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太阳》一书中，讲“文化大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的有41个短篇。其中一篇标题是“有毛主席领导，世界革命一定胜利”讲的是“文革”对日本的影响。故事说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神奈川县总部理事长望月登向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在我们日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受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鼓舞”，“打出了一个革命的新局面”。他认为：“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不仅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吹响了进军号，也为全世界革命人民吹响了反帝反修的进军号”。（书同上，第118页）在讲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那一部分里，有一个讲日本留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来参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故事。故事说：在东欧的某国学习的几个日本留学生经常和在那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日本留学生于1966年暑假毕业时写的毕业论文，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和批判某国修正主义经济体制的。这几位日本留学生毕业后没有回到日本去，而是到中国参加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上述那几位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见到了在中国的几位日本留学生，“每人都穿着中式服装，腰里扎了一根皮带，手里拿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和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一模一样。一见中国同学的面，他们就挥动着语录本，用流利的中文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表示不久要回日本了，他们说回去后，“我们要自己闹革命，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日本”。（书同上，第83-84页）
    今天的读者有的可能怀疑这本书里所载故事的真实程度。笔者认为，这些故事，肯定有夸张的成分，有不实的地方，但也没有根据和理由说是作者和编者凭空杜撰出来的；从这些故事的时代背景来看，这些故事也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以及外国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对中国的看法。就外国对中国的看法，如日本左翼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就持赞成和支持的态度，这确是事实。笔者最近在《史学月刊》本年第三期编发了张雅晶博士撰写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日本人的文革论》，有关于日本左翼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赞成和支持态度较为系统的归纳。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看，日本左翼对大陆中国的正面舆论宣传，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是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的重要一因。也就是说，日本左翼人士对大陆中国的赞成和支持是真诚的，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使日本人惊叹的是，新中国不仅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赶走了外国势力，还让吃不饱、穿不暖的数亿人民当家作主。再加上当时访华日人归国后宣传‘中国没有乞丐’、‘没有小偷’、‘没有苍蝇’等，从而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不少日本人，尤其是传媒和知识分子，往往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和宣传，以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引见前述张雅晶文）使日本人对中国好感的，主要是中国的国家独立、社会公正；而当时尚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初期的日本的各种矛盾一时得不到解决，于是一些人便把其抱负寄托于中国的革命里。所以他们感到中国伟大、毛泽东伟大，甚至对毛泽东崇拜，也是自然的。《红太阳》一书里的日本人对中国和“文革”的态度，甚至葛剑雄先生文章里的日本商人对“文革”、对毛泽东的态度和行为，在那时的日本左翼人士看来，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也不是荒唐的。
    至于亚非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人民对中国和毛泽东的认识，在《红太阳》中有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人民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从原则讲是先算政治帐，后算经济帐，甚至不算经济帐，无偿援助。从今天看，这种做法，可谓愚矣！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外，身受超级大国的挤压，如果不联合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怎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要联合新独立的国家和正在进行独立革命的国家，当然离不开对他们的支持。也就是说，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既是基于世界革命的理念，也是出于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需要，而且主要应该是后者。正是由于中国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实施和发展，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中国被广大发展中国家看作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中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当时形象的说法，中国在70年代初被黑人朋友们“抬”进了联合国。从今天的情况看，如果那个时代中国大陆进不了联合国，到80年代和90年代再去加入，就更困难、更被动了。无论如何评价，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大陆70年代进入联合国的功绩都不为高。而这功绩的取得，就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功劳。当然，亚非拉民族国家对于中国的这种功劳，是和中国对其真诚地支持甚至是无私地援助分不开的。
    当然，今天的国际形势与上世纪60-70年代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没有必要固守那时的做法。那时的一些做法，当时并不一定就正确，今天看则不免显得有些愚蠢和荒唐而令人不可思议。但考之那个时代，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所谓智与愚，有时也是相对其所处的环境提供的可能或条件来说的。
    与毛泽东在国内“文化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和失误相比，其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认识要清醒得多。毛泽东曾直言说他在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是“放空炮”。（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苏、美强，日本和欧洲富，中国还落后，是穷国，这是毛泽东难以忘怀的。在这样一种压力下，毛泽东不能不清醒和谨慎。毛泽东多次在和外宾谈话时说中国还落后，还很穷。他也不同意把他说成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一说法。1967年12月29日，他在修改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稿时，在“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这句话中，删掉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一限定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6页）1970年12月6日，他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38页）毛泽东对外是谦虚的，而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倒是真诚地把毛泽东尊为导师。1970年6月24日，苏丹财政部长曼苏尔·马哈古卜率团访华会见毛泽东时，对毛泽东说：“人民已经起来，毛主席的教导在全世界已经传播开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了毛主席的话，懂得真理应当属于自己，所以人民一定会起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06页）这些话，真实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中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