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6日至8日，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在河南省开封市举办了“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六届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特邀代表近40人。会议收到论文23篇，内容涉及英国政治制度演变、殖民主义、英国衰落、英国对外关系、英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控制问题诸领域。许多论文和发言代表了当前中国大陆英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一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
    中国大陆学术界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部分，现代尤其是中世纪部分相对薄弱。这次大会收到的关于英国政治制度史的论文共有3篇，虽然数量不多，但反映出近年来上述研究布局已发生明显变化：3篇论文中，中世纪部分2篇，现代部分1篇。
    关于中世纪英国的政治制度，过去一般认为它是一种等级君主制，有时干脆笼统地称之为封建君主制，至于其发展变化历程，几乎没有人去深究。1995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程汉大教授积十数年心血而撰著的《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该书“上篇”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社会形态划分理论，首次系统地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在这次研讨会上，程汉大教授在大会学术发言中重申了他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的基本观点，指出：从英吉利国家产生到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建立期间，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大致经历了贵族君主制（11世纪诺曼征服之前）、封建集权君主制（11-12世纪）、等级-代议君主制（13-15世纪）和有限专制君主制〔都铎王朝（1485-1603年）时期〕四个发展时期。关于第四个时期，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跃发副教授的《都铎王朝有限的君主专制与转型时期的社会》一文，也认为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政治体制是一种“有限的专制君主制”，可谓与程汉大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程汉大教授的四段式分期法，基本上理清了中世纪英国政治制度演变的历史轨迹。
    程汉大教授向大会提交的《论11-12世纪英国封建集权君主制》一文，则对上述四段式中第二个时期英国在四分五裂的欧洲各国中独树一帜的封建集权君主制产生的原因、建立与发展过程以及它对英国未来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作了深入探讨和集中阐释。作者指出，英国封建集权君主制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英国独特的封建制度。这种独特性在于：第一，英国不像法国等大陆国家那样，“国王的附庸的附庸不是国王的附庸”，而是“国王的附庸的附庸仍是国王的附庸”，由此使国王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并进而真正实现了土地和政治权力占有上的金字塔式封建等级结构；第二，在英国，国王保持了全国最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从而为集权君主制的建立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英国封建集权君主制建立的政治基础，是盎格鲁-萨克逊时代遗留下来的以分郡制为主干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而诺曼征服后英国国内外尖锐激烈的政治矛盾和斗争形势，则是促使统治者强化王权、建立集权君主制的直接动因。当然，威廉一世（1066-1087年在位）个人的素质和特性与封建集权君主制的建立也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和任何事物都经历三段式发展历程一样，作者认为，英国封建集权君主制也经历了一个从奠定到巩固再到发展的过程。关于英国封建集权君主制的建立对其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巩固了英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保证了国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有效统治，促进了全国政治、法律和民族的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二）直接影响了中世纪后期英国封建贵族与国王斗争的形式、内容和结局；（三）源于集权君主制的贵族联合反王权斗争直接促成了英国宪法和议会的产生，从而深刻影响了中世纪后期乃至近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向。这种分析，与其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中的分析相比，明显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世纪欧洲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议会这一封建机构，但在大陆各国，随着封建制度的结束，封建议会也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出现的议会，并不是在中世纪的基础上直接演变而来的。唯独英国在中世纪诞生的议会在进入近代时仍保留了下来并直接过渡为资产阶级代议制机构。原因何在？程汉大教授在大会学术发言中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世纪英国的议会虽说也是一个封建性机构，但它具有不同于法国等大陆国家议会的独特性，即具有代议性质。从结构上讲，英国的议会也不是一个严格的等级机构，其下院代表的是全体民情，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封建等级。他认为，中世纪英国议会只是以两院为形式的贵族与平民两个等级的松散的结构。造成直接过渡的内因，正是中世纪英国议会这种独具的代议性及其结构的特殊性。
    英国政治结构的一个最大特点，同时也是英国人通常引为自豪的，是它至今没有形成一部成文的宪法。“所谓英国宪法，是由许多历史文件如1215年的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以及各种改革法案、各项法令、司法成例、无数不成文的惯例构成，永未固定。”[1]虽然如此，其中却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在大会学术发言中，程汉大教授指出，英国的宪法尽管载体繁多，但它实际上是由最基本的原则组成的，其中核心的一条是“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早在15世纪以前就已经确立起来了。
    工党的崛起是现代英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吸引了各国学者的研究兴趣。我国在80年代也有学者对此问题作过初步探讨，近年来这一问题再次激起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热情。据了解，有的博士研究生已经在做这一课题的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高岱提交的《论一战与英国工党的崛起》一文，同样对此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高岱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工党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自由党的尾巴”而存在的状况。在大战期间，工党不仅摆脱了对自由党的依附地位，还以此为起点迅速发展壮大，直至取代自由党，成为现代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种变化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此，高岱指出，工党在战时脱离自由党的控制而独立发展，是有一个思想认识过程的，特别是与战争进程的发展和工人阶级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工党领导人因此而逐渐改变自己的立场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文章未能再向前进一步，去深入探讨这几种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工党势力发展壮大的。尤为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于工党的崛起来说，到底是属于一种偶然性因素（时间上的偶合），还是属于一种必然性因素？或者说一战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工党的崛起？恐怕尚需进一步探讨。
    二英国殖民主义问题
    英国是近代最大的殖民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讲，一部英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英国海外殖民扩张史。殖民主义问题是英国近现代史上诸重要问题之一，又因英国至今仍占据着零星几块殖民地，所以这一问题也是一个当今国际政治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随着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深入，殖民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然而，对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深受“左”倾思想的干扰，出于某种现实政治需要，片面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中的有关论述，对马克思提出的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欧洲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双重使命”这一命题，只突出强调其中的“破坏的使命”这一观点，而对与这一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建设性的使命”的观点略而不谈。基于这种片面的思想认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只使用马克思使用的道德判断的标准，而将马克思在使用道德判断标准的同时使用的历史评判标准束之高阁。因此，对西方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一直是道德上的谴责多于甚至全部代替了历史的客观肯定。这样做，既缺乏应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也严重丧失了学者应有的独立的学术人格。在这种大的学术气候下，对英国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也难脱此厄运。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环境逐渐宽松，人们的思想也逐渐解放，但对殖民主义的研究实际上仍未完全摆脱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反映到实际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仍视之为最易触礁的学术禁区，一些专业性学术期刊也不敢贸然刊发此类选题的文章，由此使得对殖民主义的研究仍基本停留在原有水平。进入90年代，有个别学者在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触及殖民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时，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重温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使用过的双重判断标准，既历史地肯定殖民主义对非欧洲社会产生了社会变化和现代化效应，同时又在道德上对殖民主义者以及产生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罪恶动机予以无情的、严厉的谴责[2]，但这一做法实际上至今仍只是一种空谷足音，应者寥寥。这次大会有幸收到了3篇专门探讨英国殖民主义问题的论文，也许可以看作是这种空谷足音的低弱回音。这3篇论文分别探讨了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动力、殖民政策之演变及客观影响、殖民撤退等重大问题，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还共同探讨了英帝国的历史地位问题，从而在时间跨度上正好涵盖了整部英国殖民扩张史。
    任何人类社会活动都有其特定的促成这一活动的内在动力机制，英国早期殖民扩张活动（即16世纪初到18世纪6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肯定也有其特定的动力在推动。那么，这种动力究竟是由哪些基本力量构成的？这些基本力量之间又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即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共同致力于殖民扩张活动的呢？这正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李季山的《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动力初探》一文所探讨的两个基本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认为，商人、政府和移民，即殖民扩张的“好处的获得者”，是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基本动力源。也就是说，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主义、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移民，这三个方面所提供的力量是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基本动力。那么，随之而来就必然产生第二个问题，即这三方面所提供的推动力量，究竟是如何在殖民扩张活动中结合在一起而发挥其“合力”作用的？对此，作者指出，它们之所以能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基础。就商业资本主义与国家之间关系而言，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一方面，商业资本主义需要政府保护和支持它在海外的贸易；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商业资本主义为财政依托。就移民与商业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关系来说，由于移民就其整体而言是在英国社会没有找到满意位置的人，他们渴望在新天地（海外殖民地）能找到自己的更好的位置，因此，他们能够同商业资本主义和国家一道致力于殖民扩张。但这仅是移民与商业资本主义和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商业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移民去开发殖民地，国家更把海外移民当作是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安全阀”，因此，都乐于让移民徙居海外殖民地。正是在这种共同利益基础上，三种基本力量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英国从事早期殖民扩张活动。作者最后强调指出，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这种动力构成及其三种基本力量的结合，对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和殖民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的缺陷在于作者在剖析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时，国家本身的力量（即由军事、经济实力等因素构成的国力）虽有所涉及，但还重视不够。应该说，只有这种力量才是最基本的，而且是其他几种力量起作用的基础。
    近代各个历史时期英国殖民政策的演变情况及其对世界政治文化产生的客观影响，是咸阳师专历史系刘行仕副教授的《试论近代英国殖民政策的演变及影响》一文所探讨的问题。关于近代英国殖民政策的演变，作者指出，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并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在1763年以前的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即“大英第一帝国”时期，它参加殖民战争，建立海上霸权和海外帝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大不列颠第二帝国”时期，因其成为“世界工厂”，所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殖民统治较为放松；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发展阶段后，为了对付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挑战和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它又局部恢复了特许公司和关税保护政策，并加紧殖民扩张，但旧模式的帝国难以为继，因此“英联邦”初露端倪。关于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客观影响，作者指出，由于英国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因此，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可以说无处没有受到英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客观后果是巨大的、深刻的、无法抹掉的。在经济上，它极大地冲击了世界各地原始的自然经济生活；在政治上，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世界各国的政体形式，并且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又必然地引出非殖民化运动；文化上，英吉利民族的语言（英语）、生活方式等对人类的进步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后，推动了世界一体化进程。很显然，作者主要使用了历史判断标准来分析英国殖民统治的客观影响，因此，难免有片面之嫌。
    在政治史组讨论英帝国历史地位问题时，这种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克服。与会者一致认为，英国在其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一方面给亚非拉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奴隶贸易更是惨绝人寰。但另一方面，作为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将先进的工业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其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其文化语言方面的成绩同样是有目共睹的。在讨论中，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阎照祥教授和刘行仕副教授一样认为，英国的政治民主制度对近现代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他还列举了1901-1980年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英国学者的人次（77人次）和100个历史伟人中英国人所占的人数（18人），来具体说明英国在科技文化领域对人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