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打破了奴隶制的枷锁，率先进入了封建社会。在这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它的上升阶段，中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科学文化，对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西欧诸国乃至邻国日本再次擂响革命战鼓，迈开资本主义步伐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却滞留于陈旧的社会形态中久久不能自拔，并一度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
    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愚民政策无疑是重要的思想原因之一。不仅如此，在近代，它还造成了降低中华民族人口质量，从精精上削弱被压迫阶级战斗力的严重恶果。本文试就这一看法作一简述。
    一
    在以往的阶级社会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可能单靠一种暴力手段保持自己的统治。剥削者总是社会的少数人，那些靠世袭获得权力和财产的皇帝、贵族，并非都是能治国的材料。要想有效地统治大多数人，就必须兼用欺骗、愚弄、奴化教育等手段来加强思想统治。
    在中国，主张愚民的思想起源很早。历来人们都认为孔子是始作俑者，因为他讲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其实他本人并不是愚民思想的实践者，相反，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主张“有教无类”并第一个办私学的教育家。倒是后起的道家和法家才是主张愚民的真正祖师。出现于战国时期的《老子》一书，以相当完备的理论形态表述了关于愚民的思想。其中有几句很露骨的话：“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在这里，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人的知识、智慧同人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并进而提出了一套愚民的原则：“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就是说，要让老百姓永远处于闭塞无知的愚昧状态，但要让他们有饭吃；让他们没有任何欲望，又要能劳动。总之，只要人民浑浑噩噩，无知无欲，天下就会长治久安。
    稍后的极端专制主义的法家思想代表韩非在他的所谓“法治”思想中，大大发展了老子的这些原则，公然鼓吹倒退，禁绝教育，以实行“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愚民措施。他不但要使人们“禁其行”，“灭其迹”，“息其说”，而且要“禁其欲”，“禁其心”。
    韩非的思想哺育了秦始皇，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暴力推行愚民政策的人。为了“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秦始皇从李斯议，实行了焚书令。“焚书”虽然使春秋以来自由思索的精神受到一次致命打击，但它也把秦始皇的极权推向了更高峰，使之完全堵塞了言路，丧失了应变的能力，只好迅速走向灭亡。
    秦以后的历代统治者虽然程度不同地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并推行了一些诸如休养生息之类的措施，但在思想统治方面，却仍然是照袭老谱，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愚民政策的内容和特点有所不同罢了。西汉时期的贾谊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说：“夫民之为言也，瞑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从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名也。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德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①不难看出，贾谊的论述与老子、韩非的主张在本质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采取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了唯一合法的国教，并成为后世封建统治者采用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毒害人民的最大传统力量。“君权神授”、福瑞吉祥、谶讳迷信，再加上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并在南北朝空前兴盛的佛教，形成儒、道、佛鼎足而立的形势。这三把软刀子，使被剥削者深深陷入了“割头不觉死”的状态。到了南宋，鼓吹“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进一步将愚民政策的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给劳动人民套上了更加沉重的精神枷锁。这种严酷地思想统治，有效地愚弄着被剥削阶级，直接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专制政体在封建社会初期曾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那么，愚民政策则自始至终只有消极反动的一面。
    社会越往前发展，愚民政策的毒害性也就越明显。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江南一些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清朝前期，这种曾因满族入关而遭到破坏的资本主义萌芽重新出现并且得到较大发展。但是这个萌芽在几个世纪的历程中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而且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再次被切断。封建经济的这种状况既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和固定分工之上的生产机体的必然趋势，又是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推行愚民政策的结果。本来，在封建制度下的地主经济和同它有密切联系的宗法式农民经济，就是以保守的技术和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极端缺乏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新的经济因素不但需要政治权力的帮助，也需要意识形态为之鸣锣开道。但是在中国，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它以任何帮助，而是站在经济发展的相反方向起了作用（抑制工商）；意识形态也没有为它呐喊助威。经济运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可能性被大大地限制了。这和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十四世纪下半叶，当意大利出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新兴的市民阶级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文艺复兴这一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进程。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些“按思考能力说，按热情和性格说，按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说都是巨大的人物”，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打下了基础。而在中国，尽管十五世纪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的市民阶层，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但是终明清之世，没有产生象欧洲那样众多的巨人。为资本主义的来临呼风唤雨的巨人如凤毛麟角。这当然主要应由制约着精神生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来说明，但是，政治上的钳制和思想上的愚弄使得人材夭折，不能不是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