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源于17世纪上期的宫廷党和乡村党继续活跃于政治舞台，因为那时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分别由两部分议员组成，一是担任政府大臣、宫廷官吏的议员，二是独立的农村乡绅议员。前者总是以宫廷政府利益代表者的面目出现，后者总是充当宫廷政府的反对派角色，所以分别被称之为宫廷党和乡村党。这样，辉格党-托利党和宫廷党-乡村党两条对立轴线交叉重叠，并派生出无数零散杂乱的小集团，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然而，那时的宫廷党和乡村党严格说来都不能称之为政党。二者都缺乏相对稳定的党人队伍，只因不同的政治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对政府政策的不同立场才一分为二。二者都是不定形的临时政治组合体。况且，在1688年-1714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是辉格党-托利党对立轴线，只有在1697年-1700年间宫廷党-托利党对立轴线才一度上升主导地位。由此可见，那时辉格-托利两党政治的萌芽已经出现。
    第二是1714年-1760年：在辉格党贵族寡头政权和乡村党反政府联盟长期对峙的阴影下两党政治黯然失色，但辉格和托利两党并未消失。
    1714年上台执政的汉诺威王朝是在辉格党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一直奉行重用辉格党、压制托利党的政策，政府要津全部由辉格党人所把持。但由于当政者始终只是辉格党中的一部分，即“宫廷辉格党”，其余求职未果的辉格党人即乡村辉格党便与托利党以及其他政府反对派站在一起，组成一个成分复杂的乡村党反政府大联盟，因此形成了宫廷辉格党与乡村党长期对立格局。
    乡村党主要包括托利党、乡村辉格党和“太子帮”三部分，它们在社会基础、思想观点、追求目标和斗争策略上都各不相同。其中乡村党的基本队伍是乡绅，他们自诩为国教会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代表，反对给予不信从国教者以政治权利，要求降低土地税。他们虽然不喜欢汉诺威王朝，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随着詹姆士派两次叛乱的失败，绝大多数托利党人默认了汉诺威王朝的统治，所以在乔治二世登基之日，大批托利党人涌入王宫，亲吻国君双手，以表忠心。在行动上，他们只反对政府的“政策”，而不反对政府的“大臣”，理由是任免大臣是国王的固有权力，对此国民是无权干预的。结果，在1741年当乡村党人动议罢免沃尔波首相时，多数托利党人投票反对。可见，托利党仍然具有一定原则性，保持着一个政党的基本特征。
    乡村辉格党的社会基础与宫廷辉格党基本相同，也代表与工商金融界联系密切的贵族的利益，二者之间没有重大原则区别，主要因为不满于宫廷辉格党独霸朝政，将他们排斥于政权之外，才与政府作对。乡村辉格党的反政府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权力之争的性质，属于同一政党内的派别斗争。“太子帮”作为王室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是一个最少原则性的反政府集团，其主体是不得志而又醉心钻营的政治投机者。三个集团始终没有融合为一个整体，更没有建立正式组织和公认的领导核心，只是由于共同的反政府立场和出于相互利用的动机才走在了一起。乡村党实际上是“由一些原则不同、主张各异、离心离德而且没有任何明确的行动计划的人们组成的一个联合体”〔16〕。乡村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松散的政治统一战线。
    在宫廷党和乡村党联盟对峙关系的笼罩下，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对立与斗争趋于淡化，但不能认为两党就此消失。有许多事例证明，乡村辉格党从未与托利党“同流合污”，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政治品格。例如，普特尼-卡特列特乡村辉格党联合托利党把沃尔波赶下台后，立即将昔日“战友”一脚踢开，独吞了胜利果实；随后上台的佩勒姆政府虽努力扩大政府基础，广罗人才，但仍把托利党人拒之门外，足见两党界限依然存在。实际上，在该时期内两党政治沿着一条曲折道路继续缓慢的向前发展。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该时期在政党理论上出现重大突破，乡村党联盟为论证反政府斗争的合法性，阐发了反对党是“人民的代言人”、“政府的监督者”、“国民自由的保护者”等论点，提出了一套初具规模的反对党理论，为日后两党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三是1760年-19世纪初：在反对乔治三世个人专制斗争中重新崛起的两党大力加强组织建设，逐步支配了国家政治生活，两党政治结构开始形成。
    1760年乔治三世的即位结束了辉格党寡头统治，他不拘党派，依靠“国王之友”，力图重振王权，恢复君主专制。失势的辉格党人在反对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该党在上、下两院中分别设立了督导员，负责搜集情报、传达信息、督促本党议员出席议会会议，组织纪律性明显加强。党的骨干分子经常召开不同类型的党务会议，商讨重大政治问题和斗争策略。为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该党多次参与和领导地方上的反政府请愿运动，把政党活动范围扩展到议会大厅之外。通过自己的理论家柏克，辉格党还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政党理论，旗帜鲜明地宣扬政党是议会制政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公开要求建立政党政府。80年代，该党设立了政党基金，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竞选和宣传，围绕基金掌管人，形成中央党部的雏形。到90年代，辉格党控制了伦敦的5家报纸，建立起自己固定的舆论宣传阵地。 该党还在各大城市建立俱乐部，作为院外党人活动中心。上述变化说明，这时辉格党已发展为一个“有组织的反对党”了。
    托利党的重建过程比辉格党艰难曲折得多。在乔治三世统治早期，托利党虽是王权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但其内部派别林立，组织焕散。有人以“国王之友”的个人身分参加政府，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更缺乏有权威的领导人。七八十年代，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爆发在英国引起巨大震动，一股保守主义思潮在英国迅速蔓延。这股思潮以维护传统、秩序与特权为宗旨，反对任何激进变革。托利党从中吸取了新的精神营养，开始踏上复兴之路，内部凝聚力逐步加强。到19世纪初，托利党也发展为一支步调一致的政治队伍。1807年，由于小皮特派的加入，托利党势力大增，结果连续垄断政权20余年，辉格党长期屈居台下，形成稳定的两党对立格局。
    重新崛起的两党都摒弃了以个人和家族联系为纽带的传统组合方式，而以不同的政治宪法原则为基础。例如，在1810年托利党举行的小皮特诞辰纪念会上，该党首领宣布说：“我们不再单纯是皮特先生的代表，这个名字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烟消云散。我们所依赖的是能够使我们团结一致的原则。”〔17〕在议会内，两党分别健全了督导员制度，加强了议会党团的组织纪律性。独立于两党之外的无党派议员的比率大幅度下降。18世纪中叶时，下院中的无党派议员占议员总数的3／4，到1818年-1820年，减少到8%。在议会外， 两党竞相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到1832年前夕，大约有一半的郡分别建有两党的地方俱乐部〔18〕。社会舆论媒体出现两极分化，全国主要报刊分别被两党所控制。越来越多的选民把两张选票同时投给同一政党的两个候选人，选举成为两党竞争的政治游戏。在野党获得“国王陛下的忠诚的反对党”称号，取得了与执政党完全平等的宪法地位。政党意识和政党政府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1809年-1812年间，在野的辉格党人为了建立辉格一党政府，抵挡住高官显位的诱惑，三次无视国王的入阁邀请，拒绝与托利党同台执政〔19〕。这一切说明两党政治已步入稳定化、成熟化阶段，至此才能说两党结构形成了。
    总之，就整体而言，18世纪的英国既不是两党结构，更不是多党派结构，确切地说这是两党政治结构的“十月怀胎”时期--虽有两党，但两党结构尚未形成。
    注释：
    〔1〕〔2〕刘易斯·纳米尔：《美国革命时的英国》，伦敦，1961年版，第179-180、191页。
    〔3〕刘易斯·纳米尔：《乔治三世即位时的英国政治结构》， 伦敦，1957年版，第11页。
    〔4〕〔5〕〔6〕〔7〕刘易斯·纳米尔：《君主制和政党制度》，伦敦，1955年版，第32、34、160、69、115、215页。
    〔8〕J.H.普卢姆：《英国政治稳定的成长》，麦克米兰，1967 年；G.霍尔姆斯：《安娜时期的英国政治》，麦克米兰1967年；B.W.希尔：《议会政党的成长》，伦敦，1976年。
    〔9〕J.H.普卢姆：《英国政治稳定的成长》，麦克米兰，1967 年，第130-131页。
    〔10〕〔11〕W.斯佩克：《色彩暗淡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时期的英国政治结构》，载J.坎农（主编）：《辉格党的优势》，伦敦，1981年，第54、54-55页。
    〔12〕G.霍尔姆斯：《安娜时期的英国政治》，麦克米兰，1967年，第249页。
    〔13〕〔15〕B.W.希尔：《议会政党的成长》，伦敦，1976年，第9、116页。
    〔14〕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84页。
    〔16〕A.福尔德：《国王陛下的反对党》，牛津，1964年， 第136页。
    〔17〕〔18〕F.奥格尔曼：《英国两党制度的起源》，伦敦，1982年，第19、72页。
    〔19〕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