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往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中，存在着一种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正统史观”。学界对此已有深刻的检讨和反思。①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作为“当事人”的孙中山在这种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涉及以下问题：一、孙中山为何要建构辛亥革命史？二、孙中山是如何建构辛亥革命史的？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对后来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有何影响？透过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对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伟大革命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当革命还在进行且结局尚难预料的时候，就已有苏生所编《中国革命史》出版，② 这是最早的一本有关辛亥革命的史书。民国建立后，以“辛亥革命”为题的著述不断涌现。③ 这些著作或资料汇编，制造了“辛亥革命”这一名词，也确立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性”与“现代性”。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均可视为彼时的当代史。
    孙中山一向重视“历史”在革命中的作用。在革命年代，他特别注重从“历史”中挖掘资源来宣传革命。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意识到，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国史编纂机构，编写民国开国的历史，以“炫耀宇内，昭示方来”。④ 不过那时民国初建，百业待举，孙中山的注意力还在政治建设与实业建设，编纂一部“革命史”，还只是一种停留在脑中的设想。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修改之前他有关革命的记忆和叙述。他通过演讲和著述，逐步建构起了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
    促使孙中山建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原因就是他对“革命”的话语权可能丢失的担忧。民国建立后，各种有关革命的书刊不断涌现。孙中山认为，如果放任这种书刊流传，可能会损害“革命”以及他本人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1915年，香港《中国日报》笔政陈春生，将1895年来所搜集之革命史迹，辑成《革命史稿》，由兴中会老同志容星桥转请孙中山代为印行，遭到孙中山拒绝。孙中山认为，“陈君春生虽久主笔政，然对于革命仍是门外汉，其所收藏不免街谈巷语，挂一漏万，殊不足为革命之史料。”⑤ 显然陈春生笔下的革命史，并不是孙中山所希望看到的革命史。1919年初，蔡元培、张相文因编纂《国史前编》，致函孙中山，提出要将革命史上溯到清世秘密会党，同样遭到孙中山反对。孙中山认为，“以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恉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其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⑥ 孙中山不愿将革命史上溯至清世秘密会党，显然意识到了会党与革命的“现代性”不相容，他担心若上溯至会党，可能会损害辛亥革命作为一场“革命”所具备的“现代性”。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了革命党与会党的不同，他说，“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些明朝的遗老组织天地会，亦叫做洪门，在我们中国南部亦叫做三点会，长江一带又叫做哥老会。他的宗旨在反清复明，光复汉族，本来也是一个革命党，不过他们只主张民族的革命，所以不同。我们的革命，乃主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革命党。”⑦
    正是出于对“革命”可能被“误读”的担忧，孙中山开始撰文建构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篇，一是写于1919年的《孙文学说》中的第8章“有志竟成”；二是写于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在“有志竟成”篇中自述其著述动机说，“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源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⑧ 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他开篇即云：“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赅括本末，胪列事实，自有待于革命史。今挈纲要述之如左。”⑨ 可见孙中山有意要构建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借以确立他对“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同时他希望他所建立的这套话语体系，能成为今后国史的“干骼”。⑩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实际上是他革命方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意识到主义的坚定与人心之团结的重要性，因此他特别注意其主义的宣传，特别强调知难行易。这是孙中山革命方略的重要转变。孙中山关于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显然是与其对三民主义的阐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孙文学说的一部分。孙中山反复强调，他著书的目的，是要宣传真正的革命思想，纠正国民思想上的谬误，确立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之基。(11) 另一方面，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及帝制失败后中国政治的各种乱象，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要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仍然需要“继续革命”。为此，他需要建构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借以强调革命的连续性和合法性，以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正如孙中山在1921年所说，“民国虽已十年，祸乱相寻，实际未达共和境界，不过将满洲统治权，换入腐败官僚和复辟派手中。北方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还要将辛亥革命未了的事业做个成功。但欲革命成功，便须巩固基础；基础之巩固，就在主义之坚定与人心之团结。”(12) 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就成为孙中山宣传主义和凝聚人心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