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虽然在外交上尽力揭露日本的单方行动，但由于日本在满洲里驻军已成事实，只得承认现状，冀图以共同防敌协定来约束日军。另外，由于北洋军阀还在筹备军力对付西南革命派，尚无法抽调足够兵力进驻满洲里监视日军。
    关于日本出兵是否先得中国同意，成为中日之间交涉的焦点问题。8月29日，陈箓与日本公使林权助直接展开会谈。林权助认为，8月8日他曾与段祺瑞谈及满洲里危急情形，论及如果有必要出兵时，两国政府必须出兵，段祺瑞表示同意。11日，又请刘崇杰参事到使馆，请其转告段祺瑞总理日本拟于13日出兵。陈箓对林权助的说法提出异议，“据总理看法，本月初八日贵公使曾见总理，谈及关于出兵之事，总理以两国既有共同防敌之协定，则遇有危险，亟须派兵时，当然同意，然不过空空洞洞之谈话”，至于11日通知中国出兵一说，完全是日本单方面的行为，“按出兵之事，既须彼此详商，则凡磋商应有之手续全未经过，且外交当局亦未接贵馆一纸之通知，以云商议妥协，亦与事实不符”(71)。
    揆诸事实，日本在出兵一事上显然采取了模糊处理的方式，意图是先形成出兵之实，然后再逼北京政府承认。在未特指出兵满洲里的情形下，获得了段祺瑞的口头许可。不可否认，段祺瑞对外交会谈缺乏敏锐的判断力也是造成中国被动的原因之一。
    由于日本出兵满洲里已经构成了共同出兵的事实要件，北京政府不得已向美、法等宣布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已经启动。9月2日，在与美国马克谟代办会谈时，陈箓再次强调日本出兵满洲里并未获得中国许可，但“今日本业已进兵满洲里，中国势不得不为特别之承认，故现时即算中国曾经承认中、日军事协定生效，并允日本进兵我土”(72)。同日，陆徵祥会见法国公使柏卜。柏卜问陆日本出兵满洲里是否履行中日军事约定，陆回答，“此次日本出兵，事前却未正式商议，惟时局锐变，迫不逮商，亦未可知。现日本军队既达满洲里，似为履行军事约定”(73)。9月3日，北京政府向法国正式确认。
    专为协同出兵而订立的军事协定竟然有着两个不同的解释版本，作为当事国的中日双方显然有其各自的考虑。借协定的掩护而浑水摸鱼是日本最根本的目的，协定如何解释、何时实行完全是由此点而决定的。日本出兵满洲里，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目的。对于防不胜防的日军行动，北京政府唯有寄希望以预先的协定来进行约束，这也是北京政府订立协定的初衷所在，然仅凭一纸协定根本无法约束日本。 
    结论
    本文注意到了此一时期中国国内的政治纷争，这种纷争无疑影响到了当时的外交决策。中日军事协定固然是出于外交的实际需要，担心再次出现类似青岛的尴尬局面，但段祺瑞希望得到日本的参战借款，而扩充自身军事实力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方正是利用了此点而获得了出兵中国境内的合法渠道。
    北京政府自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后，尽力采取与协约国一致的原则。整个事件可以从海参崴护侨开始追溯，出兵海参崴护侨一方面是北京政府确有保护侨民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取得外交上的主动。纵观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前后的外交政策，可以清楚的一点是：出兵西伯利亚是中国政府被动局势下的主动作为，其目的是基于争取中国战后的国家地位，期于战后和会中获得较有利的席位。北京政府出兵护侨一方面是基于当地侨民所请，另一方面也是积极参与协约国行动的需要。
    中国国内各界反对北京政府订立中日军事协定，主要是反对日本借机控制中国，防止重蹈二十一条的覆辙，而不是反对协定所宣称的对德、奥作战，即当时的中国人反对的是条约的形式和实施条件，而不是条约要达到的目的。包括商界、学界等在内的各界人士并未对中国出兵海参崴护侨提出异议，而且对中国加入协约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的分析也冷静许多。
    日本虽然在外交上积极诱使北京政府与之订立军事协定，但在实际军事行动中却一再抛开中国单独行动。中日军事协定与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的关联相当微妙，协定系日本的主动外交成果，北京政府是在全国的反对声浪中订立该协定的，外交上北京政府希望以其来牵制日本，掌握并防范日本的军事行动。而日本显然并不遵守协定，非但不于出兵前通知中国，反而将出兵海参崴与协定视为性质歧异的事件，不支持中国出兵。
    日本出兵满洲里属于在中国境内的军事行动，日本将其解释为根据中日军事协定而采取的行为，但北京政府并不认可日方的解释，围绕此事件而展开的中美日之间的外交纠纷，其根源在于美日之间的相互猜忌。在日本出兵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京政府被迫表示中日军事协定正式启动，或许这样一个开端远出北京政府的设想之外。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是一个统称，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文件：《共同防敌协定换文》、《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为了行文上的便利，统称为“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稿日期2011—03—05
    【作者简介】侯中军，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注释：
    ① 学界对中国参加一战的评价逐渐客观。并跳出了纯粹以内政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参战问题的束缚，更加注重从外交史的角度来研究此一问题。新近的研究成果给中国参加大战以更多积极的评价，认为是中国近代外交的重大转变，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从更长远的时段而言，参加一战是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的开始，“欧战把中国变成世界史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把欧战世界化了”（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然而，因协约国的反对，中国未能派遣军队至欧洲战场，主要是十多万华工为英法等提供战地后勤服务，唯一的军事行动是出兵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