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政治反动性仅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政治生活的次要方面和表面现象，政治进步性是其主要方面和本质内容。整个复辟王朝时期存在一股政治民主化潜流。复辟后的波旁王朝是君主立宪统治，1814年《宪章》是法国政治史上的重要文件。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始终是复辟王朝政治生活的主流。这种政治进步性还表现在选举法、新闻出版和民主财政等方面。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政治进步性是法国近代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阶段。
    复辟王朝时期法国的政治生活一般被认为颇具反动性。笔者认为，政治反动性仅是复辟王朝时期政治生活的表面现象和次要方面，政治进步性才是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本质内容和主要方面。对复辟王朝时期法国政治进步性的研究，不仅直接影响复辟王朝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我们对近代法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
    一
    拿破仑帝国之后，复辟国王路易十八颁布的《宪章》在较大程度上保存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胜利成果，它使复辟的波旁王朝统治成为立宪君主制统治。因此，《宪章》是法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部重要文件。
    1814年6月4日颁布的《宪章》尽管规定一切权力归于国王，并继续宣扬君权神授，甚至宣布天主教为法国的国教，但是，《宪章》比较全面地保留了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则及第一帝国的主要成就。它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公民有不受任意迫害及逮捕的权力，出版及印刷的自由，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革命时期被没收并出售的王室、教会及贵族财产也包括在内，不能再予收回）；还规定，任何法国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有担任各种公职及取得各种军阶的权力。禁止对直至复辟时期的一切选票、观点、主张进行追究。维持以前各政府所授军衔、荣誉及津贴，以致荣誉军团也保留下来了；并承认革命至第一帝国时期的一切国债及其他债券。这正如瑟诺博斯所说的：“路易十八便作出了不恢复旧制度及特权的保证。”[①]
    在政府体制方面，《宪章》规定，行政权归国王。他不对任何人负责，并有宣战、媾和、缔约权及任命行政官吏、颁布涉及国家安全及法律执行的法令的权力。国王遴选大臣行使行政权，大臣被宣布负有责任，他们若违背《宪章》可被议会起诉和审判。但是，大臣为国王所单独挑选，即使遭到众议院多数反对，也不必辞职。立法权由国王和议会共同掌握，国王不能独自颁布法律或设立税种，法律的倡议权及批准权归国王所有，但两院可以通过“请求”国王而提出一项法律草案。议会两院中，贵族院议员由国王任命并世袭拥有议员资格，众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任期5年。众议员的选举人与被选举人都有严格的年龄及财产限制。年满30岁的男子，每年纳300法郎直接税者方可成为选举人；年满40岁，每年纳1000法郎直接税者方可为被选举人。两院的基本权力是讨论和通过法律，但无修改法律的权力。《宪章》明文规定司法独立，法官是终身任职，特别法庭被取消，法庭辩论必须公开，并规定成立陪审团。《宪章》特别规定民法典及与本《宪章》不相违的一切现存法律仍然有效。
    从《宪章》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复辟王朝虽然恢复了一些封建权力，但更多地保留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既是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复辟王朝时期政治进步性的表现之一。《宪章》的这一特点引起了包括法国史学家在内的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对《宪章》予以较高的评价。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瑟诺博斯指出，《宪章》中存在着新旧两种制度的冲突，“这两种制度所占的地位是不平衡的。新制度实际上整个地被保存下来”[②]；阿提兹认为《宪章》是“大陆上存在的最自由的政府文件”[③]；另一西方历史学家布芮也指出，“《宪章》标志着1789年自由理论的一个胜利”，甚至认为，“《宪章》也将预示着法国美好的未来”[④]；詹姆士·罗伯斯又把它看作是“复辟时期的根本性文件”，认为“《宪章》反映了当时温和自由主义的大部分的基本原则”，并指出：“《宪章》对于许多极端保王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失望。”[⑤]西方历史学家对《宪章》的评价未免失之过当，但它无疑说明《宪章》乃近代法国政治史上的一份重要的、带有进步倾向的文件。基于其上的法国复辟后的波旁王朝显然已不是绝对君主统治，而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统治。
    对于复辟王朝时期君主制的性质，路易十八应该说是有着清楚的认识，这表现在他的许多言论和行动之中。《宪章》颁布后，路易十八就公开地说：“我们心中最宝贵的愿望是希望法国人民生活得亲如手足，我们今天授予他们的庄严文件定会带来安全，但愿任何辛酸的回忆永不扰乱这种安全。”[⑥]1818年，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应该做两种人民的国王；本政府的一切努力旨在使这不幸并存的两种人民融为一体。”[⑦]基于这种态度，路易十八在无双议会中的极端保王派要求彻底根除拿破仑的追随者时，表示不愿“将人逼上绝路”，并要继续留任拿破仑时代的官员。他还对俄国大使表达过对无双议会中极端保王派的不满，他说：“如果这些先生有足够的自由，到头来会把我也清洗掉。”[⑧]最有说服力的是，1817～1819年当自由派势力迅速发展时，极端保王派要求国王立即取消议会，欧洲大陆各君主国也要求他改变选举制度，这些要求均被路易十八拒绝。昔日万民至尊的君主今日对百姓、对自由表现出如此宽容及关心，决非偶然。时代变了，地位也变了，路易十八深知，要想保住王位，自己应该怎么做。极端保王派对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国王深感失望，他们把路易十八叫做“由上等的立宪面粉做成的馅饼”，是“戴着王冠的雅各宾”；并把1814年的复辟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背叛”，把《宪章》看作一种“欺骗”，“一种对原则及传统的违背”，是“对他们所代表的所有一切的否定”[⑨]。极端保王派的言论从反面说明了复辟王朝时期君主制的性质及《宪章》的进步意义。
    路易十八死后，继位的查理十世可以说是一心想彻底恢复昔日的绝对君主制。就这样一位复辟狂在1827年自由派选举中得胜后，也不得不“像一个立宪君主那样行事”[⑩]。他任命了一个较自由的内阁，禁止耶稣会士从事教育，并废除了书报审查制度。后来，他逆历史潮流而行，试图改变自己立宪君主的地位，终被政治民主的进步洪流所吞没。一句话，复辟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制时代，而非昔日的绝对君主制时代。《宪章》是奠定这种立宪君主制的基础，立宪君主制较之绝对君主制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宪章》无疑是近代法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部重要文件。
    二
    整个复辟王朝时期，保卫民主与自由，捍卫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决反对极端保王派彻底恢复封建专制的企图的斗争，始终是政治生活的主流，并最终将法国政治推向一个新阶段。
    复辟王朝一开始，法国政治生活领域便明显地划分为三个阵营。一派是极端保王派，他们抱怨《宪章》保存了大革命的主要原则及成果，企图重新收回革命前自己的私产，这一派主要是由居乡贵族组成。第二派是自由派，也叫独立派。该派与极端派尖锐对立，他们坚决反对教权，认为《宪章》不够自由，坚持必须由议会本身制定宪法，并要求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个人自由”，这一派主要是由拿破仑分子及共和派分子构成。第三派是立宪派。该派介乎前两派之间，他们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观点，但反对极端保王派，希望坚决依照《宪章》原则，建立政府实行统治。因此，称其为“宪章派”似乎更合适，这一派主要是由大有产者及大工业家组成。整个复辟王朝时期，以上述三派为主角，演出了一幕幕专制与自由、民主与反动之间的政治历史剧。
    复辟王朝时期的政治斗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18～1820年，这是立宪派与极端保王派斗争时期，其核心内容是恢复封建专制还是忠于《宪章》。“百日政权”的结束使极端保王派一时得势，1815年的选举中，保王派获得了402个议席中的350个。但是，根据有些历史学家的研究，这届被称“无双议会”的议员中，阶级成份却十分复杂，“无双议会”并非全部由旧贵族及流亡分子组成。据统计，381名出席议员中，旧贵族占35%，资产阶级占45%，其余为身份不明者，90名逃亡贵族议员中的30名曾在帝国时候任职，真正追随国王从国外回国者仅18名，神职人员无一人进入议会。相比之下，地方显贵的比例相当高，其中市长42人，省议员53人，律师及法官91人，商人及厂主25人[11]。“无双议会”中议员的阶级结构反映出复辟王朝的阶级基础，并预示了1815～1820年政治斗争的前途和结果。
    极端保王派一得势，马上实行白色恐怖，追究拿破仑分子的罪责。尤其是颁布了三项例外法，允许政府未经审判即可逮捕任何攻击国王及危害国家的人；对呼喊“煽动性口号者”予以苦役性惩罚；在每省设立一终审法庭，无须陪审团，即可审判所有因发表煽动性讲话、佩带三色饰结及私存武器者，结果将数百人判刑，其中300人左右被处死[12]。极端保王派的反动立即引起立宪派的不安。他们主张实行宽容政策，严格按照《宪章》的选举权原则进行选举。国王本人也认为“无双议会”走得太远，便于1816年9月15日签令解散议会。在接着进行的选举中，保王派议员数降至92人[13]，立宪派成为多数。立宪派严格按照《宪章》施政，宣布出版自由、民主预算和新的征兵制，资产阶级民主得以局部的恢复与发展。更重要的是，自由派的力量悄然壮大，其议员数1817年是25席，1818年增至45席，到1819年即达90席[14]。第一阶段的斗争以立宪派的胜利、极端保王派的失败、自由派的壮大而告终。
    第二个阶段是1820～1824年，主角是极端保王派与自由派，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式。1820年2月30日，波旁王朝王位继承人贝利公爵遇刺身亡，极端保王派一时间甚嚣尘上，法国政治形势急转直下，迅速走向右倾。立宪派政府无所适从，屈服于保王派的压力，实行一些有利于保王派的措施。如对所谓从事阴谋活动的嫌疑犯可不经审讯而拘留或逮捕，取消出版自由，实行双重投票法。其结果是保王派在11月份的选举中，获得了220名众议员中的198名[15]，并组成了以极端保王派首领维莱尔为首的内阁。极端保王派的得势，立宪派的妥协和退让，引起自由派的不满。他们组织了“自由骑士协会”、“舆论自由之友协会”、“真理之友协会”等自由主义团体。不久又仿照意大利自由派组织而成立了法国烧炭党。该组织曾发展到60多个省，30000多成员[16]，并决定1822年3月14日起义，结果事情败露，遭到镇压。法国烧炭党的斗争带有明显的武装斗争特点，它是复辟王朝时期保卫民主、保卫自由、反对专制斗争的高潮。整个第二时期便以极端保王派的得势、立宪派的退缩、自由派的受挫而告结束。
    复辟王朝时期政治斗争的第三个阶段是1824～1830年。这是极端君主派反动统治加剧的时期，也是查理十世加速彻底恢复专制统治的时期。但是，保卫自由、捍卫民主权力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并最终取得胜利。1824年，路易十八死去，查理十世继位，极端保王派欣喜若狂，立即着手恢复昔日的专制统治。1825年规定对亵渎圣体者处死，对盗窃圣物者处终生苦役，并补偿亡命贵族10亿法郎。1826年试图恢复长子继承权。1827年决定对所有出版物课以重税。这种倒行逆施反而使社会舆论向有利于自由派方向发展。1826年4月，贵族院否决长子继承权法案；1827年又否决报刊预先审批法案。同年4月，国王检阅国民自卫军时，听到了“出版自由万岁”、“《宪章》万岁”、“打倒大臣”、“打倒耶稣会士”的口号。11月的选举中，自由派获250席，保王派得200席[17]，维莱尔内阁垮台，建立起两年的自由派内阁，并实行一系列自由民主措施。1830年可以说是极端保王派反动统治的年代，也是查理十世恢复绝对君主制最猖獗的时期。立宪派已彻底投降，自由派岌岌可危，然而捍卫民主自由的斗争一刻也没停止。1830年3月，查理十世解散自由派内阁，任命极端保王派波利尼维克组阁，立即有221名众议员[18]联名向查理提交《请愿书》以示抗议。自由派报纸《国民报》开始高声颂扬英国的1688年“光荣革命”。《立宪者》也质问“这个由宫廷及教会组成的内阁想让我们干什么？”1830年7月的选举中，政府的反对派议员增至270人[19]。而查理十世及保王派却颁布七月敕令，取消出版自由，宣布新的选举无效，并解散议会，实行新的选举法。自由派立即发表一个由梯也尔拟就的抗议书，声称：“政府已丧失了使人服从的合法性，在涉及我们自身的事情上，我们抗拒政府。”[20]梯也尔还说，这份抗议书的下面会摆满颗颗人头，并表示，他要为此而交出自己的头，表明了捍卫民主、自由，坚决反对专制及反动的决心。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查理十世及极端保王派在接踵而至的“光荣三日”中结束了自己的统治，复辟王朝的政治斗争最终以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告终。
    复辟王朝时期的政治斗争应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它阻止了近代法国政治的倒退，捍卫了大革命的成果；它使民主、自由之火在复辟王朝这个特殊时期燃烧不息；它使民主、自由力量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