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赵翼曾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说：
    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志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注：王树民：《廿二剳史记校证》卷8“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3页。）
    他已观察到曾在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高门大族，在南朝期间逐渐走向衰落。其原因乃由于人主独揽朝政，不让大臣分享权力，高门大族既可平流进至高位，便不必竭心尽力，甚至轻视政务，原来处于社会下层的所谓寒人于是趁机而起，成为左右政局的社会阶层。赵翼关于南朝寒人掌机要的论断，颇具史识。而南朝创业的四君主，刘裕、陈霸先出身寒微，萧道成、萧衍虽属兰陵著姓，但本为将家，陈寅恪先生称之为“非文化显族”，自不能与东汉以来位于社会高层的儒家大族相比，然则南朝君主已是寒人掌权矣。不肯假权于高门大族的大臣，乃势所必然，南朝君主借重寒人，实是寒人兴起的结果。若论寒族的兴起，还应有其他因素。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社会政治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其故即在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盖此等豪酋皆非汉末魏晋宋齐梁以来之三吴士族，而是江左土人，即魏伯起所谓巴蜀俚诸族。是等族类在此以前除少数例外，大抵为被压迫之民族，不得预闻南朝之大政及居社会高等地位者也。（注：《魏书司马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他又说：
    是以谓江左世族无功臣，与言南朝帝室止出于善战之阶级无异。此善战之阶级，在江左数百年间之变迁，与南朝境内他种民族之关系，治史之人，固应致意研求者也。（注：王树民：《廿二剳史记校证》卷8“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3,94页。）概括陈先生的意见，可归结为3点：1.侯景之乱后，江东之岩穴村屯之豪长乘机而起使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发生变动；2.此等豪长却是江左土人，他们是被压迫的民族，不得预闻南朝政治大事，社会地位不可与士族相比；3.南朝一改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局面，其最高统治者皆出身善战之阶级，此等人与汉族以外诸民族的关系，治史者应注意研究。陈寅恪先生从南朝史实中，敏锐地指出江南土著的社会地位的变迁，是我国中古史演变的一个侧面，他在《魏书司马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列举了一些例证，却未作详细讨论。
    陈先生之论发表了近60年，笔者所见，就此课题作进一步研究的还不多，本文从陈先生之说，搜集有关史料，对南朝岭南社会阶级的变动试作一简释，然而未必能符合陈先生之意旨也。
    一、南朝岭南的几次叛乱显示土著的实力
    所谓岭南土著，从地域上而言，是指历来生长于岭南的族类，主要是俚僚等民族，亦应包括某些汉人家族，他们虽不致被视为蛮夷，但也是如陈先生所说的非文化显族。南朝岭南曾发生几次与土著有关的严重动乱，足可以见其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影响，分述如下：
    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孔熙先勾结范晔谋反，曾联系周灵甫策应。周灵甫，增城（今属广东）人，灵甫的族属尚不明确，即使是汉人，也是南方的土著无疑。其家有家兵部曲万余人，（注：〔明〕黄佐著，陈宪猷点校：《广州人物传》卷19，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可知此人实土著豪强。孔熙先是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出身于名门。父亲孔默之为广州刺史时，已与周灵甫有交往。名门出身的孔默之同周灵甫的交往，大抵由于灵甫在地方上有势力，默之仍需笼络。熙先且将灵甫带到建康（今江苏南京），荐之得官，后又合谋造反，熙先给以六十万钱着周灵甫回广州筹备举兵响应。灵甫一去不返，孔熙先谋反未遂，周灵甫也忧愤而死。（注：《宋书·范晔传》卷69，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所引廿四史同），第1821页。）岭南土著参与政治动乱，此其一例。
    陈檀是合浦大师，（注：《南史·夷貊传上》卷78,第1951页。）合浦郡治今广西合浦北，是土著民族的集聚地。所谓“合浦大帅”必是合浦土著民族的豪帅。宋大明（457～464）年间，朝廷派遣朱提太守费沈攻打陈檀，显然又是一次镇压土著民族的行动。结果却未能取胜，可见陈檀亦是豪师中的强者。朝廷改派龙骧将军刘勔，授以西江督护、郁林太守，出兵合浦，终于把陈檀降服。（注：《南史·刘掖传》卷39，第1001页。）陈檀归附后，曾官高兴郡（治今广东化州）太守，他转过头来又随费沈等南伐，企图打通朱崖（今海南）道，没有成功。费沈竟迁怒于陈檀，把他杀了。陈檀本想效力于宋朝，却落得个悲剧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