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我们能对元代的百官集议作一些个案分析，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诸如投下利益、省台冲突、官僚机构间缺乏相互制衡、上层内部倾轧、中央与地方权力矛盾、汉人之地位变化以及自然灾害等影响元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有关集议的原始史料多语焉不详且过于分散，可资利用的前人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这一工作目前看来相当困难。不过，从前面的叙述中，可明显地看到，元代百官集议作用的大小和中书省地位以及皇权强弱的变化有关，下面对这两方面再作些补充论述。
    世祖朝设立了理政、统军、监察三大机构，但它们各有所掌，中书省当时仅仅只是一个以理财为主的机关。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独自决断征伐、立制等军国大事，同时又没有制度化的朝会或御前会议，由中统年间的堂议发展而来的集议制度就成为中央决策系统中的最高层次。集议的长处在于集合朝廷精英的大部分，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从而为政府的最终定夺提供依据。世祖曾经对此深有感触：“大猎而后见善射，集议而后知能言”（注：《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成宗承其祖余荫，两朝政治延续性至为鲜明，乃至人们常以“至元、大德之政”相并称。
    到武宗在位时，“稽厥庙谟，无一不与世祖皇帝时异”（注：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二《上时政书》，[清]乾隆五十五年周氏刊本。）。尽管时人的这一议论有所偏激，但朝廷制诏变更不常，“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注：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二《上时政书》，[清]乾隆五十五年周氏刊本。）的事常有发生，中书省正常的行政职能遭到严重破坏。出于特殊的政治背景，也为了补中书省机构的不能正常工作，元廷另立尚书省。世祖时为解决财政困难，也曾设立过尚书省，但当时这一机构尚不敢过分弄权，而武宗时尚书省则借助于管理国家财政收入来抬高自己，侵犯其他机构职权，从而真正做到“总治百司”。至大年间所设尚书省随着仁宗的登基而被铲除，但其职权则为以后的中书省所继承。武宗朝尚书省的短暂设立，是元朝中书省地位抬高的关键一步。此后，中书省凌驾于其他机构之上，包括御史台。
    从武宗朝设立尚书省开始，元朝的决策更多依靠尚书、中书的决断，百官集议则很少举行，且多为关于典礼和灾异等急务的泛泛而谈。元代前期，官员上疏奏事所陈内容大多要经省、院、台等官员集议后再实行，而元中期则多直接下中书省处理。文宗朝起，中书省又开始为威胁皇权的权臣控制，国家政令实多出自这些“独秉国钧”者，连流于形式的集议都很少见有记载。脱脱拜相后集议多少恢复了一些往日的作用，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大臣专决的烙印。至正十四年，脱脱被解除兵权，此后，元朝各级机构瘫痪，集议基本上不再进行。
    和中书省地位上升相适应，同时对集议的作用有重要影响的是元朝皇权的不断削弱。每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有一个加强皇权的过程，元朝的这一过程最早开始于成吉思汗的千户百户分封，最终完成于忽必烈朝。大蒙古国时大汗和蒙古贵族集团间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平衡，忽必烈利用中原财赋为后盾，采纳汉人谋士的建议，通过一系列集权措施，同时也加强了皇权，最终彻底打破了大蒙古国时期的这种平衡。世祖时期的集议，其范围、基调、议程、参加人员实际上都受到皇帝的控制。参加集议的官员只能在皇帝规定的事项范围内就事论事，或者揣摩上意，或者为皇帝初衷寻找法理上的根据；尽管有皇帝接受群臣意见而放弃原先初衷的情况发生，但毕竟这样的事情较少，至少制度上存在着集议会被皇帝利用的漏洞。
    台臣参加集议，一方面说明世祖朝没有能够独断大事的机构，另一方面也是皇帝用来牵制宰相、控制集议的手段。元前期皇权至高无上的力量在集议上的最集中体现则是皇帝对集议结果有无可置疑的最终裁决权。集议的结果皇帝可以不予理睬，集议上难以平息的争论任何官员，包括中书省丞相都无权加以调解而必须在皇帝面前廷辩，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元代皇权在世祖朝达到顶峰，成宗继承了这笔遗产；虽说在位后期因身体不好，政事委于他人，不过总的而言，皇权并未受到什么威胁。成宗对集议的结果仍然可予以断然否定，丞相并不能左右集议结论。
    元代皇权的削弱是从武宗朝开始的。这位在大德年间与西北藩王的几次硬仗中战功卓著的蒙古君王对中原王朝式政治实在不在行。随着尚书（中书）省地位的上升，加上元中期诸帝的私人目的，如仁宗欲背毁武仁授受之盟约而改立己子为储君，泰定帝欲保住自己皇位等，元中期的皇权被权（大）臣分割。集议虽继续举行，但结果多是些不关痛痒的议论；皇帝尽管保持着最终决定权，偶尔也会否定集议的结果，但廷辩则极少见于记载。如前所述，文宗朝开始，皇权受到威胁；燕铁木儿和伯颜两权臣得势期间，集议极少举行。脱脱任相后，尽管其权势不与皇权冲突，国家政令仍多出自丞相之意而非出自九五之尊。对比世祖朝，阿合马、卢世荣等受宠幸之臣有所建议尚须让群臣集议商讨。如阿合马意中书、尚书两省合一，拜安童为三公，“有诏会议”，因王磐反对，“其议遂沮”（注：《元史》卷一六○《王磐传》。），就是一例。阿合马可以弄权迁调与自己相抗之人，但不能作主集议结果。而在元末，军国大事全由权臣拍板，皇帝最终裁决权也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