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施特雷泽曼积极支持苏联参加国际裁军会议，希望利用苏联来争取恢复德国的军备平等权。1928年，他从抗衡法国出发，极力主张让苏联加入非战公约，并且德国一度成为美苏就苏联加入非战公约进行交涉的“中间人”。同年12月和1929年1月， 德国又先后与苏联达成了莫斯科经济议定书和调解协定，进一步畅通了两国经济贸易渠道及保证两国合作的正常运行。
    以上充分表明，施特雷泽曼外交在后阶段较积极地维持了对苏合作关系。对此，有的西方史学家指出， 德苏中立条约签订后的1926 年至1929年是德苏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23〕。
    三
    考察施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尽管在外交总战略中处于次要地位，但作为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首先，东方政策突出表明了施特雷泽曼外交的现实性和独立性。虽然施特雷泽曼从根本上仇视布尔什维主义，一再强调“在德国国内同布尔什维活动的斗争是很有必要的”；不过他从战败德国的自身利益出发，始终维持了与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苏联多方合作的东方政策。这无疑突出表明了他是一位充分尊重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另一方面，尽管施特雷泽曼执掌的是一个战败并受到凡尔赛体系严酷束缚的国家的外交，尤其又置西方外交于首要地位以图迅速返回西方阵营，但他并未因此而仰仗西方战胜国的鼻息及丧失在外交尤其东方外交上的独立性和行动自由。特别是他在洛迦诺政策获得成功后，不仅未按西方战胜国的意愿背离拉巴洛政策乃至成为其反苏的“大陆剑”，相反还不断地加强了对苏合作，始终维持了独立自主的东方政策。
    其次，施特雷泽曼维持与苏合作的东方政策使德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上获益匪浅，从而对德国的迅速复兴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外交上，使德国不断保持并加强了对西方战胜国的抗衡地位，尤其卓有成效地辅佐了德国在西方的目标追求。一战后，西方战胜国极其害怕战败德国与苏俄走到一起去。1922年的《拉巴洛条约》更使西方日益担心德苏结成反对整个凡尔赛体系的军事政治同盟，因而拆散德苏关系以至拉德反苏便成为各战胜大国外交上一个共同的主要目标。 1925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就指出：“必须竭尽全力使德国与我们西方体系相结合，以及阻止德俄组成一个反对西方的集团”〔24〕。而施特雷泽曼正是充分利用了西方战胜国对“德俄同盟”的极端恐惧及拉德反苏的迫切愿望，巧妙把握时机，不断打出“俄国牌”来刺激西方，迫使它们尤其是法国在种种国际问题上一再对德作出让步，致使德国对西方外交尤其是洛迦诺政策获得极大成功，从而改变了战败国地位，成为与英法平起平坐的政治大国。勿庸置疑，如果施特雷泽曼不是始终利用“俄国牌”来对付并刺激西方战胜国的话，那么德国在西方的种种外交目标绝不可能如此迅速、顺利地一一获得实现。另外，从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战略角度看，维持与苏合作的东方政策还排除了苏联与法波“在德国背后联合”〔25〕的可能。特别是德苏中立条约与排除新的“英法协约”的莱因公约一起，使德国在东西方都排除了“风险”，保证了安全，并同样为德国修正东部边界保留了可能性，以致它又有德国的“再保险条约”之称〔26〕。
    在经济上，德苏合作使德国在苏联外贸中一直较其他西方大国保持了优势地位，有利于德国解决随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而显得日益突出的原料尤其市场问题。从20年代中期起，德苏业化贸易额不断上升，1924至1925年为8.3亿卢布，1925至1926年上升至12.6亿，1926至1927 年又升为14.5亿，1927至1928年更达到19亿〔27〕。从1926年起直至1932年，德国在苏联外贸中始终超过其他西方大国而占第一位。尽管苏联在德国外贸中所占比重一直较低，如1926年仅为第6位。但是，自1925年起， 苏联在德国机器制造、电子和化学颜料工业等部门的外贸中一直占据首位，即苏联始终是德国的机床、电动机、农业机器、机器设备零件、化学颜料和电子产品的主要买主。这无疑大大缓解了德国自1925年起出现的严峻的工业品销售困难，从而有利于德国工业的进一步复兴。
    再次，尽管施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复兴德国，但客观上也有效地支持了社会主义苏联。正如李维诺夫所指出，良好的德苏合作关系对苏联产生出“特殊的利益”〔28〕。在政治外交上，不断加强了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抗衡地位，尤其使西方始终无法建立起反苏统一战线，从而对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维持某种均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齐切林指出，德国是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赢得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撑点”〔29〕，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中占有关键地位。苏联在外交实践中也是始终注意到这一点。比如，1927年英苏冲突发生后，布哈林于5 月发表文章指责德国参加了帝国主义反苏“大合唱”及“正在背离东方和驶向西方”〔30〕。此文发出后，在威廉街引起了强烈反响。兰曹受施特雷泽曼委托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并指出布哈林文章对德苏关系起了不利影响。齐切林对此十分着急，直接写信给布哈林指出其文章的危害。齐切林还两次写信给斯大林本人，指出布哈林文章破坏了德苏关系，并强调，正是现在“我们必须维护和发展德国国内于我们有利的因素”，“苏联的生存利益在于首先需要稳定柏林的局势”〔31〕。
    在经济上，德苏合作使苏联能不断地从德国获得先进的大工业技术、各种机器设备以及科技人员的支持，从而对苏联的工业化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1926年苏联与外国签订的10个有效技术援助协定中，有8个是与德国达成的。1928年的50 个类似协定中也是同德国签订的最多，为22个。1929年苏德又签订了28个此类协定。根据这些协定，德国向苏联提供有关工业生产的技术、专利权、图纸模型及专家技术人员等。20年代中后期，大约有5000多名德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在苏联工作〔32〕。再者，从1925年起，德国给予苏联的一些贷款虽数量不是很多，但毕竟对苏联购买迫切需要的德国机器设备提供了部分资金，如1926年苏联获得的3亿马克贷款中， 2670 万用于购买德国各种机床， 5600万购买机械设备，2700万购买动力设备，173万购买测试仪器， 76万购买化工设备〔33〕。另外，德国贷款使“苏联在帝国主义国家财政封锁的围墙上打开了重大缺口”，并且正是在德国贷款影响下，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如奥地利、意大利甚至英国等也陆续给苏联一些贷款。上述这些在客观上无疑有力地支持了苏联的经济建设。
    最后还应看到，东方政策作为施特雷泽曼和解外交的组成部分，不仅给德苏两国带来重大实际利益，而且正因其始终阻止了西方反苏统一战线的建立，尤其是1927年阻止了一场很可能出现的反苏战争的发生，从而“对于整个欧洲减轻战争威胁和维持和平”〔34〕，乃至20年代欧洲经济贸易的恢复发展，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注释：
    〔1〕〔10〕B.格哈特：《世界大战的时代》，斯图加特1977 年版第1卷，第320、347页。
    〔2〕〔6〕〔11〕K.希尔德布兰特：《国际体制中的德意志帝国与苏联：正统还是革命？1918-1932年》，威斯巴登1977年版，第19、30、18页。
    〔3〕〔15〕〔29〕T.施德尔：《拉巴洛条约诸问题》， 科隆1956年版，第53、52、49页。
    〔4〕F.克莱因：《1917-1932年德国对苏联的外交关系》， 柏林1952年版，第129页。
    〔5 〕联邦德国现代史研究所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德国史》，斯图加特1971年版第1卷，第340页。
    〔7〕〔25〕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卷（上册），第277、286页。
    〔8〕〔9〕〔14〕〔16〕〔19〕〔20〕〔21〕〔22〕〔24〕〔26〕〔30〕〔31〕〔34〕G.罗森费尔特：《1922-1933年的苏联与德国》，柏林1984年版，第121、121、101、135、153、181、266、250、 119-120、176、286、287、288页。
    〔12〕〔13〕〔17〕〔18〕〔23〕〔27〕〔33〕A.安德勒：《德国拉巴洛政策：1922-1929年的德苏关系》，柏林1962年版，第91、 197、133、152、197、170、172页。
    〔28〕〔32〕A.安德勒主编：《拉巴洛与和平共处》，柏林1963年版，第192、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