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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南斯拉夫50年代初内政改革方向问题(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 时殷弘 参加讨论

美国在南斯拉夫的首要利益,是维持南斯拉夫同苏联对立,促进其对外政策的亲西方化。因此,尽管德热拉斯事件基本上只是个关于改革方向的内政问题,但美国官员自然很关心它可能对南斯拉夫对外政策方向的影响。考虑到由于斯大林去世,苏联的对南态度已有所变化,南苏之间已出现某些试探改善关系的迹象,情况就更是如此。国务卿情报事务特别助理办公室提出的报告估计,虽然德热拉斯的主要罪名是提倡西方民主制,但从短期来看,对他的批判很少有可能导致南斯拉夫改变同西方或东方的关系。在这方面,铁托所作三中全会闭幕词中关于南斯拉夫现行外交方针将继续不变的言词〔(22)〕不啻是颗定心丸。但是,从长期来看却没有什么把握,因为德热拉斯事件显示南斯拉夫仍未解决“亲西方还是亲东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若不彻底解决,就将造成日益加大的不稳定。这项文件显然假定:南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方面的一致,提供了两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接近的一个潜在条件;反过来,只有在南斯拉夫取消社会主义后,它才可能成为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真正持久、可靠的合作者。
    德热拉斯事件第一次使美国政府体会到,在南斯拉夫的改革进程中,由于先前斯大林模式的恶果引起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失望,加上西方在对南交往中有意无意施展的思想文化影响,南斯拉夫共盟内会形成要求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改信西方自由民主观的势力,这种势力甚至可能包括某些最高层领导人员在内。德热拉斯虽然下马了,但这种势力与铁托及其信徒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美国仍可期望南斯拉夫改变国家性质。
    德热拉斯事件触及到美国对南政策几年来始终面对的一个矛盾,即当前目标和长期目标的矛盾。美国为它在冷战中总的战略利益援助南斯拉夫政府,同时却对后者阻碍美国实现其长远追求的行为无能为力。与这一矛盾相关,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德热拉斯事件后不久制定了它的第一个对南政策总纲--《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5406/1号文件)。〔(23)〕就其总体而言,它是对杜鲁门政府对南政策的总结、肯定和延伸。该文件将美国的对南长期目标规定为:“最终实现南斯拉夫人民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之下生活的权利,这样的政府将……充分参加自由世界共同体”。这实际上是说,南斯拉夫国内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对外成为西方的小伙伴。为此,美国政府要鼓励美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之间更广泛的文化接触,包括扩大官方和民间的人员交流(特别是学生、知识界头面人物、军事和技术人员),目的是“在南斯拉夫国内积聚有利于实现美国目标的影响”。与1949年间美国决策者们所设想的有关政策相比,〔(24)〕这里提出的办法更成熟、更具体了。它无疑来自南斯拉夫改革进程,特别是德热拉斯事件的启示。关于这长期目标同当前目标的矛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卡特勒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解释5406/1号文件时指出,美国对南目标有个内在的两难问题:“我们的当前目标是保持南斯拉夫独立和不受苏联控制,即使它是个共产党独裁国家。我们的长期目标却是一个由南斯拉夫人民自由选择的南斯拉夫政府”。
    德热拉斯事件使美国政府更加明了,南斯拉夫内政改革的方向选择是个势将长期存在的问题,美国影响这一选择的努力也必须是长期性的。努力的基本方式,除国家安委会5406/1号文件所示者外,负责外援的对外行动署署长史塔生在1954年末提出了更有系统的主张。这位政府内的共和党权势人物在给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人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美国通过定期经援计划,援助“业已自由的”南斯拉夫经济成分,即个体农业和私有小企业等;在给予“宗教自由”问题上坚定地但适可而止地向南斯拉夫政府施加压力;维持科技等方面的人员交流计划,着重培养有可能成为南斯拉夫未来一代领导的人物,等等。鉴于苏南关系正在走向正常化,他还进一步设想了促进南斯拉夫“演化”将具有的一种广泛价值:
    南斯拉夫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制度沿自由方向的成功的逐渐演化,加上信息和思想之越来越多地从南斯拉夫流向苏联集团,可能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帮助整个苏联体系在经年累月的一个时期里不经世界大战而有利地演化。〔(25)〕南斯拉夫的影响确实有助于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在50年代中期进行初步的改革,而这些为完善那里的社会主义所绝对必需的改革,又确实包含着美国所希望的那种演化的可能性。仅在这个意义上说,史塔生的预感是准确的。
    注释:
    (1)(24)见时殷弘《是提供援助,还是袖手旁观--论美国援助南斯拉夫的开端》,《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
    (2)见时殷弘《干预内政和维护主权--论1949至1951年美国对南斯拉夫提供经援过程的美南矛盾》,《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3)比姆致艾奇逊,1951年5月31日和1951年6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1年第4卷,第1796-1799、1800页。关于南共领导之谋求“意识形态创新”及其对发动改革的重要意义,见吉拉斯(德热拉斯)《铁托内幕故事》(中译本),第32-34页,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4)比姆致艾奇逊,1951年6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1年第4卷,第1800-1801页。
    (5)艾伦致艾奇逊,1953年1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1336-1337页,华盛顿1988版。
    (6)政策规划办公室官员乔伊斯致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帕金斯备忘录,1952年3月19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1273-1274页。
    (7)《铁托选集(1952-1960》第7-8、35-36、6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六大”上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9)拉西诺《南斯拉夫的实验》(中译本),第13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10)同上,第109-110页:霍夫曼和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39-40页。
    (11)霍夫曼和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第40页。
    (12)驻南代办瓦尔纳致国务院,1953年6月3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1359、1361页。
    (13)吉拉斯《铁托内幕故事》,第162页;拉西诺《南斯拉夫的实验》,第110页。
    (14)转引自霍夫曼和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44-46页;拉西诺《南斯拉夫的实验》,第115页;贝洛夫《铁托的破遗产》,第155-156页。
    (15)贝洛夫《铁托的破遗产》,第156页;霍夫曼和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46-47页。
    (16)《铁托选集(1952-1960)》,第71页;吉拉斯《铁托内幕故事》,第168页;拉西诺《南斯拉夫的实验》,第114页。
    (17)转引自霍夫曼和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48页。
    (18)铁托讲话全文见《铁托选集(1952-1960)》,第69-82页。
    (19)(23)同上,第85页。
    (20)国务卿情报事务特别助理阿姆斯特朗办公室拟文,1954年1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1365-1367页。巴伯所提出的文件,其大意见第1367页注3。
    (21)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83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4年2月4日,同上,第1370页。
    (23)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声明(国家安委会5406/1号文件),1954年2月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1373-1377页。
    (25)史塔生致杜勒斯,1954年11月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1414-1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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