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草庐对》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它既关系到三国鼎足之势的形成及蜀汉政权的兴亡，又关系到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所以后人对其评论较多，近年来不少学者又提出了新的见解，读后深受启发。但由于论者的视角不同，或溢美回护，或在缺乏确凿史料为依据的情况下随意地进行贬斥。笔者认为，在《草庐对》的研究上，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全面认真的剖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对几种非议草庐决策思想观点的评述
    对《草庐对》持否定观点的大致有这样几种：夺取荆州是急躁冒进；跨有荆、益是不可能的；占据荆州与“外结好孙权”是矛盾的；两路出兵是行不通的等。下面从实际出发，作一简要评述。
    （一）夺取荆州不是急躁冒进
    按照《草庐对》的路线，首先是夺取荆州。从刘、孙关系来说，荆州既是双方矛盾的焦点，又是建立联盟共同抗曹的交点。
    公元207年，曹操率大军南下荆州，这时刘表病逝， 内部随之发生分裂。以长子刘琦为首的一派倒向刘备一边，以次子刘琮为首的一派主张投降曹操。当时诸葛亮主张立即吞并刘琮，乘机占领整个荆州。对这个建议，刘备没有采纳，理由是：“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汉魏春秋》。）结果刘琮降曹，让曹操占领了荆州。由刘备称赞《草庐对》可知，在夺取荆州问题上，刘备与诸葛亮并无根本分岐。有的论者认为，诸葛亮立即吞并刘琮的主张是急躁冒进，理由有两点：一是取了荆州难以立足，二是占据荆州以后会比以前更孤立。笔者认为，这两种理由都是难以成立的。
    武力解决刘琮，虽难以立即制服他们，但凭刘备在荆州已有的较高威望，是可以站住脚的。据《三国志·先主传》注引《魏书》载：“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刘备称赞《草庐对》时，刘备还不受刘表信任，因而有夺取荆州之心。刘表临终托孤于刘备，这说明刘备在荆州已经有了一定的威望，已具备了管辖荆州的能力。刘备不能当机立断夺取荆州，主要是在刘表托孤的情况下，素以“信义”为号召的刘备感到难以下手，而当时的情况是：刘琮投降曹操后已很不得人心，“琮左右及荆州人士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刘备抢先占据荆州，绝对不会比以前更孤立。如果刘备抢先占据荆州，一定会受到曹操大军的全力攻击；反之，会把矛盾引向孙权。刘备不占据荆州，会得到孙权的支持，反之，会遭到孙权的忌妒。这些都是实际情况。但是，当曹操强敌压境之际，孙、刘两家只有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一条路可走。后来，孙权又主动借荆州给刘备，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证明。赤壁之战实际上主要依靠的是孙权一家的力量，若刘备能用荆州力量与孙权协同作战，那曹操在这一战中可能会败得更惨；同时也不大可能出现后来的为索还荆州而出现的许多麻烦事。
    （二）跨有荆、益是可能的
    有论者认为“跨有荆、益”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主要理由是：荆、益两州并不是联结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区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注意客观条件中物的因素，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只注意了自然的因素，而没有考虑到社会的因素。
    益州是一个险固四塞的独守之国，它的地理形势使它成了一个几乎与外界无缘的孤立世界，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使益州很容易以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方式而存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建立于益州地区的割据政权是很多的。梁启超曾说过：“以政治地理细较之，其稍具独立资格者有二地，一曰蜀，二曰粤……蜀……其险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注：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对于益州这种地理特征，诸葛亮是十分清楚的，在提到益州的问题时，他首先肯定了益州是“险塞”。但他更强调了人的因素：“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益州地理上的优势，绝对抵销不了其主子无能、上下离心离德所产生的负作用。诸葛亮把益州统治集团的无能腐朽看作是其自取灭亡的先决条件，这是很正确的。益州历史上建立割据政权多而最后都失败了这一事实，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诸葛亮的观点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仅仅因为荆、益之间的交通不便，就认为不能形成“跨有荆、益”的格局，也是不能成立的。按照诸葛亮的计划，是先取荆州后取益州，然后以益州作大本营，以益州控制荆州。如果说交通条件的方便与否是一个地区能否有效地控制另一个地区的先决条件这种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里指的则主要是两个敌对势力。而刘备从夺取益州到关羽被杀失去荆州这段时间，始终统治着益、荆（孙权控制的地区除外）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始终是统一的。刘备取得益州以后把自己的战略重心从荆州转移到益州，只留下关羽一支孤军镇守江陵。这种做法虽然欠妥，但并非刘备、诸葛亮不重视荆州，它丝毫不能说明荆、益二州不可以统一为整体。
    （三）占据荆州与“外结好孙权”是能够统一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跨有荆、益”是《草庐对》的失误，因为“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要实现吴蜀联盟共抗曹魏，就必须让荆州归属东吴，除此别无其他选择。笔者认为，能够认识到荆州的归属是吴蜀关系的焦点，这是很可贵的，但要使蜀汉主动把荆州让给孙吴，这在实践中是绝对行不通的。孙刘联盟取得赤壁大捷后，孙权为增强联盟的力量，把荆州借给刘备。鲁肃认为这一举措是“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注：《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而曹操“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注：《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借荆州给刘备时，孙权一方还没有能力抵挡曹操的进攻，而把荆州借给刘备后，刘备也形不成对东吴的威胁。总之，孙权借荆州给刘备，主要还是从利己主义出发的。而诸葛亮做《草庐对》时，刘备兵少将寡，寄居人下，只有首先夺取荆州，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刘备若不能以荆州为依托，若不能首先在荆州建立一块根据地，那他有什么资格与孙权联合呢？所以，首先夺取荆州是正确的决策。赤壁之战以后，刘备以荆州牧屯据荆州要地公安，不过拥有几万兵力，已使“占据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孙权心怀畏惧，“进妹固好”（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占据益州后，孙权更是畏惧，想娶关羽的女儿做儿媳妇，以巩固孙刘两家的友好关系。当关羽攻樊城，樊城处于危机之时，“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据《三国志·关羽传》注引《典略》载，关羽攻打樊城时，因嫌东吴友军行动缓慢，“乃骂曰：‘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由此可见当时刘备在荆州的力量是相当大的，它已发展到使曹操和孙权皆为之震惊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关羽若能与东吴友好相处，东吴是不敢觊觎荆州之地的。在这种形势下，刘备能拱手把荆州让给孙权吗？刘备把荆州让出去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孙刘联盟重于一切，这一点双方都清楚。当荆州还没威胁到东吴，而荆州又非轻易可取时，东吴是不敢铤而走险夺取荆州的。所以说，刘备占据荆州与“外结好孙权”是能够统一起来的。
    （四）两路出兵是可行的
    按照诸葛亮的计划，刘备占据荆、益二州，并使统治地位得到巩固，等“天下有变”，荆、益两路出兵，合击中原。有一些论者认为这个计划不合理。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曾批评过诸葛亮两路出兵的计划。反对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荆、益分兵合击，缺乏必要的人力、物力保障。论者以《孙子兵法·用间》的“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的理论为根据，认为若荆、益两路出兵总兵力约需20万，那么就需要一百三四十万的民夫为之奔忙。这么多的人员，荆、益二州是断难提供得出的。另外，对于这么一场持久战，荆、益二州的经济也难以支持。笔者以为上述观点不够全面。且不说《孙子兵法》对这个问题的计算是否准确，起码可以借用敌国之力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没有考虑进去。
    第二，荆、益分兵合击，非用兵佳策。按王夫之的意思，出宛洛之军为正兵，应放主力于此；出秦川之军为奇兵，是配合主力的，应放偏师于此，反之，则是奇正倒置。王夫之没有考虑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用主力攻宛洛，是攻曹操的腹心，其必用主力抗衡，以荆州有限的实力在中原与曹操的优势兵力争锋，显然是无法获胜的。若按诸葛亮的两路出兵计划，再加上东吴方面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是不大可能把兵力抽调到千里之外的关中去的。这样，以军事上的优势，是可以取得关中战役的胜利的。只要获得关中为根据地，即可与中原抗衡，进一步取得天下。
    第三，无视政治重心、经济基础、攻守之势的变化，是导致奇正倒置的主要原因。持此论者认为，秦末的政治重心在关中，占据了关中，就可以形成高屋建瓴之势。汉末却不同，自从公元194 年汉献帝被迫东迁，政治重心已东移许、洛。因此，刘备即使取得了长安，也不可能再像当年刘邦那样，能够震动和号召全国。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不太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当时刘邦取得长安虽震动很大，但并未能号令全国。刘邦得益于关中，主要体现在进能攻退能守、兵源较为充足的自然条件上，与政治没有多少关系，况且当时的政治重心应该在彭城而不是在长安。
    在经济方面，秦末的关中确实十分殷富。秦始皇并吞六国后，搜集了大批的钱谷、玉帛、富豪、劳力于关中，人力物力储备是雄厚的。项羽烧阿房宫，受损的仅限于都城和宫殿，其它经济基础并没有受到多少破坏。刘邦凭借这样的优越条件，最后战胜了项羽。而汉末的关中，因连年战祸的破坏，经济已经崩溃了，刘备即使占有了关中，也是无济于事。这种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是经济基础在军事斗争中虽然作用很大，但楚汉战争中刘邦胜利的原因，传统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一直认为是刘邦善于用人，项羽不能用人。而汉末北方经济的破坏程度，中原地区也并不比关中好多少。
    在攻守之势上，秦末项羽分封在关中地区的“三王”因不得人心，抵御不住民心所向的刘邦，而蜀魏相持之际，秦川已由曹魏全部归并，且施政优于董卓之时，民情比当年刘邦“暗渡陈仓”之时安定一些。因此，刘备欲取关中，决非当年刘邦那样轻易。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没有注意到刘备作为“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而产生的号召力。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 关中响震”。其次是过高地估计了暂时的民心向背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军事斗争的胜败与否，在基本条件具备的前提下，主要取决于军事指挥者战役（战术）指挥的正确与否。如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入主中原，虽然在民心向背上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绝对地处于劣势，但由于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最后终于统治了中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