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政权是汉王朝派出的最基层政权组织，乡官里吏尽管大多不是国家正式命官，但职责重大，承担着摊派徭役、征收赋税、率民为善、受理诉讼、监督户口年纪等职能。他们既是乡里政权的执掌者，又是邻里乡党的“长者”，不仅平时影响乡党舆论，而且政局动荡还能左右人心向背，构成汉王朝最基本的政权基础。伴随封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演变，异军突起的豪民地主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逐渐把持了乡里政权乃至郡县右职，他们既是汉王朝对庶民百姓实现封建剥削的依靠力量，也是渔肉乡里、破坏封建秩序的罪魁；既是汉政权维系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也是滋生地方分裂势力、瓦解刘氏王朝的掘墓人。
    一
    豪民在两汉书中或称豪富民、豪强、豪右、豪大家、大姓、著姓、强宗等，后避唐讳亦称豪人。豪民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封建私有制经济的不断深化而形成的一个新生社会阶层。其本质特征有三：一是“无寻尺之禄”（注：《国语·晋语八》。），即司马迁所谓“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的“素封”（注：《史记·货殖列传》。），仲长统形象地喻为“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注：《后汉书·仲长统传》。）。即不享有赋税徭役优免特权的非身份地主。二是家资巨万，农、林、牧、副多种经营，即“庶人之富者”，是一些生财有方，善于在各种经济领域发财致富，“以利相欺”的惟利之徒。其发展途径大致经历了营商取利、致力工虞、兼营农业等几个阶段而成长壮大。三是在社会上活动能量极大，上可以“交通王侯”，与官府分庭抗礼，下则“武断于乡曲”，“刺客死士，为之投命”，即庶民之豪者。
    汉代豪民的形成大致有三个途径：
    前代贵族后裔前代贵族后裔延续到两汉，且在史书中留下笔墨的，以六国贵族最具代表性。六国贵族虽经秦代的铁血镇压和秦末农民起义的冲击，传统势力受到极大摧残，但在汉初宽松的政治、经济氛围下，一些支脉疏属又转而从事工商，变成商贾豪民。正如司马迁所云：“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注：《史记·货殖列传》。）诸田当然就是齐地迁至关中的齐国旧贵族。这类豪民经武帝打击曾一度破败，但宣元以后又死灰复燃，且在经营方式上转向综合发展的道路。作为东汉田庄经济典型素材的南阳樊氏，因与刘秀的特殊关系在政治上曾大放光彩，但考其家世，却是由前代旧贵族转变而来的乡里豪民，按《中常侍樊安碑》：樊氏出于周宣王时佐命功臣仲山父，“食采于樊，子孙氏焉”（注：洪适：《隶释》第6卷，第78页。）。这个谱系可信程度并不高， 但依《左传·定公四年》、《国语·周语上》、《续汉书·郡国·河内郡》及刘昭注等史书的记载，樊氏乃殷周大姓，南阳樊氏追认仲山父为其先祖，范晔对此并不怀疑，说明樊氏确实出自前代贵族。奉职三朝、位极三公的第五伦，“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第五伦在两汉之际率宗族闾里筑营壁自守，“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注：《后汉书·第五伦传》。）。宗族势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他不仅营理田业，还到太原、上党一带贩盐，是典型的豪民身份。
    农工商贾畜长这是在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滋润和放宽工商业禁令的驱动下，“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的新生代，也是一个不断产生、消长不定的社会群体。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不同行业--农、林、牧、副、渔--的佼佼者，认为“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此外，还有大冶铁家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大盐商刁间，畜长桥姚、卜式，大商贾师史等。这些农工商贾畜长皆家赀巨万，“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武帝“告缗”之后，这类豪民也一度消沉，靠盐、铁等特殊商品产销致富的渠道亦被堵死，但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易中发达的商贾豪民不久又重新抬头，元、成间“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萭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注：《汉书·王尊传》。）。嗣后，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等并“为天下高赀”（注：《汉书·货殖传》。）。
    豪杰并兼之家是伴随土地私有制程度的加深而以营农为主的豪民，大致由罢官之家和乡里豪民构成，在职官吏“豪猾并兼”不在论列。在以人治为基本特征的封建社会，为官一方，岂止十万雪花银，更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为此，很多罢官之家及官僚族属或逐商贾之利，或兼并役使，族势声望决不亚于工商之豪。如平通侯、中郎将杨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自称“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但因商贾乃“下流之人，众毁所归”（注：《汉书·杨敞传附杨恽传》。），故有身份地位的士人尽管赋闲乡里，受社会舆论的掣肘亦不轻易为之，按他们的理财观念，兼并役使方为正途。如内史宁成脱罪后，“乃贳貣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注：《汉书·酷吏传》。）。燕相灌夫免官居家，“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注：《汉书·灌夫传》。）。
    豪杰是一个内涵较广的概念，可从智谋、勇武义项定义，如《淮南子·泰族训》说：“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它更多应用于战乱或社会秩序不稳的年代，政局平稳之时也往往沿用，既可指称官贵，亦可指称游侠、豪民。如黄霸“以豪杰役使徙云陵”，师古注云：“身为豪杰而役使乡里人也。”（注：《汉书·循吏·黄霸传》。）李善注两汉奉行的“三选七迁”，“谓徙吏二千石及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注：班固：《两都赋》，载《文选》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这类豪杰无疑指豪侠并兼之家，而当秦末、莽末，天下丧乱，史书中连篇累牍的所谓“豪杰”则相对宽泛。
    总之，豪民是一个包容极广的社会阶层，我们为行文需要虽然可以从来源上权作分类，但实际中其身份相当复杂。大体来说，汉初至武帝“告缗”，是汉代豪民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的豪民以工虞商贾最为活跃，在致富类型上具有单一经营的特点，兼并土地、购置地产的现象还不普遍。“告缗”以后，商贾豪民沉寂了很长时间，元、成以后商贾豪民又重新崛起，并在社会上兴风作浪，但盐铁巨富、子钱家在历史上消失了。值得注意的一个新动向是：经武帝的严厉打击，新兴的各类豪民在投资理念上发生逆转，“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致富守产论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而且，豪民地主在经营方式上不断走上综合发展的道路，田庄成为豪民经营地产的主导形式，东汉时期尤甚，这就使豪民在类型上的相对分野变得更加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