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 相关的研究有谢文孙（Hsieh, Wonston）：《中国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述评和书目选》，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75年；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② 苏生：《中国革命史》，上海，辛亥年九月出版。该书叙述了自川省抗路风潮至辛亥年九月初四日为止的革命经过。该书“例言”称，“中国革命自古有之，惟在本朝以今岁为烈。三月二十九日有广州之革命，八月十九日又有武昌之革命，而川省抗路风潮亦与革命有至大关系。本书将革命缘由一一叙明，而以八月革命为主，故记载特详。”又说，“此次革命甫越数星期，响应之地已非一处，国民对于此事莫不十分注意，故亟编印第一册，所记载事以九月初四日为止，余俟续行编订印行。”
    ③ 最早以辛亥革命为题的史书是渤海寿民于1912年编辑的《辛亥革命始末记》，该书算不上是史学著作，实际上是由当时的剪报辑录而成。此外民国元年还有草莽余生编写的《辛亥革命大事录》，也系当时的史料汇录。
    ④ 孙中山：《批胡汉民等呈》（1912年3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248页。
    ⑤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964页。
    ⑥ 孙中山：《复蔡元培张相文函》（1919年1月14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页。
    ⑦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2－473页。
    ⑧ 孙中山：《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8页。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中曾自称加入了一个旨在以和平方式改造中国的团体——少年中国党，而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修正的，正是这一事实。关于此事之经过，冯自由的事后追忆可供参考。冯自由称在读了《伦敦被难记》第一章后，“深为诧异，乃向总理请示如此措辞之理由。总理曰，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世有约翰牛（John Bull）之称。其宪法号称不流血的和平宪法。若与之谈急激之革命手段，彼国人必不乐闻，故不得不从权以立此言。”又说，“自民国建元以后，中外文士以此向总理质疑者，大不乏人。总理久欲追述往事，据实修正，以释群疑。以劳于国事，无暇执笔。直至民国七年广东军政府改组赴沪闲居时，始抽暇撰成《孙文学说》一书。书中第八章首段即声明否认《伦敦被难记》第一章全文所述之革命事由，而加以郑重修正”。冯自由：《孙总理修正〈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恭注》，冯自由：《革命逸史》（中），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472、473页。
    ⑨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页。
    ⑩ 孙中山：《复蔡元培张相文函》（1919年1月14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页。
    (11) 孙中山：《复蔡冰若函》（1919年6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6页；孙中山：《复于右任函》（1919年9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6页；孙中山：《复唐继尧函》（1919年9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14页。
    (12)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成立会的演说》（1921年1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51－452页。
    (13) 孙中山：《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8－229页。
    (14) 孙中山所说的“十次失败”是：1895年10月广州起义、1900年10月惠州起义、1906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广州起义、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有意思的是，前八次，孙中山都称为是“予之失败”，后两次则称之为“吾党之失败”。
    (15)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3－64页。
    (16) 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3页。文中所说某领事，是指驻汉德国领事。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555页。
    (17) “罗氏”，原名Ulysse-Raphael Réau，生于1872年，毕业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1910年10月1日起代理汉口法领事馆务，1911年2月22日任汉口法国二等领事，后升任头等领事。参见李书华：《法国罗氏的原姓名及其经历》，《传记文学》，第15卷第1期，第17页。
    (18) 《与孙逸仙的谈话》（1905年2月9日），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7），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19) 有学者认为，罗氏在事后的报告中没有提及他力主不干涉一事，“正所以说明一个深沉而老练的外交官的审慎做法，也足以反映法国友人或同情或协助中国革命的尴尬处境。”陈三井：《孙中山革命与法国友人》，《近代中国》第17辑，第46页。
    (20)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0月11日），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8），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11年11月13日），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7），第231页。
    (21)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6页。
    (22) 参见张勇：《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林启彦等主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2005年，第198页。
    (23) 孙中山最早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批评是在1911年底。是年12月30日，孙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制订《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内谓：“吾党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瞢之，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8页。）之后，孙中山多次批评这一观念。直至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仍然认定这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大原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6页。）
    (24) 高劳：《辛亥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杜亚泉此书是在他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两篇文章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参见高劳：《革命战争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9期，辛亥年九月二十五日发行；高劳：《革命成功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1912年4月1日发行。杜亚泉此书关于革命源流的叙述与苏生《中国革命史》一书中的“叙论”在文字上多有重合，有可能苏生也是杜亚泉的笔名。此处存疑。
    (25) 有关国民党是如何塑造孙中山的政治形象的，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潘光哲：《“国父”形象的历史形成：一个初步的考察》，载《第6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3年；李恭忠：《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第12期；陈蕴茜：《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