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文帝弑君说考证
    唐太宗曾经评论隋文帝“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注：《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第二》，岳麓书社1996年版。）隋文帝篡周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但对他是否弑君的怀疑，却是几年前由胡如雷先生首先提出的，他以为：“根据隋文帝一贯心狠手毒的作风，弑杀周宣帝应当说也是情理中事”，根据有四：第一，周宣帝22岁去世，死不当时；第二，死后没有遗诏；第三，杨坚是周宣帝岳父，宣帝病时，不应由长辈入侍；第四，发病至死过于突然。而杨坚入侍12天后即召五王入朝，显然是其清除异己的动作。（注：胡如雷《隋文帝杨坚的篡周阴谋与即位后的沉猜成性》，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胡先生所论，关涉重大，无论赞成与否，都应予以慎重研讨。兹根据《周书·宣帝纪》记载，（注：隋文帝篡周经过，《周书·宣帝纪》与《隋书·高祖纪》、《资治通鉴》的记载不同，《资治通鉴》采《隋书》而成。对比考订两种记述，当依《周书》为宜，理由可参阅拙文《隋史考证九则》，载《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将周宣帝出游至死的全过程列示于下：
    大象二年（580年）五月甲午（9日）夜，帝备法驾幸天兴宫。
    乙未（10日），帝不豫，还宫。诏随国公坚入侍疾。
    甲辰（19日），有星大如三斗，出太微端门，流入翼，声若风鼓幡旗。
    丁未（22日），追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
    己酉（24日），大渐。御正下大夫刘昉，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以随国公坚受遗辅政。是日，帝崩于天德殿。时年22，谥曰宣皇帝。
    从9日出游到死，前后16天，不能不说是暴卒，故胡先生怀疑的第一点有道理。第二点关于周宣帝有否遗诏，可以见到以下几条相关记载：
    《隋书》卷三十八《刘昉传》记载：“及（宣）帝不悆，召昉及之仪俱入卧内，属以后事。帝瘖不复能言。昉见静帝幼冲，不堪负荷。然昉素知高祖（杨坚），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于天下，遂与郑译谋，引高祖辅政。”（括号内为作者所加说明）
    同卷《郑译传》记载：“帝不悆，遂与御正下大夫刘昉谋，引高祖入受顾托。既而译宣诏，文武百官皆受高祖节度。”（参上引《周书·宣帝纪》）所谓：“御正下大夫刘昉，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以随国公坚受遗辅政”，可知宣帝曾有遗命，只是当时宣帝已喑哑，故记录者颇有作手脚的余地。而且，此遗命曾由郑译向百官宣读，故不能说没有遗诏。郑译等人做假乃《周书》所谓“矫制”，其内容为：“以随国公坚受遗辅政”。第三点之长辈入侍本不应成为问题，所谓入侍，非端水送药，而是临时主持局面。当时入侍者非杨坚一人，宣帝之子静帝亦于10日“入宿于露门学”。（注：《周书》卷八，《静帝纪》。）宣帝肆意清除宗室大臣，造成朝中无宗室亲王执政的局面，因此，出现意外事变时，杨坚以宣帝岳父及四辅官之首的身份，与静帝一道入镇禁中，合情合理，历史上亦多先例。其实，当时在宣帝身边的中枢官员各有所私，刘昉、郑译等人与杨坚同为功臣子弟，少年同学，故引杨坚执政。而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和宦官谋划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恐怕也未必是宣帝的意思。外戚与宗室争权夺利，几乎是中国数千年宫闱斗争反复上演的闹剧，刘昉、郑译与颜之仪、宦官的斗争，仍是外戚与宗室争权的重复。
    不过，杨坚的宣帝岳父身份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关键作用，不可不细究。宣帝继承人静帝年仅8岁，则将来皇后权势之大可想而知。静帝非杨皇后所生，宣帝又将后妃皆立为皇后，所以顾命大臣之位决定着各个家族的前途，对杨皇后本人更是荣辱攸关，不能不争。实际上，杨皇后也确实为杨坚入辅朝政发挥了关键作用。《周书·宣帝杨皇后》记载：
    初，宣帝不豫，诏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渐，刘昉、郑译等因矫诏以后父受遗辅政。后初虽不预谋，然以嗣主幼冲，恐权在他族，不利于己，闻昉、译已行此诏，心甚悦之。光凭这段记载，则杨皇后俨然是个旁观者，只是间接被动地在名分和感情上支持了其父亲。但是，从当时关乎生死的政治形势以及杨家同宣帝及宗室的矛盾来看，杨皇后不可能对未占优势的父亲不施与援手。日后，杨坚在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公主（即杨皇后）有大功于我。”可见杨皇后曾经积极介入这场宫内斗争，并在关键时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杨坚所谓的“大功”，透露于《隋书·天文下》：
    宣帝崩，杨后令其父隋公为大丞相，总军国事。由此看来，刘昉、郑译与颜之仪相持不下时，由杨坚辅政的诏书或即由杨皇后最后拍板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