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殖民统治从18世纪70年代北美独立战争爆发起，开始遇到越来越强烈的所谓“非殖民化运动”的挑战。随着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的发生、发展和蓬勃高涨，英国被迫不断进行殖民撤退，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为迅速。在殖民撤退过程中，英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各种利益，与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签订了一系列军事条约和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在英国与前殖民地相互关系中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顺洪副研究员的《英国殖民撤退过程中的军事条约和协定》一文所考察的一个问题。作者首先根据其内容将英国在二次大战后与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签订的军事条约和协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关于共同防御、军事基地和驻军、协助管理和培训新生国家的军队三个方面的条约与协定，然后在对这三类条约与协定分别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有着广泛的作用与影响，有利于维护英国国际战略地位与各种利益。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同盟条约或共同防御协定的签订把新生国家纳入了英国国际战略体系之内，同时也纳入了西方阵线，从而阻止新生国家转入社会主义力量之中。关于这一点，作者虽未明言，但其实可进一步概括为一种“免疫”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来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可怕的“瘟疫”），而且很明显地与当时正炽的“冷战”这一战后国际关系大背景密切相关。第二，各地军事基地的存在有利于英国控制国际战略要地与交通要道。这有利于英国在各地采取军事行动，进行武装干涉。第三，有利于英国影响与控制新生国家的军队和干涉其内部事务。作者最后总结道，英国殖民撤退的过程，实际也就是旧的殖民体系转化为新殖民主义体系的过程。它与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签订的军事条约和协定正是实施这种以“转化”为目标的撤退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体现。作者的这一结论，揭示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与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签订的一系列军事条约和协定的实质。
    关于殖民主义造成的恶劣影响，在政治史组讨论香港问题时，汕头大学萨本仁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殖民心态”概念。他指出，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造成了香港居民的殖民心态，突出表现在民主意识差，民族和历史观淡漠，重英文轻中文，崇洋媚外等等，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移民潮--香港居民纷纷徙居海外。关于“殖民心态”问题，目前尚无人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萨本仁教授在此也只是提出这一概念并初步列举了几种表现。但是，这一问题恐怕每一个历史上曾经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应该说它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若不彻底根除殖民心态，将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对“殖民心态”问题的研究，亟待加强。
    三英国衰落的问题
    英国的衰落问题，由于它实际上关系到以西方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的命运问题，因此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吸引着各国学者的研究兴趣，至今其热情仍未衰减。在这次研讨会政治史组的讨论中，英国衰落问题同样引起与会者的热烈探讨。
    讨论英国的衰落，首先遇到的是关于“衰落”的标准问题。对此，在讨论中与会者大多认为，所谓的英国衰落，只是相对衰落，是相对于过去的辉煌和其欧美伙伴的发展速度而言的，而不是绝对衰落，因为现在的英国虽不像过去那样是第一流国家，但至少还是个第二流国家，其国力在世界排行榜上仍位居前五名，就其国土资源、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说，能取得这种成就已属非易。
    关于衰落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在讨论中，与会者基本赞成综合论，即英国的衰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例如，殖民地的相继独立使它丧失了工业霸权赖以存在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英帝国大厦由此失去了支柱；工业技术因投入不足而趋落后；教育改革进程缓慢乃至迟滞，等等。关于近代英国教育相对落后与英国衰落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社会经济史组的讨论中，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冈原讲师指出，教育既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经济腾飞的基础；教育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的理性化、世俗化和科学化三个方面，然而直至19世纪中叶，英国的教育在这三个方面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教育仍主要掌握在教会手中，世俗化目标迟迟未得实现，这是造成英国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落伍并进而导致英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京大学历史系陈晓律副教授在政治史组的讨论中则指出，到19世纪中后期，德国已实现了教育的企业化管理，从而使人才的培养犹如工厂的产品生产一样层出不穷，日新月异，进而推动了德国的跳跃式发展。言下之意，英国教育的落后，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提交的《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一文中，陈晓律副教授认为，尽管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文化与生活的因素、政府的因素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因素等都在英国衰落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起作用，但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完全起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英国的衰落和它过去的辉煌一样，都是历史的必然；在某种意义上，它兴起的原因也正是它日后衰落的原因[3]。具体地说，英国毕竟只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只是由于它最先开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抢占了不少殖民地，而一度在世界上发挥了与它实际能力极不相称的作用，成为一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即超级大国。但这种过渡的膨胀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消肿”只是时间的早迟而已，现在英国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就此而言，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受惠”于历史的机遇，它只能也只应该发挥与它实际所拥有的能力相称的作用。在讨论中，陈晓律副教授进一步把导致英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概括为“霸权功益主义”。
    从对英国衰落的原因探讨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这正是陈晓律副教授的论文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指出，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到如下两个重要启示：第一，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需要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支柱，否则任何发展都难以持久。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有的艰苦奋斗精神总会逐渐消退，这是一种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趋势。要保证原有的奋斗精神不致丧失，在制度化层面上的变革就不可避免。换言之，一个民族的创新活力既取决于它的精神层面，也取决于它的制度层面；而从巩固胜利成果的角度看，制度层面的变革尤为重要。第二，任何国家在当今世界上要想凭借某种优势长期地为本民族捞取不适当的利益，即使一时可以得逞，也是很难持久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地给自己定位，总是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把国际事务看成是自己的国内事务，捞取不适当的利益，承担不适当的义务，任何强国都会衰落，在这个意义上，“超级大国”只是一个即将衰败的代名词。在讨论中，陈晓律副教授更把“超级大国”看作是“超级衰落”的代名词。基于这种科学的、深刻的、冷静的历史分析，他在论文的最后热情讴歌我国领导人宣称的中国现在不作、将来永远也不作超级大国，是一种具有深刻历史眼光的明智决断。
    四英国的对外关系
    关于英国对外关系，与会者除集中探讨了前述英国殖民主义问题外，还考察了中英关系和60年代英国欧陆政策的调整问题。
    在近代中英关系史上，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达48年之久（1863-1911年）的罗伯特·赫德，无论就其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还是他在推行英国政府的远东政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而言，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长期从事英国远东政策问题研究的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王宇博副教授在提交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赫德与英国远东政策》一文中，对赫德这一特殊历史人物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及其与英国政府在推行其远东政策过程中的合作与矛盾关系进行了考察和探讨。他指出，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赫德贯彻和执行了英国的远东政策，为维护英国在华殖民利益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在对待英国远东政策上，他与英国政府之间是有很大的意见分歧的。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英国政府在此期间调整了其远东政策：在甲午战争期间，根据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状况，英国政府放弃了用“中国牌”来抗日拒俄的一贯原则，不再把中国视为可为英国扼制其他列强在远东发展的力量，而是通过采取制造列强之间的牵制或者直接出面的方式来维护其远东利益。这种新的远东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但是王宇博同时指出，赫德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分歧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可以调解的，所以，在战争期间，赫德与英国政府不仅始终保持步调一致，而且他对英国政府新的远东政策所表现出的种种困惑和费解也都一一化解、消逝在他们对共同目的的追求和对共同利益的追逐中，特别是，他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毫无顾忌地支持清政府的卖国活动，从而保证了英国远东政策的转变和外交意图的实现。
    关于20世纪的中英关系，汕头大学萨本仁教授向大会提交了题为《20世纪中英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并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20世纪的中英关系》的专题学术发言。萨本仁教授的论文及发言实际是对他与南京大学历史系潘兴明副教授合著的洋洋34万余言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的高度提炼和浓缩。他指出，从鸦片战争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余年中，英国作为第一个以坚船利炮叩开中华帝国大门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在列强环伺、争相瓜分在华权益的种种罪恶活动中，始终充当着主凶或帮凶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英关系走过了一条在旋转中向前推展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香港回归中国后，中英关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未来的中英关系虽仍有可能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周折，但和平、稳定和发展将是其主流。
    20世纪60年代是英国外交政策从全球外交政策转到以欧洲为重点的外交政策的大调整时期。对此，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郭家宏的《论六十年代英国欧陆政策的调整》一文，在考察了英国欧陆政策大调整的国际背景和调整过程后指出，英国政府从60年代起开始的对欧陆政策的调整，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经历了从最初的对于蓬勃发展的欧洲一体化运动采取“不介入”政策向后来的竭力争取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方针性的，而且是历史性的，因此对于英国来说，堪称是个外交上的革命。通过加入欧共体，英国步入了欧洲一体化行列，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舞台上重新找到了适合于它自己的位置。
    五英国经济和社会史诸问题
    社会经济史组的讨论主要围绕与经济增长要素相关的一些问题和社会控制问题而展开。
    （一）资本
    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舒晓昀在讨论中结合其硕士学位论文指出，资本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资本在各生产部门中流动和配置是不一样的，其变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就更为关键。在18世纪末英国经济起飞时期，资本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中的流动是一种双向流动，即工业部门积聚的资金季节性地流向农业部门，农业中积聚的资金也通过乡村银行季节性地流向工业部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工业家大多是双重身份：既是工业资本家，同时又是农业资本家。这种情况下，资金的流动尤为复杂。因此，考察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宜采用短时段分析法，而应运用长时段分析法。与会者对此深表赞同。山西师大历史系张跃发副教授在此基础上对资本市场概念作了界定，并指出，从资本市场发育来看，都铎王朝时期是一个重要时期，因为此时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这一阶层的形成对英国资本市场的发育起着推动作用。
    在讨论农业中资本积聚在英国工业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时，与会者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由《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发表的徐正林、郭豫庆的《近代英国“大农业”体制新论》一文引起的。文章认为，英国的“圈地运动”和随之建立的“大农业”体制不但没有为英国的工业发展提供资本积累，反而给工业资本积累带来了诸多不利[4]。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王章辉研究员持反对意见，指出：第一，“大农业”体制不能排除家庭农场；第二，英国农业革命是在工业革命期间完成的，而非在此之前；第三，新贵族通过圈地运动积聚了大量资本，并大量投资于交通运输业和采矿业，成为工业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因此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是可以肯定的。第四，19世纪末英国农业衰落原因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归咎于“大农业”体制。南京大学历史系杨豫教授对上述第三点表示异议，认为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在资金支持上，农业的作用不大。他指出，分析农业在资金支持方面对工业化的作用，关键要看制造业从农业渠道获取了多大成分的资金。很显然，王章辉研究员与杨豫教授之间的意见分歧，根源在于对“工业”概念的理解不同：前者从广义上去理解工业，因此把交通运输、采矿等属于经济基础设施的部门也包括在工业部门中；而后者从狭义上去理解“工业”，认为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工业”主要是指制造业。
    （二）劳动力
    王章辉研究员的《英国工业化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文，集中探讨了英国工业化对劳动力分布变化的决定性影响。作者指出，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英国随着工业化的实现，劳动力分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和工矿区流动，城市人口比例急剧增加，农村人口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导致这一巨大变化的原因，一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二是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三是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四是法律限制的松动；五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其中，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作者归纳的这五个方面因素，实际上可进一步概括为“推”和“拉”两类因素。关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流动的方式，作者认为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短距离和波浪式流动、地区间的流动，也有季节性和常年流动以及向外移民，其中主要是短距离和波浪式流动，从趋向看一般是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对此，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在《20世纪英国的人口、职业和阶级》一文中也指出，19世纪英国在人口的分布与流动方面的趋势，是人口大量向工业区流动，农业区人口骤减，大城市人口膨胀。关于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王章辉研究员指出，英国农村人口转移具有开始时间早、流动规模大、女性流动多于男性和对外移民多这样几个特点。
    关于圈地运动为英国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资源问题，在分组讨论时，杨豫教授表示异议。他在发言中指出，18世纪后英国的圈地运动主要是改造农田，所以对农业人口的减少作用不大，直至19世纪末叶以后英国农业人口才大量减少，其原因是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南京大学历史系潘兴明副教授在研究英国移民过程中提出一个以前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即不仅存在着向外移民，而且存在着移民的回流现象。在《试论英国的回流移民》一文中，他指出，英国移民运动中的回流移民现象早在英国北美各殖民地建立之初就开始出现了。导致回流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但主要是经济和心理因素。回流移民由于从海外带回了异国的文化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对自己的家庭、村镇和国家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国际文化交流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者的研究无疑在中国世界史研究中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