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皇权高度膨胀。伴随着政治上的专制，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也空前严厉。血腥的文字狱使天下士人丧魂裂胆，有才能的学者被迫把精力沉溺于脱离现实的烦琐考据泥潭中。而普通老百姓则几乎无书可读。在清代，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书籍被禁止。康熙时，曾对所谓“小说淫词”，“通行严禁”，将版与书籍“一律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则“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还规定“买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乾隆时，禁书范围一再扩大，江西巡抚海成一次就缴交应毁禁书八千余种，受到乾隆谕旨褒扬，下令要各省仿效。同时，清政府厉行闭关政策，力图使人们避免与任何外来势力接触。由于知识的闭寒，人们与外界毫无联系，新的思想无从酝酿和产生。始于隋唐，并一度在启用人材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的科举制度，至此也完全走向它的反面，蜕变为束缚、摧残人材的“八股制度”。八股制度的考试方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而四书要以朱熹的“德”为依据，不许有个人见解。这样就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死死控制在程朱理学之内。当时就有人指出：“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学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②在功名利禄的诱饵下，自明初至清末，全国读书人最致力的就是成年累月地揣摩“高头讲章”（即朱熹的集注），“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没有人去研究社会的现实问题和自然科学。他们只会空谈心性，玩弄词章，不仅对天下大事，国计民生茫无所知，就是对普通常识也漆黑一团。“乡里子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果几许，无能答者”，甚至“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弄得“一国之民，舍故纸所传之外，一无所知”，“徒尚文辞，以此为天下之至美”。成千上万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就这样被葬送在寂寞的书斋里，而政界的达官贵人、学界的书院院长，往往就出于八股士人之中。任用这些废物来临民、治德、断狱、御侮，正是“亡国致祸”的根源。其实，封建统治者也知道八股毫无用处。清朝一位大官就说过，“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寥寥数语，道出了他们的罪恶用心。
    戊戌变法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八股制度攻击最力，指出八股取士是“长人虚骄，昏人神智”的一种愚民政策，“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其危害之烈，足以亡国。他们认为，“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始”。事实也如他们说的那样，沿袭五百余年的八股制度终于搞得人心愚昧，人材匮乏，国家落后不振，最后被迫沦为半殖民地。用清朝学者李颙的话来说，就叫做“以学术杀天下后进”。
    二
    由鸦片战争揭幕的近代史时期，是中华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时代。西方殖民强盗的侵略和掠夺，清政府的反动腐败，使神州大地变成一片黑暗世界。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同西方各国相比，不仅科学技术落后了很大一段距离，而且学术和思想也落后了整整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在西方已过时的代表资本主义学术思想高度发展成就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还是新东西。而这一时期的封建统治者仍然毫不放松地实行愚民政策。其特点是除了继续用“仁义忠信”等骗术欺骗群众之外，还极力阻挠用近代科学技术去启发民智，不许人们学习和掌握“机巧军械”。鸦片战争后，美国曾将一批科技书籍赠送清政府，而负责办理外交的耆英竟不敢接受。当时广州曾有人雇用外国人制造洋船洋炮，其“材坚工巧，悉如西洋式”。但这个军事工业的萌芽最终却以捐献朝廷为名被消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西方的科学技术被咒骂为“奇技淫巧”，“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甚至诋为汗奸。就连对洋枪洋炮颇感兴趣的洋务派头目李鸿章，也深恐“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潜师洋法，独出新意，一旦辍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孰能御之！”因而力图保持对科学技术的封建官僚垄断。直到中日战争时，科技知识的传播仍然遇到极大阻力。制造局翻译的外国书几乎没有销路，北京的书店里连世界地图也没有。在这种扼杀一切新事物、新思想，令人窒息的沉闷空气下，严复、谭嗣同、邹容、陈天华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和宣传家应运而生，作了不少思想启蒙工作。但是，他们努力的成果很快就被法力无边的封建妖魔所吞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并未在中国生根。
    由于中外反动派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劳动群众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厉行愚民政策，中华民族的人口质量同它辉煌的过去相比，在近代出现了下降趋努。人们普遍处于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的愚昧状态，即使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材也到了枯竭的地步，腐败和同它联系在一起的愚蠢成了这个时代统治者的一大特征。改良主义的思想先驱魏源曾指出当时社会的两大根本祸害，一是“人心之寐”，二是“人才之虚”。所谓“寐”就是糊涂；所谓“虚”就是空乏。可以说，这两句话正是对当时社会人口质量的概括。中国近代的屈辱、失败，社会改革的收效甚微，几乎无不同上述两大祸害有直接联系。
    十九世纪泛滥于中国的烟毒，是外国的侵略造成的。有没有内因呢？有的。精神空虚和愚昧无知既是其一。正是空虚和无知使得鸦片贩子乘虚而入，不仅腐化和降低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还毒害了他们的身体。为什么种植鸦片的印度人和贩卖鸦片的英国人没有在其本国造成烟毒泛滥，而只有在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人甘心饮鸩止渴呢？诚如鲁迅所说：“外国用火药制造了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送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③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到近代都衰落了；而舶来的毒品却兴旺起来。然而并非一切舶来品都有兴旺的机遇，只有消费品如钟表玩具、呢绒洋布之属才能“偏及穷荒僻壤”，要是修造铁路电报，那就“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1881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唐山至胥各庄）正式建成，但清政府怕机车行驶会震动睡在几十公里外皇陵中的“列祖列宗”，不许用机车牵引，改用骠马拖曳，把火车变成马车。象这种蠢事，在近代是屡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