯恩斯革命和英国财政部开明的看法的矫正。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与趋向充分就业主要是由于投资和出口[（31）]。
    第五，70年代通货膨胀加速时期，需求管理进一步受到批评。菲力普斯曲线及类似的研究表明存在关键失业率。当货币工资率以每年2%的速度上升或等于人均产量的正常增长率时，这种关键失业率应为2.25%。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以此作为目标增长率[（32）]，但财政部认为太高，60年代为1.9%，这本身就是温和的通货膨胀。
    凯恩斯理论对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实际问题所表现出的混乱和无奈，为新的理论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货币主义理论应运而生。货币主义（Monetarism）这个词是美国经济学家布伦纳（K.Brunner）在1968年7月发表的一篇题为《货币和货币政策的作用》的论文中首先提出的。但早在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密尔顿·弗里德曼就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说，奠定了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不过，由于当时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的盛行，并没有在学术界确立其地位。60年代，弗里德曼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货币主义逐渐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系。70年代，货币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派，开始与凯恩斯主义分庭抗礼，成为“第一个意义重大的对抗革命的革命”[（33）]。
    货币主义以费雪的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但与费雪不同，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既影响物价水平的变动，也影响商品与劳务总量或国民收入量的变动。由于货币流通速度（V）是比较稳定的，货币流通量、物价、总产量三个变量之间有一定的自行调整，走向新的均衡的趋势。因此，市场经济本身并不产生可导致长期不稳定的因素。市场经济会根据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在价格上作出反映，而价格上的调整又会相应地反映于生产，使生产很快作出调整。因此，只要货币供给量能按稳定的比率增加，价格就不会发生突然的波动，而生产所受的冲击也不会很大。通货膨胀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货币数量的增长快于产量的增长，具体原因是政府开支过多，而政府收入却远远不能弥补支出，由此造成的财政赤字使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过大，过多的货币引起了通货膨胀，要制止通货膨胀，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同国民经济中产量的增长相适应。
    货币主义认为，菲利浦斯曲线关系[（34）]在长期内是不存在的，一旦了解到通货膨胀的存在引起实际工资率下降，工人就会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以维持原来的实际工资水平，而只要工人的实际工资率不变，那么，通货膨胀就不可能使失业率下降。在任何时候，经济中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相适应的一种均衡的失业率，即“自然失业率”。因此，不管生产率如何增长，都无法使一切想工作的人就业，这种失业既可以同通货膨胀并存，也可以出现于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提高通货膨胀率不可能消灭这种“自然失业”。
    货币主义由此推论，凯恩斯派主张的财政赤字政策不仅不能医治通货膨胀和失业，而且会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损害。凯恩斯派主张的以调整利率为内容的货币政策不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因为影响利息率变动的因素很多，其中许多因素不是中央银行能控制的，而且调整利息率往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对货币供应量发生作用。有效的办法只能是采取有计划的稳定增加货币供应的做法，即按照经济增长率的一定比例来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以收到逐渐使经济趋于稳定的效果。此外，由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趋向于稳定，国家对经济的调节，特别是财政调节是有弊无利的，应尽量减少。由于经济中存在“自然失业率”，失业是不可避免的，靠扩大政府开支来消灭失业是办不到的。只有保证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让经济从国家干预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起来，经济本身才能产生自动吸收就业的力量，久而久之，除那些实在没有就业能力的人外，一部分失业者总会找到工作。
    这一时期，供应学派也对凯恩主义只重经济的需求方而忽视供应方提出了批评。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是，生产的增长始终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而生产要系的供应和利用取决于自由市场的调节。该派特别强调应重视萨伊定律即“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政府不应刺激需求，而应把供给放在首位。凯恩斯主义采取的大幅度扩大和紧缩货币流通量的做法，只能使市场受到更大的冲击，使市场难以发挥正常的调节经济的机能，从而使通货膨胀和失业更加难以控制，因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完全没有必要。在具体政策上，供应学派主张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稳定货币供应量，尤其是通过大规模减税来刺激供给。
    货币主义虽然产生于大西洋的彼岸--美国，但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英国却有着良好的土壤。1968年，英国财政部官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从这次会议开始，货币主义主张开始在英国逐渐盛行。但直到1976年，官方的思想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政府对经济形势判断的方式以及它所采用的措施与以前没有太大区别，人们只是对政府干预不抱幻想，承认这种干预不会达到假定的目标，从而更大地倾向于市场力量罢了。对英国的货币主义来说，1976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代。卡拉汉在这一年指出，“我们总是认为，只要采用减税和增加开支的办法就可以走出衰退和增加就业，我坦率地告诉你们，这种选择已不再存在了，而且即使当它存在时也是起了对经济注入通货膨胀的作用，而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平均失业水平就增长，随着更高通货膨胀而来的是更高的失业，这是过去20年的历史……对通货膨胀条件下实行需求管理的难度是人们普遍承认的，需求管理的基础是对供给可创造它本身的需求这一主张的否定，而70年代以来发生的情况又否定了相反的主张，即需求会自动创造它本身的供给”[（35）]。是年工党政府确定了货币目标。货币目标的确立，表明就业政策受到贬低。不过，在1974-1979年，工党政府没有明确放弃就业政策，只是没有采取减少失业的有力措施，并且确定的货币目标是年度目标而不是长期目标。只是在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后，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才成为英国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注释：
    （1）除了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外，某一特定时期还可能存在居于支流地位的经济理论，如1900年至30年代以前在英国占支配地位的，并被官方接受的经济理论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但在这一时期内，货币数量论也占有重要地位。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余年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是凯恩斯理论，但这时的凯恩斯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的。
    （2）罗志如、厉以宁：《20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3页。
    （3）（4）（5）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壁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7页；第37页；第37页。
    （6）埃德蒙·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徐宗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30页。
    （7）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革命”，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页。
    （8）摩擦性失业是生产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失调，如生产的季节性变化、原料缺乏、机械设备发生故障以及工业结构转换等引起的失业；自愿失业是指工人受到各方面原因的影响，拒绝接受现行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而产生的失业。
    （9）（10）汤姆森：《1870-1945年英国经济政策问题》（J.Tomlinson,Problems of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870-1945）伦敦和纽约，1981年，第一章；第38页。
    （11）庇古：《论失业问题》，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2页。
    （12）奥尔福德：《萧条还是复苏？1918-1939年的英国经济增长》（B.W.E.Alford,Depression and Recovery?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918-1939）伦敦，1979年，第29页。
    （13）韦布：《现代英国》（R.K.Webb,Modern England）伦敦，1986年，第532-533页。
    （14）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六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13页。
    （15）佩林：《现代英国：1885-1955》（Henry Pelling,Modern Britain,1885-1955）爱丁堡，1962年，第131页。
    （16）“财政部观点”是以财政部高级官员为代表的、反对兴办公共工程以解决失业问题这一政策主张的一方的观点。劳合·乔治的主张提出后，立即遭到这一派的反对，他们在随后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陈述了反对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修建房屋，兴办学校，建筑公路等意见，为平衡财政辩护。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不管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何好处，国家信贷和国家开支事实上很少能够普遍地产生就业机会。投资受储蓄支配，假使政府借款一亿英镑去搞公共工程，那么，国外投资就会减少一亿英镑，出超也会出现相应的下降。政府的干预也许会改变投资的性质，但不能增加投资的总数。在接着的麦克米伦听证会上，财政部高级官员理查德·霍普斯进一步阐述了财政部的观点。参见劳埃德：《从帝国到福利国家》（T.O.LLoyd,Empire to Welfare State）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65页；杨森：《1920-1957年的英国经济》（A.J.Youngson,the British Economy 1920-1957）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330页。
    （17）琼·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载琼·罗宾逊编：《凯恩斯以后》，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页。
    （18）伊丽莎白·约翰逊：“凯恩斯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载琼·罗宾逊编：《凯恩斯以后》。第17页。
    （19）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7页。
    （20）劳埃德：《从帝国到福利国家》，第168页。
    （21）华尔特·艾尔提斯：“凯恩斯传统教义的失败”，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第51页。
    （22）杨雪章：《凯恩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页。
    （23）分别为P·塞缪尔森和S·法布里肯特语。参见经济译丛编辑小组编：《经济译丛》第六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13页。
    （24）（28）克拉夫茨和伍德沃德编：《1945年以来的英国经济》（N.F.R.Crafts and N.W.C.Woodward ed,The British Economy Since 1945）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1年，第189页；第2页。
    （25）莱亚德和尼克尔：“英国失业的原因”（R.Layard and S.J.Nickell,The Causes of British Unemployment）载《全国协会经济评论》（National Institute Econumic Review），第111期，第62-85页表7。
    （26）彼得·詹金斯：《撒切尔夫人的革命》，李云飞等译，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37页。
    （27）阿提斯编：《英国经济：实用经济学手册》（M.J.Artis ed,UK Ecoanomy:A Manual of Applied Economics）伦敦，1989年，第52页。
    （29）伯恩斯：“经济预测的解释和用途”（T.Burns,The Interpretation and Use of Economic Predictions）载《皇家学会会刊》，A系列，第407期（1986年），第103-125页。
    （30）关于这方面的评论以及对短期政策的研究，参见沃斯威克：“财政政策与英国的稳定”（G.O.Worswick,Fiscal Policy and Stabilization in Britain）载凯恩克劳斯编：《对英国经济进步的再认识》（A.K.Cairncross ed,Britain s Economic Progress Reconsidered）达克沃思，1972年。
    （31）马修斯：《战后英国为何有充分就业？》（R.C.O.Mstthews,Why Has Britain Had Full Employment Since the War?）载《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1968年11月。
    （32）参见道：《1945-60年英国经济的需求管理》（J.C.R.Dow,The Manage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1945-60）剑桥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16章；佩什：《通货膨胀经济研究》（F.W.Paish,Studies in an Inflationary Economy）麦克米兰，1962年。
    （33）参见哈里·G·约翰逊：“凯恩斯的革命与对抗革命的货币主义者”，载《美国经济评论》1971年5月号。该文收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第91-110页。
    （34）这一曲线因英国经济学家菲力普斯的统计研究而得名。他在对英国1861-1957年间工资与失业率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两者存在着一种负数相关，可以由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来表达，即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上升率较高，但在失业率较高时，则货币工资上升率较低，甚至可能由上升变为下降。参见菲力普斯：“1862-1957年英国失业与货币工资变化的关系”（A.W.Philips,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1862-1957），载《经济学》（Economica），1958年，第283-299页。
    （35）劳埃德：《从帝国到福利国家》，第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