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法国败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和深远，它的影响绝不单限于欧洲而是及于全世界，以致可以说，它成为欧战扩大为世界大战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或者就说，它是欧战扩大为世界大战的催化剂，孕育了战火的扩大，促使了二战从其初期的局部战争阶段向着全球性世界战争新阶段的转变。
    为此，应该从二战全局着眼去重新评估法国败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当时国际关系及二战战局的深刻影响和它的历史地位。
    一、欧洲格局的根本变化
    由于法国沦亡，英国危殆，彻底打破了欧洲各国之间原来力量对比的平衡，改变了整个格局：由原来德国、英法、苏联三足鼎立的态势，变为德国、苏联两强对峙的格局。
    这就急剧地引起苏德关系的变化。
    在这之前，苏德双方维持了暂时的、不巩固的同盟关系（即使是策略手段也好）。法国败降之后，使希特勒面临重大的战略抉择：是西攻，还是掉头东进？
    法国的迅速败降，使希特勒战争的初期胜利处于巅峰，希特勒本人无论对英国还是对苏联都作了错误的估计，都低估了这些对手的抵抗决心和作战实力。对英国，他认定它们必然会承认“一败涂地，绝无希望”，因而几乎不需要再经过一场严重的战争，只须略施压力，就会就范，就可以听从他所给予的条件妥协求和，然后和他一起进攻苏联；对苏联，他更是严重低估了其军事力量，1939～1940年小小的芬兰曾经成功地挫败了苏军的初次入侵，肯定助长了他的错误判断和看法。正是这样，使希特勒在1940年7月中旬，在英国一再表示继续作战的决心，诱和不成，不得不下达入侵英国的第十六号指令，想以战逼和的同时，又作出了征服俄国的决定。他估计在一次速决战中就能征服俄国，时间只需4～6周[①]。这是他敢于在对英战争未结束的时候，就掉头东向，甘冒两线作战的风险的原因。欧洲的战火不可避免地向东蔓延了，但也已经埋下了希特勒最终失败的种子。
    法国迅速败降之后出现的新局面，同样使苏联震动。苏联当时认为，在希特勒下一步行动中，英国只可能有两条出路：媾和或者失败。无论哪一种，其结果都意味着希特勒能从西线腾出手来，挥师东进，而无须再顾虑两线作战的威胁。战争危险显然已迫近了，这就使苏联迅速调整其对德政策。1940年夏秋，苏联总参谋部制订了作战计划，认为“苏联必须准备在东西两条战线同时作战，法西斯德国被看作是最有可能和最危险的敌人”[②]。在法国战事吃紧时，作为对付德国可能的威胁，苏联已经加紧营造“东方战线”，1940年6月中旬抢占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法国投降的第二天，1940年6月23日，又立即抢先解决比萨拉比亚和北布哥维纳地区，限令罗马尼亚四天内割让这两地，紧急抢占，从而完成了“东方战线”。之所以如此紧急，为的是和德国争夺巴尔干。德国控制了巴尔干，就取得进攻苏联的前进基地和后勤基地，而苏联则希望使之成为自己的安全区。罗马尼亚由于其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更是必争之地。争夺巴尔干实际上从法国败降、德军东调之后就紧张进行了，这实质上是德国掉头东向，准备进攻苏联的一个步骤，它不可避免地迅速恶化了苏德关系。
    虽然苏德战场的出现是1941年6月的事，离法国败降已经一年，但是欧洲战场的主要战线由西线转移至东线，战局扩大的绪端却始自法国战场的结束，使希特勒能从西线腾得出手来，才有可能转移其主要注意力于东方，实现其征俄的梦想。于是可以说，欧洲战局的扩大和深化，苏德战场的出现，是法国败降的一个严重后果。
    二、非洲战场的开辟
    墨索里尼是瞅准了法国败局已定的时机才匆忙参战的。在欧战开始后，意大利宣布不参战，一直心存观望，袖手旁观。但是希特勒在西欧的军事胜利激励了他，使他认为不能等到希特勒完全取胜之后才介入战争，这样他将不会分沾到多少胜利果实。在1940年3月18日，他和希特勒在勃伦纳山口的会见时，就答应了“一俟德国的进攻造成一个有利的形势，意大利就立刻介入战争。如果德国人推进得不十分迅速，那么他不到关键的时刻就不采取行动”[③]。在4月间，他还考虑将于1940年8月或9月，甚至晚到1941年春天参战。但形势的发展不待人，至5月13日，他把时间提早到要在一个月内参战。只是到5月28日，在确实听到比利时已经投降，形势不容再拖的时候，墨索里尼才把介入战争的时间定在6月10日，因为“再拖下去会使德国觉得意大利是在等到万事大吉以后才介入”，这样就难以开口了。
    但是意大利的战争目的不同于德国，它梦寐以求的是重振罗马帝国的雄风，建立东非帝国，称霸巴尔干和地中海。它的参战，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国际关系和战局：一是把它自己绑在纳粹的战车上，直接促使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形成；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争目的，抢夺胜利果实。意大利乘法国沦亡、英国危殆之机，转移其兵力于东、北非，以夺取英法在东北非的殖民地，建立其东非帝国。1940年7月，开始进攻苏丹和肯尼亚。同时，在北非的昔兰尼加和埃及，数量占优势的意军也早已和英军进入交战状态，至9月，意军深入埃及，占领西迪巴拉尼，其意图是在东非控制红海出海口，在北非控制苏伊士运河，从而锁住英帝国通往印度洋的生命线。显然，其结果是战火蔓延到非洲，开辟了非洲战场。10月，意军入侵希腊，意味着战火也烧到巴尔干。
    这些表明了意大利正在实现它在参战之前的想法：在非洲和东南欧打一场“并行的战争”，来解决它自身的问题，而不完全跟从德国走。这样，并不按希特勒的意愿和进程，在非洲和巴尔干出现了和西欧以及正在紧张准备中的东欧、苏联战场的“并行的”战场。
    这也是法国败降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战火已经越出了欧洲，烧向巴尔干和非洲。
    三、美国的介入
    法国败降，彻底改变了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使美国再也不能置身事外。罗斯福意识到，希特勒独霸欧洲之后，下一步就是美国。所以他彻底改变“中立”的立场，对欧洲战争从不介入到介入。彻底改变其欧洲政策，如果说，在这之前，美国还企图通过妥协、绥靖的手段来避免战争，保持中立。在这之后，则能面对德国采取外交遏制、军事介入等强硬手段，积极备战。
    虽然，当1940年4～5月，纳粹德国的军队席卷北欧和西欧时，罗斯福已意识到战争威胁越来越迫近美洲，他警告说：“我们知道，在欧洲发生的一切都直接地、有力地影响着本大陆的和平与幸福”，提出增强防务，保卫西半球的任务[④]。随着法国局势的迅速变化，英法处境的危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也有很大变化，然而长期和平主义影响下军备严重不足，不足以同时对付德、日来自欧洲和太平洋的威胁，所以对法国雷诺政府的多次求援，罗斯福最多也只能“深表同情”，可是爱莫能助，听任法国屈膝投降。法国的败降以及英国可能的被战败会给美国造成多大的影响呢？这在6月14日丘吉尔给罗斯福的信中写得清楚不过。他指出，到那时候“英国舰队同日本、法国和意大利舰队联合起来，再加上德国庞大的工业资源，那么，占绝对压倒之势的海上力量便要掌握在希特勒之手”，这种危险的前景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战败，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联邦，它远比新大陆人数多、力量强，并且拥有更好的武装”[⑤]。美洲已不再是一个可以永远置身事外的世外桃源。法国的败降给罗斯福敲起警钟是理所当然的，当他意识到美国也许是纳粹侵略的下一个对象时，事情就不再是隔岸观火了。所以，以此为转机，美国对战争的态度有了急遽的转变，对欧洲的政策有了根本的转变。
    这表现在大大地加速了本身军备的速度和援英的规模和步伐。1940年5～6月间，罗斯福和陆海空三军以及新任命的国防顾问委员会加紧研究美国面临的危险，修订各项战略计划。在上述总统5月16日致国会的咨文以及后来一些建议中，他要求美国空军力量增加10倍，而飞机产量增加20倍，即每年能生产至少50000架战斗机，而且美国空军至少拥有50000架飞机的战斗力（1940年7月经商定的飞机计划是陆海军总共29482架）。6月中旬修订的陆军计划，要求按照在21个月内充分动员一支400万人的军队规模进行生产（随后商定在这个时期内先装备一支200万人的地面部队）。6月，罗斯福签署扩建海军的法令，将造舰计划再提高25%，舰只增加11%。7月，美国国会批准“两洋舰队法案”，计划5年内拨款40亿美元，将海军力量增加70%。
    而最能说明美国对战争态度、对欧洲政策的根本转变的，莫过于“先欧后亚”大战略方针的确定。这个方针的原则形成于法国败降前后。在这之前，美国的防务政策及据此制订的战略计划，例如陆海军作战计划彩虹1-5号，只是着眼于西半球的防务，最多是一般地为可能在离本国较远地区作战作准备。1940年6月，按彩虹4号战略精神制订的陆海军联合作战计划新彩虹4号，开始把战略重点转到大西洋。规定美国舰队主力将进入加勒比海，占领欧洲盟国在西半球的所有属地。在太平洋只留下一支不大的舰队。这是一个对付德国的预防性计划，防止德国利用法、荷属地作为侵犯美国和整个美洲的据点。到9月28日，德意日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第二天，罗斯福在白宫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我们第一位的忧虑在于大西洋，希特勒是对西半球、大西洋文明的主要威胁”，这已经相当明确地说出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思想原则，为后来美、英两国制订共同的战略--“ABC-1”计划奠定了基础。这个大战略方针的确定，对二战整个战局及结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1940年6月法国败降之后，美国实际上已成为英国的战略后方，而英国则是美国抗德的前线和前进基地，英美关系和德美关系都发生急遽变化，随着美国的逐步介入欧洲战争，英美逐步形成军事同盟，而德美则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宣而战”的战争。
    四、日本的南进
    法国败降，又是日本决定其南进政策的重要因素。
    日本在对外扩张战略上存在“北进”、“南进”之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到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亚洲首先点燃了战火。即使到了这时，日本陆军仍然坚持其“北进”战略。军部中不管是主张“扩大派”，还是“不扩大派”，其着眼点都是在对苏战争。前者认为应集中力量，迅速制服中国，以备对苏作战；后者则认为事态扩大了，就会分散兵力，妨碍对苏作战。1937年6月9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呈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关于对苏对华战略意见书》中主张的“对华一击”论，就是“扩大派”的代表性主张。他说：“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⑥]。直到1938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在其《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中，要求加强作战，缩短战役时间，尽快“抓住结束（对华）战争的时机”，“下一时期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⑦]。1939年9月，欧洲战争的发生，使日本的战略方针又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新的形势的变化迫使它重新考虑扩张的战略目标，而由于侵华战争遇到困难，陆军主力的绝大部分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不急速结束对华战争，就无力实现其北进或南进战略。1940年5月以后，希特勒的军队席卷西欧，欧洲局势急转直下，日本看准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殖民大国相继陷落或者自身难保之良机，它们在东南亚、南洋地区的原属地，就像是“扔在路边的宝物，等人拾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马来亚的橡胶，印度支那的大米等战略物资，对经不起长期战争而经济濒于绝境的日本来说，具有多么强烈的诱惑力，被认为是天佑的“南进”良机。1940年6月，法国败降，成为日本最终确定南进政策，完成其战略转移的转折点。
    日本跨出南进的步伐，具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生怕“误了公共汽车”。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再度组阁，正式把南进作为基本国策。在7月26日内阁会议上通过的《基本国策纲要》中指出：“目前，世界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大转折”，所以要适应这种形势，就要依据“八纮一宇”的精神，“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要求对内完成军国主义体制的改革；对外，“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根本，首先将重心放在结束中国事变上”。内阁会议的第二天，7月27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据此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提出“促进迅速结束中国事变，同时，掌握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决定“在中国事变大体处理完毕时，为了解决南方问题，只要内外各方面形势允许，抓紧时机，行使武力”[⑧]。这是“武力南进”方针的确定。
    日本决定“武力南进”，在国际关系及世界格局上就必然产生一连串连锁式的深远影响：首先，它要加强同德、意的合作，寻求盟友，其结果就促使了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正式完成轴心国家阵营的形成；其次，它必然谋求改善对苏关系，以稳住北方，避免两线作战，其结果就是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最后，南进必然激化了日美矛盾，导致太平洋战争。
    由此可见，由法国败降而引发的日本对外扩张战略方针的转移，成为由中日战争扩大为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五、英联邦的加深卷入战争
    英联邦的参战当然不是在法国败降才开始的。早在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之后，它的大部分殖民地和自治领就陆续参战，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为英国提供人力及物力的支援，但是一直到1940年4月以前，在那段被称为“奇怪的战争”的日子里，它们参与战争的程度和英国本身参与战争的程度一样，是很有限的。整个英联邦的人力、物力可以说还没有动员起来，只是到了法国沦丧、西欧崩溃、英伦危殆的危险时刻，随着英国下定继续战斗的决心，整个英联邦才真正被动员起来，深深地卷入了战争。
    1940年6月4日，在法国败局已定，而又侥幸完成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丘吉尔在英国国会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他宣称：“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⑨]。随后，丘吉尔又立即把继续战斗以及对战胜的信心分别写信给英联邦的一些主要自治领、如加拿大及南非的首脑，并感谢他们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