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各个民族特性不同，文化亦不同，而且，它各自的发展程度也不相同，这种差异是自然的、正常的，由此，赫尔德更进一步认为，每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是由该民族自身所决定的，人们不能人为地对民族的发展订立规则，划定界限，它的进步与发展只是在自然所赋予的界限之中，在这个有机体本身所蕴含的内在力量之中，即每个民族的进步将仅仅建立在这个民族特有内在秉赋和先天能力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一个民族局限和服从于后天人工所制定的各种限制，模仿其他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扼杀自己的民族精神，丧失自身的内在秉赋和能力，这个民族的真正幸福和持久的进步则将成为泡影。所以，赫尔德一再坚持，每一个民族将按照他们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及内在本性去发展自己，他们自身有着衡量他们自己进步和完善的标尺。他说：“任何个人、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彼此不同，所以，在他们看来，真理、美丽和杰出也各不相同。如果人们不去寻找自身的方式，如果盲目地把另一个民族视为模式，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枯萎而死。文明主要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潜能之中，也在运用这种潜能之中。这样，”一个民族的幸福不能强制地施于其他民族，每个民族的自由花朵必须由他们自己亲手来采摘，每个民族必须从他们自己的愿望、欢欣和热爱中获得幸福“。〔12〕正因为如此，赫尔德强烈反对模仿外国文化，反对把民族文化建立在外国文化的基础上。他说，德意志从未受过外国的蹂躏，但现在却拚命模仿外国文化，”这些热心肠的德意志人甘愿卑屈地接受、羡慕这些无价值的礼物（指法国文化--译者），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拥有更好的资质。所以德意志是一个保持着分裂的国家，始终对别国感兴趣，始终模仿其他国家，它从未能清理和运用它所具有的力量，去实现它真正的自我或通过自己的优点获得利益。一种文化如果不是从民族自身的环境和民族的必需中生成，它将缺乏生命活力，或将被湮没。“〔13〕
    与赫尔德同时代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民族精神“，认为，在每一种组织中，必然存在着一种伟大的普遍的观念，从本质上说，它代表着民族观念的充满生机的力量。如果这种观念占据着所有人的心灵，如果它成为民族的信念、民族的政治信条，那么它也就成为民族精神。他说，现在德意志就需要这种民族精神。对此，思想家哈曼等人进一步发挥道，民族精神实质上就是一个民族的秉赋，是一种自发的创造力量。它是伴随着民族与生俱来的，不能也无法从其他民族的文化模式中学到，民族秉赋具体体现在民族文化、特性、气质等内容上。显然，这种阐释就包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意义。德意志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民族文化，他们不能去模仿外国文化，因为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是无法从学习外国文化当中培养形成的。因此，现在德意志民族必须停止对法国文化的幼稚模仿，不能让法国文化影响甚至毁灭德意志民族优秀的精神气质，妨碍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和伟大的民族。
    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对培育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希望也使这些思想家转而追寻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也更偏爱与珍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因为从历史中可以发现民族的特性，民族的辉煌。这样，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实际上也是表达一个民族的欲望，并要再创民族的辉煌。莫泽尔希望能在遥远的过去找寻到现在德意志强大的本源、动力和牢固的社会基础。赫尔德指出，远在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那里就存在着现在的德意志民族的特性。于是，一批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德意志民族的祖先--日耳曼人，他们搜集日耳曼人的民歌，研究日耳曼人的史诗。他们把日耳曼人视为原始的和未受破坏的自然力量，而把日耳曼人的敌人罗马人作为颓废和腐败文明的牺牲品，认为罗马人为金钱和虚伪所控制，不能够理解日耳曼人永远生机勃勃的朝气和情感，因此，最终被日耳曼人所击败。克洛普施托克就是这样的一个学者。他研究日耳曼史诗，挖掘日耳曼民歌，努力从中找寻德意志民族精神秉赋的源泉。通过研究古代日耳曼神话，他从中发现了日耳曼精神的伟大，它的广阔、活力和单一性。正是这种充满活力的民族秉赋与精神气质，使德意志在古代涌现出众多的英雄，使德意志没有受到外来民族的征服，成为光荣而伟大的国家。对德意志民族秉赋和精神的探源也促使他去追忆古代日耳曼人勇敢善战的伟大业绩，歌颂古代的英雄。这些业绩、这种勇敢既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民族秉赋的有机组成。因此，在他所写的6个剧本中有3个是赞颂古代英雄阿米尼厄斯的，在赞美诗《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祖国》中，他赞美德意志是一块伟大的土地，从未受到过外国人的蹂躏，从未受到过征服。作为一块自由的土地，雄鹰从这里飞出去征服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他为日耳曼人曾征服罗马以及在不列颠和高卢的土地上建立起日耳曼王国而感到无比自豪，认为日耳曼人从未失败，始终是战无不胜。在克洛普施托克的作品中，他还喜欢把现代德意志人与古代日耳曼人相提并论，并用古代的英雄比附于现在。他写道，我们的国王是赫尔曼斯，我们的军队是查鲁斯。所有这些，其目的就是要唤起德意志人民对古代英雄的崇敬，激发起一种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气质。一旦德意志人民被激发出这种民族精神，他们就不仅能够恢复古代德意志的光荣和伟大，而且还会创造出比前辈们更加辉煌的业绩。
    这样，在一批德意志思想家看来，德意志民族是一个自然的有机发展的民族，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民族文化、民族特性、民族精神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服从于任何人工设计的限制，也绝不从属和模仿任何外国文化，相反，德意志民族将在民族精神的引导下，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业绩。
    四
    从16世纪以来，落后的德意志就一直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法国文化的入侵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严重后果，德意志民族丢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特性、乃至民族精神，而这又是维系民族存在与延续的重要内容。正是在法国文化的冲击下，德意志知识分子不仅表现出一种落后民族特有的痛苦情感，而且看到本民族正在因全盘接受和模仿法国文化而面临着的危机，由此，他们心中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文化抗拒的心态，一再呼吁要培植起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在全民族的范围内取得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抗拒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德意志民族真正成为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共同体。
    一般而言，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文化的接受与吸收是很正常的现象，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不乏其例。当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时，欧洲各国的众多学者纷纷翻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学习，接受他们的先进文化；当英国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时，法国的一批思想家也到英国考察学习，成为”英国狂“。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正是在这种互相交流、相互学习中实现的。在德意志，法国文化对它的冲击全面且持久，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当然，在这种接受法国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会走向一种极端，会出现只接受表面肤浅的具体物品的倾向，但事实上，当一个国家在接受了另一种先进文化的物品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其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对先进文化的接受应是迅速缩短德意志这个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差距的有效办法，而在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德意志，这种民族意识使得这个民族特别是一批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压力和震荡。在先进的法国文化面前，他们为本民族的落后而感到屈辱、悲愤、内疚、伤心，总之，这是一种强烈痛苦的情感。艾赛亚·伯林就曾描写过赫尔德的这种感情。当赫尔德到达法国后，他看到了先进的法国的一切，内心涌起一种混杂着嫉妒、自卑、赞赏、愤恨以及与之对抗的民族自卑感的痛苦情感。这种痛苦是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一种感受，也是落后民族注定要经受的”炼狱“。这种痛苦有时会转化成为追赶先进民族的强大动力，但也会在一种”非理性“的民族情感的支配下走向另一极端，即不仅无视本民族的落后，而且抗拒接受先进的文化，一味夜郎自大。当时的德意志人即是如此。他们把痛苦与愤懑迅即转化成对法国文化的顽固抗拒，他们回忆与歌颂日耳曼人的光荣与业绩，狂热地探寻德意志民族本身所具有的民族特性、民族精神，认为这是一种优越于别的民族的东西。这样，他们在遥远的过去中找到了慰籍，在光荣与伟大之中使这种痛苦得到了缓释，内心也得到了平衡和满足。并且，整个民族都陷入一种憧憬和幻想之中，仿佛祖先的伟大与光荣就在眼前，德意志民族不是落后的民族，而是高尚优越的民族，即使与先进的法兰西民族相比，德意志民族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并能对人类作出贡献。赫尔德曾这样说过，”法国给了这个世界启蒙运动和革命，难道德意志就不能贡献任何东西吗？“因此，对外来文化冲击的抗拒，落后民族的复杂感情使得他们不敢面对现实，承认落后，反而无限制地扩充膨胀德意志民族的优越与自尊。而这对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历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为了抗拒法国文化的入侵，德意志思想家把培育德意志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放到了首位。由此，他们反对模仿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歌颂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强调德意志的民族特性。仔细探究，在这些内容的背后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中心思想：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长处和优点，没有一种民族文化可以宣称具有普遍性。赫尔德说，”每一种人类的文化均有它自己的特质，那就是说，有它自己的特性、时间、地点和生命的阶段，例如，希腊文化按照其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生长，并由此而衰落。“他还进一步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观念、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人们将”仅仅根据它自己的价值尺度去判断和得到真实的理解…不能根据一些其他文化的价值，最不能根据一些普遍的、非人格的和绝对的尺度去判断去理解。“〔14〕这样每个民族文化的相对性和独立性是肯定的和绝对的，每个民族都在适合于自己的环境中生长，盛开民族文化之花，有着自己美丽的芳香，每个民族的这种美丽和芳香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共同组成了人类文化这个绚丽多彩的大花园。具体到德意志而言，则要培植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因此，在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家那里，强调民族的独特性一方面表达了一种”平等“的要求，即在先进的法国文化面前，德意志民族不是落后的，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德意志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等量齐观，同等重要。另一方面，这种对特殊性的强调也包含着对法国文化特别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强调普遍性的批判。
    众所周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成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最终尺度，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普遍性。启蒙思想家始终相信，不论在何时、何地，作为人类本身都具有着共同性，具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在这些共同性面前，历史或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差异也就失去其重要性。显然，德意志思想家们正是对启蒙思想家这一观点的抗拒与反动。美国史学家艾恺这样概括道，从强调相对性、特殊性这个倾向出发，遂产生了认为各个文化是个体而且独特的这个看法。它们各自表达其集体经验，全部是人类自我表达的同样真切而有效的工具，这个立场否认了启蒙教义中无时间性的普遍法则，即任何时、地，任何人在原则上可以了解的真理，绝对的普遍模式是没有的。〔15〕艾恺又把它称之为”反现代化“思潮，认为，它是在”启蒙理性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16〕
    这里我们只是在一定意义上把德意志的这种文化抗拒称作为”反现代化思潮“，但是，我们也同时承认，在强调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每个民族按照自身的方式和途径进行演进等方面，德意志思想家们有着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积极意义。如同社会发展没有单线一样，文化的发展也是多线的，这种多样性将大大丰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现代化也并不等于”西化“，它一定要建立在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基础之上，任何丢弃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去实现现代化的作法，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撇开对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原则抗拒的具体内容，从抽象的一般原则来说，它向人们提出了社会演进的多样性，同时，也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作出了解答。
    如果追溯德意志的历史，我们更可以看到德意志文化与法国文化之间这场文化冲突与抗拒对德意志民族所起到的作用。自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1800年之前，它有314个邦国和1475 个庄园，总共有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权。所以，德意志常被描绘成”一件狂欢节穿的短上衣“。面对于此，一批思想家认为，这种分裂割据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分裂，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分裂。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主要是法国文化，就德意志而言，法国位于西方）的冲击与入侵已使德意志民族抛弃了民族的传统、习俗、特性和精神，阻碍着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因此，这些思想家强烈反对对外国文化的模仿，努力培植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德意志民族能克服分裂，实现统一。在缺乏政治、经济统一条件的情况下，首先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共同认同将不失为一种实现统一的积极方式。所以，德意志思想家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为德意志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并成为德意志统一漫长道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