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与此同时，新教徒对天主教势力再次发动进攻。1549年第一祈祷书公布以后，一直遭到激进新教徒的指责，而现在似乎是改变它的时候了。1552年英国通过了一部新的《划一法》，它比前一部《划一法》更为严厉，希望增大压力以使人们接受宗教改革的法令。它规定在星期日和节假日不去参加公共礼拜的人将被开除出教，而那些参加规定礼拜仪式以外的礼拜的人第一次将被处以六个月的监禁，第二次一年，第三次则将受到终身监禁的处罚〔15〕。同时议会对第一祈祷书作了修订，修订后的版本为《爱德华六世第二祈祷书》，它包括1549年第一祈祷书和1530年弥撒规则书的内容，但做了较大变动，它主要是由克兰默与里德利所拟，并得到了布瑟和彼得·马特的帮助。相对于第一祈祷书，第二祈祷书取得了一种革命性的进展，虽然它的祈祷仪式还依然保持着克兰默一贯诗一般的华美，但这本祈祷书试图确立的仅仅是那些源于《圣经》的崇拜仪式。第二祈祷书中一些措辞有了改变，比如原先的祭坛被改为圣餐桌，同时教士的法衣被规定为只能是宽大的白色法衣，原先具有天主教色彩的驱邪仪式和涂油仪式全部被取消，它沿着新教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16〕。
    当时教会法规状况也极为糟糕，由于否定了教皇的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原有教会法规的基础。亨利八世曾任命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改革，但却以失败告终，而今这种状况无疑将影响英国宗教改革的进程。1552年5月各地主教聚会坎特伯雷， 讨论克兰默编纂的《主教书》和爱德华六世时代的《布道集》中的一些观点，写成了四十五条款，递交枢密院，11月在枢密院获得通过，但建议作了一些修改。克兰默修改后最终拟成《四十二条信纲》〔17〕，概括性地全面阐发了英国教会的信仰原则，从教义上肯定了国教的地位。从教义上看，《四十二条信纲》主要是处在罗马与再浸礼派中间，而不是处在罗马和加尔文宗或路德宗之间，它既反对中世纪落后迷信的教条，也反对极端的再浸礼派的观点，其中一些条款十分接近或直接借用于《奥格斯堡信纲》。1553年6 月12日国王正式签署了《四十二条信纲》，虽然以后不到一个月爱德华的统治即告结束，但它却为以后的《三十九条信纲》打下了基础。
    英国的宗教改革确实走得过快了，但这一切又系于其君主爱德华的一身。这位年幼的君主自小身体虚弱，1552年健康更是恶化，诺森伯兰的统治面临危机，因为如果爱德华去世，根据亨利以前所定的王位继承顺序，将由其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继位，而玛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英国的新教改革必将受挫，诺森伯兰本人的政治生涯也将宣告完结。于是诺森伯兰玩弄阴谋，让自己的儿子和亨利七世的孙女简·格雷郡主结婚，试图把王位传给简·格雷。作为一个激进的新教徒，爱德华为了保住他所信仰的新教事业，也决定牺牲其姐玛丽的继位权，当着二十六位贵族的面签署了这一文件，这也是这位新教改革家的最后一搏〔18〕。然而，诺森伯兰失算一招，他未能及时地扣住玛丽本人，玛丽在得到警告后，迅速地逃到诺福克避难。1553年7月6日，爱德华六世去世。四天之后，诺森伯兰在伦敦立简·格雷为女王，而玛丽也同时在诺福克宣布继位。诺森伯兰试图发兵去攻打玛丽，但却遭到了全国上下的反对，他失败后被处决，政权还是落入了玛丽手中，于是，激进的英国宗教改革暂告一个段落。
    三爱德华六世宗教改革影响透视
    爱德华六世的宗教改革产生了两方面重要的影响，首先他使英国的宗教改革带上了明显的新教色彩。这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颁布的《爱德华六世第一祈祷书》、《爱德华六世第二祈祷书》和《四十二条信纲》中，它们开始逐步承认路德的因信称义说，认为人们只要虔诚地依照《圣经》信仰基督，就可以被上帝所接受和承认，灵魂因此得救，成为“义人”，同时也承认加尔文的“预定论”和“拣选说”，认为上帝在创世前已选出那些脱离惩罚与诅咒的人，使基督领导他们获得永久的解脱。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时期英国国教安立甘宗才正式确立，当然这种提法是侧重于一个教派所拥有的理论体系上。笔者认为，要想完整地理解爱德华时期的宗教状况，应该注意到爱德华统治前期与后期的差别，前期他更多地继承了亨利八世的一些宗教政策，还没有完全脱离那种持中于新教与主教之间的痕迹，后期则更多地倾向于激进的新教一端，当然，这中间并无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也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性，爱德华时期一方面从宗教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亨利八世开端的英国宗教改革，形成了一个英国的新教教派安立甘宗；另一方面，它的激进也孕育了英国最早的清教徒，清教的星星之火预示了以后的纷争与动荡，因而无论对国教还是对清教来说，爱德华时期的宗教改革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爱德华六世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英国日常宗教生活的变化。亨利八世改革期间，从民众的宗教生活来考察，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而爱德华时期一系列法令以及两个祈祷书的颁布，则改变了这种状况，这主要体现在礼拜仪式的革新上。它体现了三个新的趋势：首先是简洁化，中世纪的礼拜仪式异常繁琐，各种仪式规则数不胜数，以至于“许多时候找到要宣读的规则所需要的时间比找到后宣读的时间还长”〔19〕，爱德华时期则对各种繁琐重复的部分进行了简化。其次是公众化，它改变了中世纪礼拜时那种教士高高在上主持，民众仅仅在一边充当观众的状况，使得礼拜仪式日益走向公众，公众能够参加到礼拜仪式中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导致了第三个新趋势即英语化，礼拜方式逐渐开始用人们能够理解的本国语言进行，这样民众才能做到真正的参与。这些新变化较亨利八世时期无疑是一个进步。
    爱德华时期推行新教改革后，教士们的反应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新体制一个最受欢迎的措施就是对教士独身规定的废除。成百上千的教士结了婚，虽然这一点并不能就证明他们倾向于新教信仰，但至少也不表明他们还维系着旧传统，因为传统的天主教看法认为结婚的教士不是好教士。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迹象表明官方的运动得到了服从，各地的圣坛逐步让位于圣餐桌，虽然旧的圣坛往往被小心的保存好，以防万一，各地的教士也开始采用新的祈祷书，虽然官方的命令的祈祷书必须毁灭并不能得到实施，那些与法令相违的给死人进行祈祷的小教堂也迅速地消失了。从社会民众来看，改革在全国各地所激起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些与欧洲大陆有着密切联系的地区，诸如伦敦与东南地区，绝大部分人支持改革，而在英国北部与西部，大多数人则仍保留着旧的宗教传统，他们也并非是忠于罗马，而是这种旧的宗教传统其时依然对维持社会稳定和维系心理平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看到，由于爱德华时期的宗教改革逐步走向激进，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从当时的历史记载来看，可以说大多数人漠视或敌视激进的宗教改革，尤其是对教会财产的进一步掠夺，爱德华把亨利时代免予充公的礼拜堂和其他宗教团体产业予以没收，同时在禁止偶像崇拜的借口下，许多教区的教堂也遭到严重破坏，而这些被掠夺的财产大多数流入到当时的当权者手中，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新教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形象，在一些地区甚至激发起骚乱。在许多保守的教会人士看来，社会的动乱与教会的危机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宗教改革者过于强调平等和“人类的兄弟关系”，贫富之间各安其份就不再可能，这势必动摇现存社会的稳定性。要想摆脱这种社会危机，就只有回复到过去的状况，包括重新恢复教皇的权威，虽然这会损害一些英国的民族利益，但比起教会独立而带来的动乱后果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而，正是爱德华时期的实践使得许多亨利派重新转变为教皇派，他们成了日后玛丽恢复天主教的主要依靠。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很难肯定宗教改革为他们带来了什么利益，恰恰相反，整个熟悉的宗教生活似乎彻底地变了样，祈祷的语言不同了，祈祷的仪式改变了，神坛被推翻，圣像被拿走，往日的神圣如今成了笑柄。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不禁想起一位史学家所提出的疑问：“传统的制度化为乌有、人民备受痛苦，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导致了我们国家的分裂，面对这一切，善于思考的英国人一定会在脑子里划一个问号，他们从宗教改革中得到了什么？”〔20〕
    爱德华六世宗教改革其主要举措虽然是由萨默塞特与诺森伯兰先后实施，但爱德华六世本人的作用也不应忽视，这位被称为“上帝之子”的王子出生后，亨利八世为他设计了良好的教育计划，当时的剑桥学者理查德·考克斯正式负责爱德华的教育，而剑桥的希腊语教授约翰·切克则被任命为指导老师〔21〕。这两人都是具有伊拉斯谟传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的教育对日后爱德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亨利晚年所娶的最后一个妻子凯瑟林·珀尔也是一个新教的拥护者，在她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具有新教倾向的学者，这样在宫廷内部形成了一个具有新教氛围的圈子，这对于在这儿长大的爱德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2〕。当亨利八世去世时，爱德华还不到十岁，这时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一批具有新教倾向的大臣，在这种环境下，爱德华也逐渐形成了激进的新思想，作为一名坚定的新教徒，爱德华本人坚持禁止玛丽进行她个人的宗教仪式〔23〕。当然，由于其时爱德华年龄尚小，我们不能把这一时期的改革全部归因于他。但是，作为一名处在国王位置的狂热的新教徒，他对改革的进程无疑起着影响，诺森伯兰时期英国向着新教方向急进也无疑与他有着密切的关联，只是由于他的早逝，使得他的许多计划未来得及实施。作为一名君主，爱德华六世自然不好与他的同父异母姐姐伊丽莎白一世相提并论，但作为一名真正激进的新教徒，他所具有的宗教情绪却在英国历史上打下了一块抹不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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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J.R.H. Moor man, A History of Church in England, P. 187 Morehouse-Barlow Co. Ine, 1976.
    〔20〕邱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P. 552， 新华出版社， 1985年。
    〔23〕G.R, Elton, ReformandReformation, P. 371. Edward Arnold Ltd,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