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用人上谨小慎微
    诸葛亮在《草庐对》中认为曹操能够在“豪杰并起”中“以弱为强”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天时”，而主要在于“人谋”。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这个“人谋”大都集中体现在用人上，因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据有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是与事业的成败得失成正比例的。曹操曾经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的积弊，以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提出一条挑战性的选才标准--唯才是举。王夫之赞扬他说：“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当然，曹操的“唯才是举”，是在坚持为我所用这个大德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创业尚才，守成尚德，已被几千年的用人实践所肯定。
    关于诸葛亮用人之失，古今已有不少评论，虽见仁见智实属正常，但也确有不公允之处。如有的论者认为诸葛亮外宽内妒、气量狭窄、不能容人；凡是才能、资格与他差不多，地位可能赶上他的人（特别是义士），他就千方百计寻人过失，予以废黜。这种评价有失草率，也与事实不相符合。如杀彭羕、刘琰，废廖立、李严，都是事出有因，丝毫不能说明这是诸葛亮心胸狭窄所致；刘琰被杀，从史料记载来看，更是与诸葛亮没有丝毫关系。
    对于诸葛亮用人失误的评价，王夫之的观点倒是比较可取的，他在《读通鉴论》中写道：“武侯之任人，一失马谡，再失李严，诚哉知人之难也……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士之智略果毅者，短长时间，瑕瑜相杂，多不能纯。察之密，待之严，则无以自全或见弃，即加意收录，而固不任之矣。”由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上“察之密，待之严”，其结果必然会因瑕掩玉，埋没人才。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诸葛亮忽略了创业和守成两个阶段在用人上不应持相同的标准。他在《举措》一文中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举贤的目的他却认为是为了“求安”。实际上创业阶段是无安可言的，若一切从“求安”出发，那“霸业可成”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了。所以，诸葛亮选拔的人才，大多都是虽品行较好，而才干平庸，即便是像蒋琬、费祎这样被诸葛亮十分赏识的人才，也正如陈寿所评价的那样：“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注：《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蒋琬、费祎若辅佐守成之君，不失为第一流的贤相；若辅佐创业之君，其能力就有点欠缺了。
    关于培养人才问题，不少论者都认为诸葛亮不重视对人才的培养。这种观点虽然缺少足够的证据，但他的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对有效地培养和锻炼人才，显然是不利的。他每天早起晚睡，查校各种文书，小到罚二十的案子，都要亲自审理。部下主簿杨祐以“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的道理劝谏诸葛亮，诸葛亮当时听了虽十分感动，但却依然如故。他要用自己率先垂范的行为，调动下属的积极性。诸葛亮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方法毕竟是不科学的。
    （五）军事上不能出奇制胜
    孙子出奇制胜的思想，是对军事实践的科学总结，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诸葛亮也继承了这一军事思想。而纵观诸葛亮的军事实践，诚如陈寿所言：“奇谋为短”。他用兵过分小心，行军缓慢，稳扎稳打，从不冒险，这违背了“兵以奇胜”、“兵贵神速”的作战原则，以至连年兴师，劳而无功。
    北伐之战，蜀魏双方都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对于进攻一方的蜀军来说更加不利，不在敌人部署兵力以前采取间道奇袭战术消灭敌人，战争就很难取得胜利。第一次北伐时，颇有作战经验的名将魏延，曾根据敌我情况、地理形势和战术原则，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这个建议，对敌情、道路、后勤、作战方案与战役演变等各个方面，都作了切合实际的分析，照此方案行动，胜利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延计。”
    （六）北伐是无奈之举，缺少必胜的信心
    “天下有变”的时机既然还没有到来，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要贸然北伐呢？其中原因，诸葛亮在两封《出师表》中作了交待。第一个原因：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情，兑现对刘备的许诺。三顾之情，托孤之恩，对于刘备这种如此深厚的知遇之情，诸葛亮怎能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呢！既然刘备把“讨贼”的重任托付给了诸葛亮，那诸葛亮就应竭尽全力，“以报先帝”，实现自己的诺言。第二个原因：北伐是最好的选择。在“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的“危急存亡之秋”，“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在伐与不伐之间，就只能选择北伐了。“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诸葛亮对北伐战争的胜利，一点把握也没有。他虽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精神，因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所以实质也就流于例行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