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能源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波讲师的《邱吉尔与英国海军现代化》一文，对一战前夕身任海军大臣的邱吉尔为确保英国海军的绝对优势而对海军能源动力系统所进行的调整及其与英国海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作者指出，邱吉尔所进行的调整，不仅使英国海军能源动力系统完成了从煤向油的转变，从而推动了英国海军现代化进程，而且使英国政府较早地意识到了石油的战略意义，确保了英国在二战前的石油霸主地位，延缓了英国的衰落速度。
    （四）国有工业改造问题
    国有工业一直是英国经济和政治争论的焦点。过去国内也有学者探讨这一问题，但主要强调英国国有工业改造的私有化道路，而忽视了还有一部分国有工业企业依然保留国有形式，即实行自由化改造。杨豫教授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王皖强的《论英国国有工业的改造》一文对上述偏差进行了纠正。作者指出，撒切尔政府改造国有工业的政策，是由两个基本内容组成的：一是私有化，一是自由化。前者意味着使用发行股票或出售经理权的方式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全部或部分地转移给私营部门。后者是指采取放宽法规的限制，对保留下来的国有工业施加财政压力，迫其降低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益。国有工业改造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两位作者认为，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五）社会控制
    圈地运动和工业化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和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并造成了社会贫困问题。通过采取某种社会控制模式来缓解这种社会紧张关系，减少社会贫困，就成了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现代国家进行社会控制，主要通过实施社会福利制度。在前工业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是很高，因此一般采取纯粹的济贫模式。在英国，从纯粹的济贫向一种较为全面的社会福利政策转变的分水岭是1834年《新济贫法》的颁布。关于1834年以前的英国社会济贫的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姜守明副教授在《英国前工业社会的贫困问题与社会控制》一文中指出，都铎时代英国社会救济原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单一的济贫转为了济贫与惩贫相结合，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贫困的扩大和蔓延极大地威胁到了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以及社会上层集团将大量存在穷人的现象归咎于穷人“懒惰”的恶习。与这种变化相伴发生的，是社会控制的主体从社区和教会慈善机构转为了政府，统治者的社会控制政策从以惩罚为主开始转向惩罚与救济并重。济惩结合的原则贯穿于英国济贫法改革的全过程。在小组讨论中，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丁建定补充指出，在都铎时代，教会在社会济贫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政府通过济贫来进行社会控制，也主要是依靠教区和教会来完成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吴致谋则从社会道德方面进一步作了补充，指出济贫与惩贫是与教会的某些观念和对基督教某些教义的解释相契合的。当然，社会控制与教会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讨论中，也有同志提出，社会控制应包括意识形态方面（如广告导向、文化宣传等）的无形控制。
    （六）20世纪英国的人口、职业和阶级变化
    钱乘旦教授的《20世纪英国的人口、职业和阶级》一文对此问题作了探讨。关于人口变化，作者指出，由于出生率下降，20世纪英国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甚至成负数；在性别结构上，女性一直超过男性，但从60年代起性别的比例开始出现逆转；在人口的分布与流动方面，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两个明显的新趋势：一是由城市向农村移动；二是人口由北向南移动；从种族构成来看，非白种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增加。关于人口的职业分布，钱乘旦教授认为，20世纪的变化相当大，其总的趋势是：非技术职业比例缩小，技术职业比例扩大；体力劳动人数减少，非体力劳动人数增加。从生产部门分类的职业分布来看，在服务业部门工作的人员总数急剧增加，而农业部门就业人员和工业部门工作人员总数都在减少。关于阶级结构变化，钱乘旦教授认为，20世纪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工人阶级的缩小和中等阶级的扩大。此外，在20世纪，尽管人们对阶级的意识仍旧非常强，但阶级间的界线却日渐模糊，财产和收入的方式都不再是阶级的明显标志，人们越来越强调一些非经济的因素。
    这次大会是一次非常务实的、取得丰硕成果的会议。在短短的3天时间内，与会代表广泛地讨论了英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史等领域的许多问题。分组讨论时，代表们都能踊跃发言，各抒己见，甚至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从而把问题引向了深入，达到了充分交流意见的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英国史研究长期以来偏重于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主要围绕工业革命而进行，这次研讨会却专门分出一个社会经济史组，与政治史组分庭抗礼，这表明中国英国史研究的范围已大大拓宽。当然，社会、经济发展是错综复杂的问题，关于于英国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也只是刚刚起步。加强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是整个史学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英国史研究自不例外。不仅应加强英国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而且还应加强英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如：英国政治思想史、英国殖民扩张史、英国对外政策史和外交思想史、英国军事史、英国文化史、中英关系史、英国城市史和郡史、中国英国学史……等等，都相当薄弱，有的领域至今无人涉足。
    尽管中国英国史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就这次研讨会而言，毫无疑问，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许多与会代表深感时间短促，意犹未尽；通过这次研讨会的胜利召开，中国世界史学界对英国史的研究必将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坚信，只要全体会员矢志奉献，尽心敬业，勤奋探索，勇于开拓，中国英国史研究就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与国外同行一争高下这一宏伟目标。
    注释：
    [1]蒋孟引：《现代英国的政治结构》，见《蒋孟引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页。
    [2]参阅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与新的现代化理论的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国内学术界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可能是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一任会长蒋孟引先生。见《蒋孟引文集》，第484页。
    [4]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