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谈到英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几个概念是必须先弄清楚的。关于政党，在西方大多将其功能归结为：组织群众选举，统一和调动公民群众，聚合各种社会阶层为本党谋利；为国家政治机构补充公职领袖，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是组织“自由民主的政府”[①a]。他们虽然也承认政党的阶级属性，但更强调政党的选举、执政、立法和监督等职能。他们还认为，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是政党产生和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笔者认为，这是考察英国政党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关于政党政治则是指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政党构成了国家政权的核心，政党的活动和政党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集团和阶级利益是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政党统治是对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而言的，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是依靠血缘纽带和君臣依附关系控制国家政权，政党政治则淡化了这种血缘纽带和君臣关系，以利益和思想的趋同性为基础的政治集团控制着国家的权力机构。严格地说，政党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所谓政党制度是指在现代国家中，政党有组织地参加国家管理的制度，它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套管理体系。从社会学角度说，政党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非预向性的历史过程。然而，作为一种运作机制，政党制度一旦形成便有着相对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它构成了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及个人在政治斗争中的一种行为规范，一种人际关系体系。在政党制度这个相对恒定的架构中，政党和政党政治则具有更大的可变性。政党、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产生的时序一般为：先有政党和政党政治，两者的发展是同步的，不可分割的，尔后才是政党制度的确立。
    在英国，王权的衰落过程缓慢而隐晦。民众选举权的扩大集中体现在1832年和1867年的两次议会改革中，有着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可寻，而政党政治的发展却是个时明时暗、时断时续且难以把握的历史过程。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英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最重要阶段是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到第一次议会改革时，英国的两大政党、政党政治和两党制度都已经形成了。此后，经过1832至1867年间的发展和巩固，两党制度便成为一种不可更改的权力交替制度，迄今一直为英国各阶级与政治势力参与国家政治所遵循。
    据史书记载，1783年英王乔治三世尚能按个人意愿，顺利地解散了他所憎恶的福克斯-诺斯联合内阁，任命没有获得议会多数的小威廉·皮特为首相[①b]。但在85年后，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在1868年大选中被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击败，未等召开议会即挂冠而去，结果，维多利亚女皇（1837-1901）被迫接受了她所厌恶的格拉斯顿为首相[②b]。从小威廉·皮特受君命上台到迪斯累里因竞选失败而下台，从小皮特回避重用党人之嫌而自诩为“国王的首相”到迪斯累里和格拉斯顿必须冠以政党领袖的头衔才能参加首相的角逐，说明经过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演变，英国的土地贵族和中产阶级已经以两党制的形式构建起新的国家权力结构。而在此以前，尽管已出现了辉格党和托利党或“宫廷党”和“乡村党”等政治组织，但从政治学的观点看，这些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称谓，最早是在1679年英格兰下院讨论《排斥法案》时正式出现的。当时，围绕着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是否有王位继承权的问题，形成了以萨夫茨伯里勋爵为首的一派，该派坚决主张取消约克公爵的王位继承权，而以丹比伯爵为首的另一派则持反对意见。“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词即是双方在攻讦对方时使用的贬称。“辉格”原意是“苏格兰盗马贼”，“托利”则指“爱尔兰歹徒”。1680年后，这两个称谓经常在英格兰议会的辩论中使用。当然，若按严格的政党定义，此时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还只是议会中持不同政见的派别组织。两派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该不该限制王权，以及如何处理天主教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问题上。但是，从两派在对待国家重大政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以及活动范围和组织规模看，已显露出现代政党的诸多特征。以当时两派中组织水平较高的“辉格党”为例：一是它已有了一个若隐若现的共同政治观点，即要求废除天主教徒的王位继承权和限制王权；二是有了一个活动中心，即伦敦“绿带俱乐部”；三是有了一位在“党”的内部穿针引线的联系人--萨夫茨伯里勋爵；四是有了一个与己对立的政治派别--“托利党”。由此可见，这个时期较之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现代政党兴起过程中的几大因素--“党魁”、“党总部”、“反对党”、“党的政治目标”，都已可见其雏形了。
    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以后，议会的权力在缓慢地上升，这为从政治派别到政党的过渡提供了先决条件。然而，在威廉三世（1689-1702）与安妮女王（1702-1714）时代，君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居于支配地位，使得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政治派别都没有较大的发展。辉格党和托利党只是围绕着诸如宗教宽容政策和1702-1710年对法战争政策等问题展开争论，在议会中继续发展各自的阵容。众所周知，“光荣革命”是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派别捐弃前嫌、联合发动的。威廉三世上台伊始也尽力维持这个以君主为核心的两派联合政府。然而不久，在对待1689-1697年的“奥格斯堡战争”和1702-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态度上，辉格党和托利党发生了分歧。战争使参与军火生产和金融业的辉格党议员得利，而多为土地贵族的托利党议员则要承担军费，交纳多种捐税。托利党因而不愿支持耗费巨大的对外战争，主战的威廉三世只好于1694年改变态度，任用辉格党“简图”小集团组成“一党”政府。安妮女王在位前期受重用的大臣多为党派观念淡薄者，此后英国军队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胜利也使两派之间消除了一些芥蒂。1710年，由于战争的旷日持久，终使安妮女王和托利党都无法忍受，安妮女王不得不授权厌战的托利党内阁，签订了结束这场战争的《乌特勒支和约》。此例说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党派斗争既不阵线分明，也不具有连续性，托利党和辉格党经常交叉联合，所以有些历史学家便将得以进入君主政府的党派联合体称为“宫廷党”，而把未能进入政府的另一方称为“乡村党”。宫廷党和乡村党的成分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将其与辉格党和托利党划等号。在这个时期，政治派别或集团往往是议会中一些通过宫廷的笼络、收买、家族邻里、师生关系而连结起来的宗派团体，虽然这些团体已有了朦胧的政党意识，但仍然较容易地为国王操纵和控制。
    汉诺威王朝（1714-1901）建立时，汉诺威选帝侯乔治·刘易斯54岁才到英国继位，他不懂英语，靠亲信和心腹管理政务。继位前，他靠汉诺威驻英使节鲍斯默选定的最高法院的18名大法官中，就有14名是辉格党人，甚至内阁名单也是由他的私人秘书罗伯森与辉格党要人磋商后起草的，以至乔治一世（1714-1727）在继位时组织了清一色的辉格党政府[①c]。1716年后英国议会将下院每3年选举一次改为每7年选举一次[①d]。接着，把持政府的辉格党权贵又利用少数托利党人参加反对新王朝的叛乱，大肆诋毁托利党人。这样，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1727-1760）时期便出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辉格党寡头政治”（The whig Oligarchy 1714-1760年）。
    汉诺威王朝建立之初，乔治一世宠信的辉格党演变成了“宫廷党”，失势的托利党成了“乡村党”。18世纪20年代后，一方面是托利党的消沉，另一方面是辉格党分裂为宫廷辉格党和宦途失意的辉格党。乔治二世继位后，如同其父仍然兼任德意志汉诺威选帝侯。他常返故土，疏理政务，而把英国的朝政交予宫廷辉格党人掌管。这些人为维护既得利益，其思想日益走向保守。他们极力主张加强王权，限制下院权力，既压制和阻挠托利党人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又千方百计地将宦途失意的辉格党人排挤出宫廷之外。因此，在辉格党寡头政治时期，英国虽然已出现了用“反对党”这一政治术语来界定一切反政府的政治派别，但有关政党组织及其理论并无多大发展。而且，这个时期的“一党专政”与19世纪两党制下的“一党执政”有质的区别。“一党执政”是现代资产阶级代议制的一种分权形式，其前提是议会中存在着一个合法的、起监督作用并准备随时上台的在野党。1714-1760年的“辉格党一党专政”则是一种集权形式，其前提是君主默认辉格党排斥其它政治势力而单独辅佐王权，实质上仍是一种隐讳的君主政治。在这个时期，托利党已衰弱到不能作为一种政治反对派而存在，议会中的权力之争和政见分野大多是在辉格党人之间进行，且受到国王亲信们的操纵。因此，这个时期尽管是英国历史上政局较稳定的时代，却又是一个最保守、最少建树的时期。议会除通过了压制不同政见者和反对酒后暴力行为这两项立法以外，“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时期，在英国的法令全书上没有增补过任何新的法案”[②d]。这种政局稳定是一种停滞的、没有内在活力的稳定。
    不过，这个时期也有两点在客观上促进了后来政党政治的兴起：一是“一党专政”下政局稳定的历史经验，成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党组阁的参照；二是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均长期地依赖较稳定的政治集团和心腹重臣包揽政务，客观上促进了政治权力的重心向第一财政大臣倾斜，使内阁制在沃波尔首相任内（1721-1742）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总之，18世纪60年代以前，“在国家政务中国王和他的心腹仆人仍执掌着中央政府权力，大臣们不过是君主的代办人和顾问”[③d]。加之议会内的政治派别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因而使英国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很难得到新的发展。
    二
    1760年，乔治三世继位（1760-1820），他出生在英国并谙熟英国文化，主观上想重振君威，扩大王权，但客观上却促进了英国两大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乔治三世上台伊始，决心摆脱其先辈对辉格党的依傍，公开表示对党人的憎恶，并从各政治派别中遴选“能人”，组成了“国王之友”内阁。然而，此举所起的作用却相反：“国王之友”内阁的成立，不仅结束了托利党人进入内阁的机会，使之不再作为一种隐蔽而衰弱的政治力量存在，而且面临着辉格党人与王权分离的局面，面临着从“一党专政”向政府反对派地位的转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辉格党人--罗金汉辉格党人聚合了起来，成为英国议会史上第一代有组织的反对党。
    罗金汉辉格党与18世纪40至60年代活跃在政坛上的宫廷贵族纽卡斯尔辉格党不同。纽卡斯尔辉格党内部缺乏严密的组织系统，仍以家族社会关系作为联系的纽带[①e]。罗金汉党人则是从地方贵族中兴起的，它以一种“乡村”的观念改造了具有宫廷贵族传统特色的旧辉格党，开始打破亲朋故旧的社会关系网，由一些思想激进的年轻议员组成。它否定旧辉格党为君主服务的传统做法，公开抨击君主政体，而不仅仅是批判君主个人及其心腹重臣。它对英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最大贡献是，注重从理论上为政党的合法存在寻找理论根据。1769年，罗金汉的密友柏克发表了《对当前不满原因的感想》一文，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政党和政党政治的问题。柏克论证了政党存在的必要性，指出政党是以一致同意的特定原则来推进国家利益的个人联合体，政党集体行为的价值高于以个体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价值，声称辉格党人反对宫廷是出于反对违法建立的政府。他呼吁辉格党人应通过法律手段去追求权力，并以共同行动来反对政府的违法行为，直到本党能够单独组织政府。他特别强调，国家的最高公职必须由党人担任，这样才能使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得以在议会通过，且得到公众的认可。柏克的理论对于维护政党的合法性起了重要作用。之后，罗金汉党人在反对诺斯内阁在北美殖民地推行的战争政策，在倡导改革以削减国王年金等问题的同时，继续为增强反对党的凝聚力，提高反对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斗争。
    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是英国政党史上“第二代有组织的反对党”--福克斯辉格党聚合与分裂时期。1782年，诺斯内阁倒台，同年7月，罗金汉辉格党首领罗金汉去世，福克斯遂成为辉格党领袖。辉格党在他的领导下，采取了几次重大的旨在提高党在民众中的声誉，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措施：一是以党的名义进行了几次公开的募捐活动，设立了稳定的政党基金，以资助本党议员参加竞选；二是以威廉·亚当为首建立了供本党议员与会、交流信息、经管党的活动资金的基地；三是推举了负责分发出席议会的通知和监督本党议员投票行为的政党督导员；四是加强对党报的管理和经营，注重党在民众中的宣传和鼓动作用。
    正当辉格党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既把英国的民主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又加速了英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英国工人阶级的激进组织“伦敦通讯委员会”于1791年成立，并先后在谢菲尔德、考文垂、利兹、伯明翰、格拉斯哥、布里斯托尔、诺丁汉、爱丁堡等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该委员会以法国《人权宣言》为纲领，组织工人罢工，要求人权，进而提出了用革命手段推翻英国“寡头政府”的主张。法国大革命及工人运动的高涨，使英国统治阶层受到了极大震动，反响最强烈的是辉格党人。以福克斯为首的辉格党称法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继续。以伯克为首的辉格党右翼则急剧转向保守，他于1790年发表了《对法国革命的反响》一文，视法国革命为洪水猛兽，把法国革命的领导者污蔑为“乱党贼首”。由于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不同，一年后，以伯克为首的辉格党右翼放弃了“政府反对派”立场，而倒向了宫廷一边。1792年，格雷、谢里顿等20多名年轻议员又脱离了该党，成立了“人民之友社”，倡导更激进的议会改革。此后，以波兰德为首的辉格党保守派因为支持英国对法战争，又于1794年割断了与福克斯的联系而加入了与法国敌对的皮特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