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帝临终前发现太子与宣华夫人有私，那倒有可能。但要重新改立太子一事，又成了另一桩疑案。当年废黜杨勇，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对高熲等朝臣发动政治清洗，其负面影响一直无法消除。而此时，杨广与杨素已经控制朝政，羽翼丰满，这种局面不是躺在病床上进气少、出气多的文帝所能改变的，如后述，文帝至死都是清醒的，因此，他若对眼前的丑事感到愤怒，自可理解。关键的是身边的柳述和元岩很可能利用此事大做文章。
    柳述是文帝的女婿，十分得宠，晚年跟随文帝左右，成为沟通宫省之间的桥梁。但他没有什么功勋，又恃宠傲慢，欺凌朝臣，引来不少反感。重要的是，他看不惯杨素跋扈，每凌辱之，并在文帝前揭杨素之短，促使文帝对杨素颇起戒心。故柳述与杨素势同水火。在文帝发现太子的丑事时，在场的是柳述和元岩，他们正好是太子与杨素的对立派，趁势火上加油，力劝文帝废黜杨广，重立杨勇，试图夺取朝政。因此，所谓废立太子的斗争，实际上是杨广、杨素一方与文帝宠臣柳述一方的权力之争。
    但是，双方的实力实在悬殊，柳述不过是狐假虎威，哪里是杨广的对手。杨广迅速调来东宫卫士，在宇文述和郭衍率领下，控制了仁寿宫，逮捕柳述和元岩，撤换所有禁卫。至此，杨广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清除了对手，文帝的话连寝宫都传不出去。这下子他完全可以放心地服侍危在旦夕的父亲，为其尽孝，不至于蠢到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杀害父亲。我曾长途到坐落于今陕西省麟游县的仁寿宫遗址考察，在深山老林的环抱中，炀帝与杨素的卫兵一旦控制宫禁与交通，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炀帝当不会丧心病狂到谋杀垂死的父亲，授人以致命的把柄。反过来，后人不齿炀帝的品行，故对当年深山深宫里发生的事也产生怀疑。冷静分析，当年如果发生变故的话，则应是隋炀帝和杨素为确保顺利接班而清除异己，控制仁寿宫而采取的行动，打击的对象是政治对手而不是自家父亲，性质是政权交接而不是桃色事件。
    实际上，自从文帝病倒仁寿宫以来，炀帝和杨素等人就为权力的安全交接而日夜操心。《隋书·杨素传》记载：
    及上不豫，素与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入阁侍疾。时皇太子入居大宝殿，虑上有不讳，须豫防拟，乃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录出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上遂发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谋之于杨素，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颇有议论。
    这段记载应比较客观而接近事实真相，其中关于杨素在寝宫外，炀帝在寝宫内；以及杨素矫诏帖东宫兵士上台宿卫等细节，都与宫规及调发兵士的制度符合，同时也解释了经过宫中撤换卫兵的骚动，与文帝逝世的巧合，偶然因素凑在一起，由此产生了后人的疑窦。
    实际上，就是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炀帝弑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隋炀帝的声浪中，竟然没有一人揭露炀帝弑父这一富有鼓动力的罪行以壮大自己，可知当时并没有炀帝弑父之说。
    而且，被后人指控为杀害文帝的凶手张衡，史书称他“幼怀志尚，有骨鲠之风”，他为炀帝出谋划策，夺得太子之位。炀帝上台后，打算建造汾阳宫，他进谏道：“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伏愿留神，稍加折损”，结果招致炀帝疏忌，后因谤讪朝政而被赐死于家。唐高祖李渊“以死非其罪，赠大将军、南阳郡公，谥曰忠”。（注：引文均见《隋书》卷五十六，《张衡传》。）如果张衡果真是弑君凶手，那么，唐高祖决不会为他平反，更不会给他“忠”的谥号，因为这是国家赖以维持的伦理道德问题，决不容有丝毫的含混。
    宫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当然让文帝满心凄楚，但他并没有糊涂。在病榻上，他清楚地记得来仁寿宫前卢太冀的再三谏阻，他甚至记得卢太冀本姓章仇，于是，他唤太子广到床前，交代说：“章仇冀，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尝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注：《隋书》卷七十八，《艺术·卢太冀传》。）
    文帝最怀念的还是独孤皇后，看来，相会的日子在即，他把当年建筑皇后山陵的何稠也叫到跟前，嘱托道：“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而后，他搂着太子广的脖子叮嘱道：“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注：《隋书》卷六十八，《何稠传》。）
    作完一系列后事交代之后，文帝才与世长辞。如此从容的临终嘱托，表明他死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