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史上，不同文化间的撞击与冲突总是时常发生，特别是当先进文明向落后国家传播时，这种冲突便会更为激烈。长期以来，由于研究视野的局限，我们只关注于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间的冲突，而忽略了近代西方国家之间也曾发生过的文化冲突与抗拒。当我们把历史的时针拨向18世纪时，我们将透过历史的重重帷幕看到欧洲大陆的两个大国德意志和法国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文化冲突。研究发生在现已被称为“西方国家”间的这场文化冲突，将能扩大我们的视野，冲破既定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架构，为近代文化传播与冲突的宏观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一
    早在16世纪，法国文化便已侵入德意志。到18世纪，随着法国成为全欧洲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中心，法国文化开始大规模侵入德意志，落后的德意志全面模仿和接受着法国的文化，这首先表现在所使用的语言上。尽管宗教改革时路德已创立了德意志自己的民族语言，但德语一直被看作是粗俗的语言，整个德意志通行的是法语。政府在选拔行政官员时，必备的基本条件就是看能否运用法语，而德语则是次要的。政府的一切公文均使用法语书写，如“所有送给德国农民的律令条文、行政公文和司法传讯用的都是法语，这些农民必须长途跋涉去寻找一位律师来进行翻译。”〔1〕1700 年在柏林成立的科学院采用法语作为它的正式语言，其学报也用法语出版。在很多学校，法语成为规定的课堂教学用语，而德语却被列入外国语来学习。在当时，会讲法语甚至还是一个显得有教养和进入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康拉德·弗里德里希·乌登在《论中产阶级家庭女孩的教育》一文中写道：自由民的女儿才讲德语，而小姐们必须知道如何用法语说早上好、晚上好、和我祝你晚上好。 〔2〕歌德曾在一首讽刺诗中为我们生动地描写了法语在德意志流行的情形：“使用法语和尊崇法语已经很久了，但一半人的嘴并不流畅，现在所有人如婴儿狂喜般地咿呀学习法语，别气愤，伟大的人，你的要求已经实现。”〔3〕
    此时，整个德意志不仅学习和使用法语，同时也倾羡和模仿优越的法国生活方式。在许多王公的眼中，凡尔赛代表了一种生活目标和文化模式，他们群起仿效法式建筑、花园和餐厅。腓特烈大帝曾这样论说道：“没有一个家族的年轻人不希望自己象路易十四那样，建立起他自己的凡尔赛宫，有他的女教师，保持他自己的军队。”〔4 〕在他们的带动下，整个德意志上流社会的生活日渐“法国化”，几乎完全脱离了德意志的本土文化和原来的生活方式。从法国招聘女佣人、家庭女管家和教育孩子们的女教师，饮食由法国厨师准备，发型由法国理发师来做，购买法国的服装，常常为购买法国时装不惜一掷千金，法国的舞师和击剑师按照法国的风度仪态来训练指导年轻贵族，至少必须到法国旅游观光一次。这种对法国文化、生活方式乃至物品的偏爱从贵族蔓延到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也仿效贵族为子女聘请法国教师，或送他们到法国的学校学习。
    不仅贵族和中产阶级变成了“法国狂”，就连腓特烈大帝也完全醉心于法国文化，也几乎只读法国人写的书，只使用法语，并只与法国一批知识界人士交往。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德意志作家和文学著作的水平远低于法国。所以，他对德意志文化一点也不感兴趣，在德意志作家中，他只同盖勒交谈过几句话。他曾经向戈特谢德承认：“自我青年时代起，我就没有读过一本德语著作，我讲德语还不如马车夫好。”1773年，弗里德里希·尼古拉写信给赫尔德说：“我非常了解国王不读的就是德语。”当伏尔泰应腓特烈大帝的邀请来到德国后，他写道，“在这里，我象是置身于法国，只讲我们的法语，德语是仆人和骑兵所讲。人们仅仅在旅途中需要用德语。”〔5〕腓特烈大帝死后编辑的30 卷《腓特烈大帝著作集》中他用德语讲话和写作的部分仅占两卷。
    这样，整个德意志社会吹动着“法国化”的强劲之风，模仿、接受法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时尚。约翰·冯·霍内克尔在《论德意志的手工制品》这本书中向我们描述了这种社会风气。他说：“在德意志，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人们只羡慕法国的物品，德意志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除非它是在法国生产。甚至用法国的剃刀刮胡须，剪刀修剪理发也都比我们的好。如果钟表是由德意志人在巴黎制造也走得准，发型、服装、丝带、项链、鞋子、袜子甚至内衣都是法国的好，因为法国的空气使之散发着香味。法国的四轮马车也比德国马车跑得快。法国的假发也比德意志的头发更适合德意志人的头，同样，德意志人的头发除了用法国的梳子外不能用其他梳子来梳，粉脂也是如此。德意志的黄金只能用法国的纸牌来赌，或只用法国的钱包和首饰盒来保存。法国的膏药贴在德意志人的脸上也比我们的好。象这样一些物品还有其他数千种之多。”〔6〕
    二
    当一个民族已经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的时候，这个民族便会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做出反应，并抗拒这种文化的冲击，德意志民族便是如此。18世纪，伴随着法国文化的入侵，对法国文化的抗拒也成为这一时期整个德意志社会的突出主题。
    对德意志民族而言，最早作出反应与抗拒的便是一批知识分子。面对法国文化的入侵，他们内心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豪的情感受到了严重伤害，他们把接受外来文化视为民族的耻辱，痛苦与愤懑的感情激发起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抗拒。18世纪初，一批知识分子仿照英国的《观察家》、《卫报》等期刊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利用它来宣传民族文化，反对法国文化入侵。最早出现的杂志为《道德周刊》。随后，博德曼和布赖廷格在1721年创办了《马勒论坛》。1724年，瑞士学派创办了《爱国者》。这些期刊有着共同的主旨，即反对模仿、接受法国文化，呼吁剔除外国语，净化民族语言，崇扬德意志的光荣与伟大。这些期刊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著名作家约翰·克里斯托夫·戈特谢德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并为德意志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作出了贡献。1724年，他来到莱比锡，加入了“使用德语协会”。在他的参与下，这个协会很快由一个地方组织团体跃升为全德意志文学协会，他还希望能把它办成与法兰西学院相媲美的组织。他坚持必须纯净德意志的语言，反对德意志民族舍弃民族语言，接受和使用法语。为捍卫德意志的民族语言，他自己一直坚持用德语进行写作，当他的未婚妻用法语给他写信时，他坚决反对，并一再要求她使用德语。约翰·弗里德里希·弗赖蒂希说：年轻人必须用自己的母语接受教育，这非常重要。素有“北方智者”之称的哈曼也坚决反对使用外国语。他从语言学理论出发，深刻论述了德意志民族必须使用自己的德语。他认为语言是一个个体内在特质的表达，“语言是内心的表达，灵魂的显示，并传递着我们的内在精神。我们灵魂中所存在着的看不见的本质通过语言显示出来。”同样，语言也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内在表达，每个民族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它体现着这个民族自身的独特的思想方式，因此，“热爱自己的祖国很自然地要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学习运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只是作为理解自己母语的工具。”1758年，哈曼在他的简历中再次重申了上述思想，“学习外国语的作用在于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母语，深化自己的思想，并能够比较和分析外国语和自己的母语，注意它们之间的不同，总之，把显然只是记背的练习转化成为心智的发展，以及更高、更重要、更困难和更有生气的精神力量的进步。”〔7〕
    针对德意志民族对法国文化的拙劣模仿，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写下了《论法国的影响》一文，指出，法国的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都强烈地影响着德意志的王公贵族，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德意志年轻的一代，长此以往，德意志民族将不复存在。著名戏剧评论家莱辛悲愤地指出：“我们德国人还不成其为一个民族！我不是从政治概念上谈这个问题，而只是从道德的性格方面来讲，几乎可以说，德国人不想要自己的性格。我们仍然是一切外国东西的信守誓约的摹仿者，尤其是永远崇拜不够的法国人的孝顺的崇拜者，来自莱茵河彼岸的一切，都是美丽的，迷人的，可爱的，神圣的；我们宁愿否定自己的耳目，也不想作出另外的判断，我们宁愿把粗笨说成潇洒，把厚颜无耻说成是温情脉脉，把扮鬼脸说成是作表情，把合折押韵的‘打油诗’说成是诗歌，把粗鲁的嘶叫声说成是音乐，也不对这种优越性表示丝毫怀疑。”〔8 〕尤利图斯·莫泽尔也强烈反对对法国文化的模仿，一再告诫人们要从对法国文化的过度崇拜中扭转过来，要关注本民族的历史、文学、习俗，以便发展起德意志民族自身的文化。他曾撰文嘲笑对法国文化的幼稚模仿，明确指出，对其他民族的尊重与学习仅仅只是为了发展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特质，如果一味去模仿法国文化将会有损于德意志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情感。他说：“通过模仿，我们能成为第一流的模仿者，而事实上最成功的模仿者也只不过如聪明的猴子。”〔9〕因此，他认为， 没有什么能比对法国文化的可笑模仿更为可怕的了，德意志民族的当务之急是要培植、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178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文学的一封信》，攻击和贬损德意志文学。尤利图斯·莫泽尔看后当即写下了《论德意志语言和文学》一文，奋起保卫德意志民族文学。莫泽尔承认弗里德里希对德意志文化落后的陈述是对的，但坚决不同意他对德意志文化的贬损，认为这种贬损本民族文化的做法将无济于改变现存的文化落后状况，发展德意志文化。在文章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德意志民族是否真正有必要依赖于其他民族来发展自己的文化？第二，我们德意志民族是否还有值得被发扬光大的文化？他认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落后不在于自身没有优秀的民族文化，恰恰是因为从中世纪以来过多地接受了外国文化，他说：“为什么德意志在中世纪宫廷抒情诗时代衰落了，或者在语言和良好的艺术方面仍落在后面，我们认为真实的原因仿佛主要在于这个事实，即我们一直受着讲拉丁语学者的教育，他们鄙视我们民族的丰硕成果，或只愿选择意大利和法国低劣平庸的成果来改变德意志的习俗和艺术。我想，我们要比我们至今已经做的更多地利用我们自己的成果，要从我们国家自身之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借用我们邻国的艺术仅仅在于用它服务和改进我们独特的创作，……我们必须利用我们自己的东西，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10〕他还这样比喻，我们的气候使得我们有着很好的自然植物，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培育它们，它们必定能长成伟大而壮美的植物。德意志人民要在本民族的这块肥沃土壤中培育本民族文化这棵参天大树，而不能一味模仿和效法外国文化。莫泽尔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得到知识界的好评。历史学家约翰·冯·米勒说：“莫泽尔已极巧妙地反对皇帝，保卫了德意志文化。”格累姆说：“我已经阅读了我们的莫泽尔的文章，他用明确的语言把真理告诉了国王。”〔11〕
    三
    这一时期，德意志知识分子不仅从情感上强烈反对德意志民族对法国文化的模仿，他们还从民族共同体的学理研究出发，在更深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回答了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接受外来文化与发扬本民族文化等问题，从而肯定了德意志民族进行文化抗拒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强化了德意志民族进行文化抗拒的信念与决心。
    什么是民族，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应是什么？德意志思想家赫尔德认为，民族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的共同体，它的基础是精神的和文化的。在他的很多著作里，一再表达道，民族是自然生长而成的一种有机体，不是人为的一种创造。他常常把民族类比为自然界的植物或动物，并使用“民族植物”、“民族动物”等词汇来表达民族所具有的自然特性。作为一个有机体，它也象自然界其他的生命有机体一样具有着一定的变化的法则，成长、成熟和衰老则是它的基本特征。既然如此，那么这个有机体的生长、成熟和衰老的生命周期是依靠什么力量来进行，对此，赫尔德进一步解释道，每一个有机体都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代代遗传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创造和调节着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和形式。具体到民族有机体来说，这种力量则为民族魂或民族精神。在赫尔德看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中心和根本，民族精神的存在使得每一个民族有机体成为一个单独的存在，一种独特的个体。由民族精神所决定，每个民族都有着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凸现在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上，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风俗等民族文化综合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