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移民社区的发展源于集体合作的精神，而社区的发展又使这种精神渗入美国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美国历史上通过群体自愿合作、解决社会难题的良好风尚。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美国人对“集体需求冷淡懈怠，相互间的支持囿于直系亲属的范围。”〔26〕由于外来移民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目睹了不同群体间的冲突，因而心理上有一种不安全感。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移民在19世纪30～40年代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建立了各种互助会。例如，到1910年，意大利移民在纽约市的互助会达2000个，在芝加哥达400多个〔27〕。 综观移民互助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移民以互助会为纽带，成立了社区管理委员会，下设负责教会、教育、贸易、消防、医疗、文化娱乐和公共设施的机构，使社区成为一个“五脏俱全”、高度自治的小社会。
    第二，通过与其它城市本民族社区的合作，移民组成了全国性的族裔组织：如“爱尔兰移民协会”、“德国移民互济会”、“克罗地亚裔全国联盟”等。他们在各级选举中运用群体力量推举自己信息的候选人。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曾选出了本民族的人担任纽约、波士顿和纽黑文市的市长职务。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和南、北达科他州的州长、市长和国会议员中就有德国和北欧国家的移民。即使在一些城市担任市长职务的美国人也不得不倾听移民群体的声音。这既表明了移民群体力量的作用，也说明了不同族裔间的彼此制约对美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性，使各个族裔群体在相互碰撞中增进了解并在妥协中维护了美国的繁荣和统一。
    第三，各社区建立了既象银行又象公司的合作社（cooperatives）。它一方面积极吸收移民的存款，按期付息；另一方面，它直接参与社区企业的经营活动。合作社的管理者和工人都是持股人，双方共担风险，年底依股额和利润分红。从各城市看，各社区都有这类合作社。譬如，1914年马萨诸塞州共有30个合作社，其中，立陶宛人和芬兰人各7 个，意大利人5个，波兰人和瑞典人各3个，法国、德国人和犹太人各2 个、比利时人1个〔28〕。就全国而言，1918年共有2000多家， 多数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其中2／3属于外来移民，余者属于美国人〔29〕。关于这些合作社的作用，美国学者约翰·丹尼尔斯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认为合作社是“外来移民对美国的重大贡献之一”。“他们不仅教育了自己，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展示了美国生活中最基本的自力更生的精神，而且通过建设性的贡献参与了美国的生活。他们共同合作的方式向美国展示了人们创造业绩的高尚风格，表明在经济和社会斗争的冲突与混乱中，相互合作的原则可以解决美国最重要的问题。”〔30〕
    第四，各社区相继建立了失业救济、退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虽然各社区的投保标准不一，但均能为移民所承受。投保者按期缴纳保险金后由社区医院定期检查，以确保投保者康安。从全国看，多数社区的保险业务仅限于本社区，只有少数移民群体成立了全国性机构。不管移民的保险机构规模和形式如何，“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繁荣发展，成为帮助移民在迁徙和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经受考验和度过难关的重要力量。”〔31〕应指出的是，类似的保险机构在当时的美国人中间并不多见，比美国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法要早半个多世纪。所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移民自发的保险机构。”〔32〕
    四、移民与城市社会问题的关系
    随着美国城市化的发展，各地的排外主义浪潮迅速兴起，并促使美国政府从1882年起颁布了一系列歧视性的移民法。因为多数美国人相信，外来移民是美国贫困、犯罪和政治腐化等问题的根源，威胁了美国社会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实际上，社会问题不是美国城市化时期独有的弊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痼疾。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是其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同的是，“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愈发展，因而国家的权力愈具备资本主义性质，那么社会问题就愈尖锐：法国比德国尖锐，英国比法国尖锐，君主立宪的国家比君主专制的国家尖锐，共和制的国家比君主立宪的国家尖锐。”〔33〕美国作为近代史上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问题必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滋长起来。
    就移民的贫困问题而言，确有少数群体或个人曾依靠救济度日。特别是19世纪中期，前所未有的马铃薯饥荒席卷了爱尔兰之后，百余万走投无路的饥民蜂拥美国，对东北部城市的社会救济造成了较大的压力。1850年，爱尔兰移民占波士顿医院患者的50%，乞丐的58 %， 囚犯的63%，接受救济者的97%〔34〕。然而，类似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而且，如前所述，许多经济贫困的移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本民族社区的帮助。此外，随着移民进入就业市场后，接受救济的移民不断减少，其比例已接近或低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譬如，19世纪80年代末期，在纽约市的乞丐中，爱尔兰移民的比例为15%，美国人的比例为12%，德国人为8%，意大利人为2%。1893年经济危机时期，芝加哥市各移民群体领取救济金的比例与美国人大致相当〔35〕。但是，如果从整体上和长远上评价移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那么就不难发现，外来移民所享受的福利远远不及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贡献〔36〕。
    城市贫民窟的急剧膨胀既是美国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政治腐败的结果。随着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多，大批劳动力涌向城市，而城市的房地产商为牟取暴利，将破旧房屋稍加改造后就出售或租让，或者兴建简陋住房待价而沽。虽然各州和市政府曾试图改善市区居住条件，但市政老板常常与投资者达成幕后交易。这样，前者既稳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捞到了经济上的好处；后者在投资项目获得减税和经营等特权等优惠条件，结果使许多市建项目进展迟缓，质量低劣。由于住房、供水、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贫民窟常常是烟雾弥漫，空气污浊，臭气熏天，到处肮脏不堪。虽然贫民窟中居住着大批外来移民，但其多数克勤克俭，洁身自好，居住条件无可厚非。1911年，美国移民委员会对全国城市考察之后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发现了许多恶劣的状况，但已确认的事实是，大城市的大多数外来移民过着努力工作的生活，他们的家庭相当整洁，他们所在市区的恶劣条件不是他们造成的，与他们无关，而是因为市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供水设施和合理的排水与污水处理系统”。〔37〕
    一些排外主义者指责外来移民“犯罪率极高，是城市事端的祸根。”〔38〕实际上，从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外来移民较少的农村地区的犯罪率远远高于移民较多的城市。在各大城市中，社会犯罪普遍存在，而“外来移民的犯罪率低于土生美国人”〔39〕。在多数情况下涉及外来移民的案件都是美国人利用了移民初来乍到的那种胆怯忍让的心理而肆意作恶的结果。据1901年波士顿警察局统计，当年在该市北区被捕的3124名罪犯中，只有450人是该区居民， 其中除6名意大利人外，没有其他族裔的移民〔40〕。 另据一些美国学者对1900～1927年加州地区亚洲移民犯罪问题的研究，在被捕的亚洲移民中，真正属于罪犯的寥寥可数。“同整体的犯罪总数相比，亚洲裔重罪犯是较少的，低于加州的平均水平。在加州各民族群体的犯罪总数中，亚洲裔重罪犯的绝对人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41〕然而，恰恰是亚洲和东南欧移民受到排斥的时间最长，程度也最为惨烈。这与当时泛滥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不无密切的关系。
    关于市政腐败问题，我国的一些学者已作了有益探讨，准确地指出了其根源和实质〔42〕。就外来移民而言，由于各群体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集体参与政治生活。在各级选举中，他们合力推举本民族或关心本民族疾苦的候选人。而一些职业政客为了争权夺利，常常以欺骗或蒙蔽的手段，阳奉阴违，慷慨许诺，千方百计地拉拢移民的选票，结果使排外主义者错误地把反对政治腐败的矛头指向外来移民。当然，在一些城市的党魁和市政老板中不乏外来移民或其后裔。譬如，爱尔兰移民曾把持着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布法罗、密尔沃基和旧金山等城市的政治大权〔43〕。他们行私舞弊、任人唯亲的不端行为等于为日渐泛滥的政治腐化火上浇油。爱尔兰移民酷爱政治，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遭受了英国的殖民压迫，到美国后又受到了歧视和排斥，因而在心理上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爱尔兰移民凭借通晓英语和熟悉美国政治的优势，较早地参与了政治生活，试图利用政治权力来提高本民族的社会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移民与政治腐化的关系时不应过份夸大移民在其中的作用，更不应该忽略联邦政府所负有的主要责任。因为在19世纪末期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部门传统的管理手段相互脱节以后，联邦政府在较长的时期内洞若观火，无动于衷，继续奉行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结果使地方政权处于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利益集团和族裔体对政治权力趋之若鹜，以期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正是这个原因，以土生美国人口为主体的南部城市也出现了“无形政府”操纵政治生活、市政老板充斥城市的腐败问题，“其腐化现象与北部城市相比毫不逊色”〔44〕。总之，种种事实表明，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犯罪和政治腐化等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美国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本身。而外来移民的负面影响远远不足以抵销他们对美国社会的积极贡献。因此，只有公正而客观地评价外来移民的正负面影响才能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
    注释：
    〔1〕Eric Lampard,“Urbanization”, in GleanPorter, ed. ,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Vol. 3, New York, 1980, p. 1030.
    〔2〕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tatistical Abstract of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 Govemment PrintingOffice,1992, p. 10.
    〔3〕John Higham, “Send These to Me, ImmigrantsinUrbanAmeric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2.
    〔4〕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Historical Statistics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D. C. Govem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105-106.
    〔5〕 David Ward,“Cities and Immigrants: A GeographyofChang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60.
    〔6〕John Higham, “Send These To Me”, pp. 14-15.
    〔7〕Raymond A MohlandJamesRichardson, “TheUrbanExperience: Themes in American History”, Califomia,1973.pp. 61-63.
    〔8〕Blake Mekelvey, “American Urbanization: A ComparatoryHistory”, New York, 1973, pp. 72-73.
    〔9 〕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载《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卷，第9～10页。
    〔10〕David Ward: “Cities and Immigrants”, p. 7.
    〔11〕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13页。
    〔12 〕裘德·马特拉斯：《人口社会学导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3页。
    〔13〕Lawrence H. Larsen, “The Rise of Urban South”, The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ky, 1985, p. 84.
    〔14〕马特拉斯：《人口社会学导论》，第83页。
    〔15〕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
    〔16〕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of the United States”, pp. 112, 127.
    〔17〕田方和陈一筠：《外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53页。
    〔18〕Lawrence Larsen, “The rise of Urban South”, pp.144-145, 83.
    〔19〕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of the United States”, pp. 105-106.
    〔20〕Ibid, pp. 110-111.; 〔21〕Ibid, pp. 958-959.
    〔22〕Thomas Kessner, “The Golden Door: TheImmigrationand Mobility of Italians and Jews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1977, p. 63.
    〔23〕JohnBodnar, “TheTransplanted: AHistoryof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67-68.
    〔24〕John Highan, “Send These to Me”, pp 26-28.
    〔25〕Herbert J. Gans,“TheUrbanVillagers: Groupand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 Americans”New York, 1962, pp. 6-15.
    〔26〕Nathan GlazerandDanielMoynihan, “Beyondthe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andIrish of New York City”, M. I. T. Press, 1989, p. 194.
    〔27 〕NathanGlazerandDonielMoynihan, “Beyondthe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andIrish of New York City”）， MIT, 1989,p. 194. JohnHigham,“Ethnic leadership in America”, Th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78, pp. 159-160.
    〔28〕Qscar Handlin, “Immigrants As A FactorinAmericanHistory”, New Jersey, 1959, p. 88.
    〔29〕John Daniels, “Ammerica via the Neighborhood”, New, Jersey, 1971, pp. 100-128.
    〔30〕Ibid, pp. 100-128.
    〔31〕Oscar Handlin, “Immigrants”, p. 84.
    〔32〕John Daniels, “America Via the Neighborhood”, p.100.
    〔33〕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与批判化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卷，第175页。
    〔34〕David Ward, “Poverty,EthnicityandtheAmericanCity: 1840-1925”, New York, 1989, p. 26.
    〔35〕Loretta Matulich,“A Cross- DisciplinaryStudyofthe European Immigrants of 1870-1925”,New York, 1980, pp. 18-19.
    〔36〕梁茂信：“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历史影响”载《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第25～33页。
    〔37〕David Ward,“Poverty, EthnicityandtheAmericanCity”, p. 116.
    〔38〕Robert Parmet, “Labor and ImmigrantsinIndustrialAmerica”, Florida, 1987, p. 65.
    〔39〕Eric H. Monkkonen, “AmericaBecomesUrban: TheUrban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owns: 1780-1980”,UniversityPress of California, 1988, pp. 96-97. RichardHoffstetter,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53.
    〔40〕Maxine Seller,“ToSeekAmerica, AHistoryofEthnic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Jersey, 1988, p. 113.
    〔41〕S. W. Kong, “Chinese in American Life”,Connecticut, 1962, pp. 45～46.
    〔42〕丁则民：《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2～296页。
    〔43〕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39页。
    〔44〕Eric H. Monkkonen, “America Becomes Urban” pp. 1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