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国家。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作为人民主体的广大农民，不但艰苦勤奋，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和灿烂文化，而且每当封建统治腐败、赋役苛重、生产破坏、社会动荡不安、面临崩解危机的时候，他们还千百次地武装起义，英勇反抗，打击以至颠覆了当时腐朽残暴的统治，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受到了广泛重视和认真研究，被誉为“五朵金花”之一。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的活跃，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有的怀疑，有的否定，有的认为对社会生产造成了破坏，有的甚至说农民战争史这门学科已经陈旧，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了。因此，今天，当着这部《中国著名农民起义领袖画传》出版的时候，通过科学的分析，说明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这些意见分歧，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农民战争对社会生产发展是否起了推动作用呢？最好的回答是让事实来说话。拿秦末、西汉末、隋末、元末、明末几次农民大起义来说，这几次起义，都发生在这些封建王朝后期，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租赋徭役繁苛的情况。农民丧失土地，大批破产流亡，生产严重破坏，社会陷于震荡绝望之中。经过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才突破了那种“山穷水尽”的局面，把社会从“绝境”中挽救出来，重新走上发展前进的道路。根据具体史实分析，农民战争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作用。即农民战争中大批封建贵族、官僚、地主被镇压或剥夺，改变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农民得以重新占有小块土地，进行耕作，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另一个是间接作用。即农民战争后的新建王朝，鉴于农民战争推翻旧封建王朝的巨大威力，为避免重蹈覆辙，被迫向农民让步，实施一些“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我国历史上出现的西汉初“文景之治”、东汉初“明章之治”、唐初“贞观之治”、明初“成宣之治”和清初“康乾之治”等一些封建“盛世”，就是上述历次农民战争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结果。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战争后的封建王朝，“只能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近些年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战争后封建王朝实行“轻徭薄赋”，是出于“自觉地调整政策”。出发点不同，但都不承认农民战争的间接作用。其实，上举那些王朝，不但都对农民作了让步，而且也并不讳言是为了接受教训而实施这一政策。例如，唐太宗曾说：隋炀帝“征求无已”，“兼东征西讨，穷兵黩武”，“人力不堪，相聚为贼（起义）……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为戒，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贞观政要》卷十《论行幸篇》）。清世祖顺治也说过：“天启崇祯之世，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缘以为奸，民不堪命，国祚随之，良足殷鉴！”（《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十）还有人说，封建王朝中后期的一些改革，就是“自觉地调整政策”。事实也不尽然。如王安石变法时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曾说过：“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王临川全集》卷三九）这些事实，都是确凿有据，不容置辩的。
    至于那种认为农民战争对社会生产起了破坏作用的说法，更是一种简单化的表象的武断。诚然，一切战争，都具有暴烈性、恐怖性和残酷性等共同特征。但却不能把这种共同特征与某些战争可能发生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对立起来，更不能以这种共同特征为根据，否定一切战争。因为，如同列宁所说：“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列宁选集》第2卷第668页）。农民战争，就是这样进步的战争。它带来的利益，就是前面讲的通过对封建腐朽残暴统治的打击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事实证明，农民战争对生产发展和历史进步，并非起了破坏作用，而是起了推动作用。从而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显然也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和主观认识的提高而不断深化的。同样，对于农民战争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的认识，也不应停留在已有的水平上，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新的审视，作出新的评估。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歌颂农民起义反抗黑暗统治的英勇顽强精神，弘扬中国人民酷爱自由、反对压迫、敢于斗争的光荣革命传统。这方面，过去做了比较充分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不能说已经“到顶”，还要继续努力，在更全面地阐述颂扬起义农民前仆后继、一往无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斗争外，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发掘开拓。例如，不但把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洪秀全、杨秀清、陈玉成等当作杰出的农民领袖，而且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总结他们的建军思想、战略思想、战术思想和临战实践的辉煌成就；不但把李岩、洪仁玕等当作农民军运筹帷幄的谋士，而且作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总结他们的文韬武略和治世经国的宏图与建树。使他们的英雄形象，更加血肉丰满，为我国军事、政治遗产的宝库增添新的光辉篇章。
    二、揭示规律，总结和汲取历史教训。中国农民战争的成功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但缺陷和失误也严重存在。农民战争的结局“总是陷于失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但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失误性的，如战略决策错误；战术指挥错误；因胜而骄，麻痹轻敌；领导成员滋长享受、权欲思想，引起矛盾斗争，发生兼并或内讧；以及纪律败坏，失掉人民支持等等。这类原因的失败，如果处理得好，是可以避免的，另一类是规律性的。如有些农民战争，没有或较少犯以上失误，不断发展壮大，并最后取得了推翻封建王朝的胜利。其结果却是，有的胜利果实“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做了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有的是农民领袖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新的王朝。这类原因的失败，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虽然是主要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却不是先进的阶级。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使他们彼此隔绝，无法统一起来，无法理解他们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他们的境遇和生活，虽然贫困痛苦，“却不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个人而在整个经济体系。”（《列宁全集》第1卷，第277页）因此，在起义反抗中，他们虽曾顽强地向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进行了战斗，却没有同封建制度进行战斗。当起义获得胜利时，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去触动作为封建制度经济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是寄希望于出现一个能够相对减缓剥削压迫的“好皇帝”，或者由农民领袖自己来充当。这就是封建社会一切单纯农民战争都无法避免悲剧历史命运的深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根源。如果说我们过去在歌颂农民英雄业绩、弘扬革命传统方面，做了比较充分的工作，那么，对后者来说，相对就显得很不够。但这方面的工作，却又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通过总结失误性失败的原因，可以从中汲取教训，引为鉴戒，避免或减少挫折；通过揭示规律性失败的原因，则可以明确如下一条真理：农民阶级要粉碎封建制度的枷锁，获得彻底解放，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明白了这些，就会更加了解今天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更加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领导作用的伟大。
    三、用现代观念重新审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利弊得失，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众所周知，过去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成绩卓著。但也出现过肆意美化拔高，把古代农民无产阶级化、把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的倾向。说什么古代起义农民能够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把封建当作一种制度来反对；能够建成对地主阶级专政的“农民政权”；能够改造地主阶级的皇权主义，使之成为具有“反封建的革命的性质”的农民阶级的皇权主义；甚至说太平天国实行了政治、经济、法律、男女“四大平等”，说它推行的“议事制度是既民主又集中”的“光辉创造”等等。这些说法，现在看来，恐怕已经绝少有人赞同。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却曾经成为占压倒优势的权威观点。可以相信，提出这些说法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出于歌颂农民的“良好愿望”。但由于离开了严肃的科学性，结果却事与愿违，混淆了精华与糟粕，错把古代农民保守、闭塞、愚昧等落后的一面，当成了高尚美德和革命传统而大加宣扬。不仅当时助长了农民自发性、狭隘性、绝对平均主义等思想的泛滥，对其后发生的“大跃进”、“共产风”、“大呼隆”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至今还存在影响，成为制约、干扰改革开放事业的障碍。这种沉痛教训，是值得认真记取的。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社会效益，今后必须认真把革命性和高度的严格的科学性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大力歌颂、弘扬农民固有的艰苦勇敢精神和光辉革命传统，同时也不回避实际存在的局限和缺陷的一面，使他们提高认识，自觉地扬长避短。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又出现另一种倾向，过分夸大农民局限的一面，甚至看作不可救药的“痼疾”。这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农民局限、落后的一面，是孽生于封建社会个体分散的自然经济的土壤的。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封建制度已被清除。目前，我国尽管还没有真正完成彻底摆脱自然经济的历史转折，但孽生局限落后面的“土壤”，终究只剩下残余的角落了。特别是我们今天正在大力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策的开放，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尤其是随着广大农村从单一粮食生产为主，转向发展商品粮生产和乡镇企业经济，必将打破几千年来自给自足小生产的格局，使农民从分散、锢蔽、保守、落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扬民主意识，参与政治生活，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实现全社会成员管理国家，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举足轻重的力量，绝对不可忽视，更不能消极失望。历史研究，虽然是探讨过去，但终极目的，则是立足现实，寻找联系，给现代人以启迪。在这方面，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同样也责无旁贷，并且是可以发挥效益，做出贡献的。
    编者附记：本文是孙祚民先生为《中华英杰画传系列》之一《中国著名农民起义领袖画传》所作的序言。作者于今年7月病逝。本刊编发此文， 以志对孙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