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对峙使南朝历代都不得不投入比较多的力量，以防御北方的进攻，朝廷对岭南的控制因而受到削弱。当李长仁盘据交州时，宋朝廷未尝不想尽快将他镇压下去，先后派南康相刘勃、南海太守沈焕、讨伐土著民族的老手、越州刺史陈伯绍为交州刺史，就近出兵，终于因他们统领的地方军仍不足以动摇李长仁的地位，只好承认现状。及李叔献代其兄掌权，时齐武帝刚登位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多，竟陵王萧子良劝他暂且将交州之事置之度外。他深知中央直属的军队主要用于沿江防守，对付李叔献只能“缘道调兵，以足军力”，而诸道兵多是“民丁乌合，事乘习锐”，应更俟机会。（注：《南齐书·萧子良传》卷40，第696页。）齐武帝大概也觉得如此，便不立即采取行动。永明三年（485），大司农刘楷平定湘中，时机较为成熟，乃发南康（治今江西赣州）、庐陵（治今江西泰和）、始兴郡兵征交州，才解决了李氏兄弟盘据交州的问题。
    李贲在交州称帝，改年号，立百官，事情闹得很大，梁朝廷仍就近遣高州刺史孙啇、新州刺史卢子雄率领地方军征讨。孙、卢军遇疫，几全军覆没。朝廷遂授杨瞟为交州刺史，担负继续征讨之任。瞟以高要太守陈霸先为前锋，勒兵出发。受命同往征讨的还有越州（治今广西合浦）刺史陈侯、罗州（治今广东化州）刺史宁巨、安州（治今广西钦州）刺史李智、爱州（治今越南清化）刺史阮汉。梁武帝动用了交趾周围的力量以扑灭李贲的叛乱，亦可见这次叛乱规模之大，但朝廷仍没有动用中央军队，盖北边的对手更为重要。
    宋、齐二代，王室纷争，彰于史册，无须细说。王室忙于互相倾轧，南方出现的动乱，只要不伤及大体，自然不会关注，李长仁就钻了这个空子。梁朝的王室，虽没有出现宋、齐时的局面，但内争的剧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寅恪先生引《陈书》的话：“梁末之灾，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恣陵侮而为大。（注：《陈书》卷35“熊昙朗等传论”，第490页。）指出侯景之乱，使梁朝陷入困境，江东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机而起。至于岭南的例子，陈先生举了侯安都、欧阳頠，洗夫人亦当其列。其他如上述的李贲、宁巨、陈文彻、李迁仕等，名声虽不及侯安都之辈，然而他们确是梁末崛起的岩穴之长。
    四、陈寅恪先生使用阶级一词的涵义
    此外，陈寅恪先生在《魏书司马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所说的社会阶级，自有其本身的涵义，在此略加阐释。他在该文中称东晋时长江上游南来北人之武力集团，“本为北方中层社会阶级”，（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第60页。）他所说的阶级近似现时所谓阶层。而他所说的阶级的划分，主要从其文化背景。比如他分析晋朝司马氏集团与江东顾氏集团，“虽属不同邦土，然就社会阶级言之，实为同一气类”（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第52页。）司马氏与顾氏虽处于不同地域，但都是尊奉儒家名教同一气类者也。而吴、蜀之人，对司马氏政权态度不同，“其主因在两国统治者之阶段性各殊所致”，（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9页。）吴国的统治者孙权依靠江东顾氏等大族立国，而蜀国之统治者刘备，原以贩履织席为业，自称为汉中山靖王之后，实难确证。刘备就算是与汉室有血统渊源，此时也已沦为庶人矣，故观其立国所依靠者，又多为寒族出身之人。吴、蜀两国的文化背景各异，气类不同，亦即所谓阶级性不同，因而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各殊。
    陈寅恪先生分析中唐以后统治集团的两部分人：“一为受高深文化之汉族，且多为武则天专权以后所提拔之新兴阶级，所谓外廷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词科举进身者也，一为受汉化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即阉寺之特殊阶级是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页。）两者都属统治集团内部的人，但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倾向各异，故陈先生仍视为不同的阶级。
    陈寅恪先生使用阶级的概念，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有差别，且阶级多根据文化的特点划分，是否准确，此处不作讨论。但应指出，陈先生的阶级分析法，把握某部分人的社会特点，作为理解一定的社会现象，较诸前人只从个人的道德行为解释历史，是前进了一大步。而其所得的结论，一般说来并未背离历史的真实，故仍具有其价值。儒家大族不屑戎旅，寒人遂逐渐掌握武装势力，南朝大族的衰落此亦一重要因素。上面讨论的善战阶级，便代表了南朝的寒人，岭南土著民族之善战，实是我国中古史上下层阶级兴起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