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和元年(1118)开始的宋金海上之盟，在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后的历史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巨变：强劲崛起的金朝消灭了日益腐败的辽朝和北宋，历史格局大变。宋金关系的研究，无疑是复原、探讨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此前的宋朝与女真关系，则是其源流。再者，金朝建立前的女真族资料，多有赖于宋人的记载。本文不揣冒昧，试图描绘出这股涓涓细流的情形。
    一、宋朝与女真关系的建立与变化
    女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而且一直与中原保持着经济文化联系。宋朝建国不久，生活于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女真人就主动来到开封，与宋朝建立了以经济为形式的政治联系。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八月，“女真国遣使嗢突剌来贡名马”①，贡献给新朝皇帝。这一外交行为不是某个商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女真国”派来使者执行的政权行为。初次试探性拜访显然是成功的，因为女真与宋很快就开始了频繁接触。建隆三年(962)正月庚辰(二十一日)，“女真国遣使尺骨来修贡”②，三月丁丑(二十日)，“女真遣使朝贡”③。2个月内2次朝贡，可谓殷勤，但也可能是不同部落的分别行为。
    乾德元年(963)，女真朝贡次数更多。正月，“女真国遣使来贡方物”④，八月癸巳(十四日)，“女真国遣使来贡名马”⑤。紧接着我们在资料中看到了宋政府的反应，八月丁未(二十八日)，宋太祖颁布诏令：“蠲登州沙门岛居民租赋，令专治舟渡女真所贡马。”⑥更详细的记载如下：
    (建隆)四年(即乾德元年)八月，诏曰：“登州沙(门)岛土居人户深在海峤，皆出王租。比闻自备舟船，般载女真鞍马。眷言劳役，宜示矜蠲。应所纳夏税曲钱及沿纳泛配诸杂物色并州县差徭，今后并与放免。其渡马回般上木植，自前州司多令抽纳，亦并除之。”⑦
    诏令表明，宋政府对女真的马匹很感兴趣，为了鼓励其贡马的积极性，也为了更便利地接受马匹，在其从海上登陆的口岸登州沙门岛组织居民船队专门向大陆运载，因此免除了岛上居民的全部赋役；另一优惠是从大陆卸下马匹返回，所装载的木料也免除抽税。这实际上就是国家拨出专门的钱物、人力用于接待。宋政府重视的态度促进了女真来往的积极性。九月戊辰(十九日)“女真国又遣使贡名马”⑧。确切的数字也见于记载：乾德元年(963)“九月，遣使来贡名马五十六疋”⑨。《宋史》也记载了这次朝贡，但贡品不同：乾德元年(963)九月戊辰，“女真国遣使献海东青名鹰”⑩。我的理解是可能两种都有，差异是因为修史者取舍的不同。
    开宝年间，宋朝与女真关系有了新进展。史载：
    (开宝二年，女真)首领悉达理并侄阿里歌、首领马撒鞋并妻梅伦并遣使献马及貂皮。三年，遣使朝贡并赍定安国王烈万华表以闻。五年，马撒鞋并首领斫姑来贡马。是年来寇白沙寨，掠官马五匹，民一百二十八口。于是，诏止其贡马者，不令还。是夏，首领渤海那三人入贡，嘉其效顺之意，先留贡马，女真悉令放还。俄又首领吉达布来贡马，又有铁利王子五户并母及子弟连没六温迪门没勿罗附其使贡马、布、腽肭脐、紫青貂鼠皮。(11)
    对此，可作以下四点解读和研究：
    (1)了解增强。史书原来的记载是笼统的女真族，此时具体为悉达理部、马撒鞋部、渤海那部、吉达布部、铁利王子部，也可以理解为由原来一部的联系扩展为五部，其中马撒鞋部来2次。吉达布部、铁利王子部的来宋时间位于开宝五年(972)之后，未言具体年月，而《宋史》载开宝六年(973)十二月，“女真遣使来贡马”(12)，可能即是指此。王应麟载：“女真，渤海别种，建隆二年八月贡名马，至兴国凡九入贡。”(13)意思是从建隆年间开始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前，共有9次朝贡。上文所罗列的有11次，与其记载有所出入。
    (2)贡品增多。贡品或者交换的商品，由原来的马、鹰两种新增了貂皮、布、腽肭脐(即海狗肾)、紫青貂鼠皮4种。
    (3)第一次发生武装冲突。开宝五年(972)有女真人冲进宋朝的白沙镇实行抢掠，抢走官马5匹、居民128口，朝廷立即与其断绝关系，终止其前来贡赐贸易。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这次掠夺属于部分女真人的个人行为，不是部落有组织的行动。不明白的是，白沙寨在宋朝境内的什么地方？此时的女真远在白山黑水，中间隔绝着辽国，并不与宋朝接壤，抢掠的女真从何而来？从宋政府“诏止其贡马者”来看，可能是以朝贡名义渡海而来的，若然，白沙寨当在登州一带或登州至开封沿线，但在这些地区找不到该地名。
    (4)史料言：开宝五年(972)，“诏止其贡马者，不令还。是夏，首领渤海那三人入贡，嘉其效顺之意，先留贡马，女真悉令放还”，语义不清。李焘对此也有记载，可与上述史料详略互补：“先是，女真侵白沙寨，略官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马来贡，诏止之。于是，首领渤海那等三人复来贡，言已令部落送先所掠白沙寨民及马，诏切责其前侵略之罪，而嘉其效顺之意，放还贡马使者。”(14)记载的不同，除了掠夺的官马数量由5匹改为3匹外，(15)关键在于证明了肇事者属于渤海那部，出事后要求贡马，遭到宋政府的拒绝，此即“诏止其贡马者”，并扣押了贡马的使者“不令还”，说明前此已有使者来贡马，正在开封停留，也即可能是与掠夺者一同前来的。开宝五年(972)六月，渤海那部首领等三人亲自前来贡马谢罪，报告说已经责令肇事部下归还所略人马。宋政府谴责了其侵略之罪，对其诚心归顺表示嘉许，于是冰释前嫌，放还了扣押的女真使者。另有官方资料道：“未几，首领渤海那三人入贡，奉木该言：三十东部落令送先被为恶女真所虏白沙寨人马。”(16)如此，证实掠夺者是其三十东部落的“恶女真”。北宋末期的晁以道对此也有回顾，与前两条的记载不大相同：“在祖宗时，尝来夺我白沙寨路，略官马三匹、民一百二十八口。适其结和之使在京师，遂馆之不使还，无几何渤海入贡，而渤海之酋为释二国之忿，遂诏还彼国之使。”(17)这条资料证实了白沙寨事件发生时有使者在开封贡马，不同之处是肇事者并非渤海那部，或女真并无此部，是渤海部调解了女真与宋朝的关系，也即渤海部是与女真并列的另一部族。估计是晁以道误将“渤海那”理解为渤海国了。
    如果说宋太祖朝的宋与女真关系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话，那么宋太宗朝则是从有到无。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朝廷加强了对女真使者随身物品的查验。太平兴国四年(979)十二月，诏：“自今登州有女真贡马，其随行物色仰给牒，所在勘验，牒外物并没入之。”(18)除了所贡马以外，使团所有物品要登记入类似通行证的牒中，沿途检查，多余者即属非法携带，予以没收。当是防止夹带违禁物品和走私其他物品。这实际上意味着，前此使者多有夹带，所以才有此禁令。女真使团以朝贡名义来宋是为了交换商品，除了贡品外，夹带其他商品是难免的。
    太平兴国六年(981)十一月，“女真遣使来贡”(19)。这次朝贡，与开宝三年(970)那次一样，附带着定安国王的外交信息：“先是，上将讨击契丹，乃以诏书赐定安国王，令张犄角之势。其王乌元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欲依中国，以摅宿愤，得诏大喜。于是女真遣使朝贡，道出定安，乌元明托使者附表来上，且言扶余府昨叛契丹归其国，此契丹灾祸大至之日也。表称‘元兴六年十月’。上复优诏答之，仍付女真使者，令赍以赐焉。”(20)元兴六年(981)是定安国王乌元明的年号，俨然一独立国家。女真为宋朝的外交作出了贡献。
    变化发生在雍熙三年(986)，历史大背景是契丹加强了对女真的围剿。
    先是，契丹伐女真国，路由高丽之界。女真意高丽诱导构祸，因贡马来诉于朝，且言高丽与契丹结好，倚为势援，剽略其民，不复放还。洎高丽使韩遂龄入贡，太宗因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龄，仍令归白本国，还其所俘之民。治闻之忧惧，及国华至，令人言于国华曰：“前岁冬末，女真驰木契来告，称契丹兴兵入其封境，恐当道未知，宜豫为之备。当道与女真虽为邻国，而路途遐远，彼之情伪，紊知之矣，贪而多诈，未之信也。其后又遣人告曰，契丹兵骑已济梅河。当道犹疑不实，未暇营救。俄而契丹云集，大击女真，杀获甚众，余族败散逃遁，而契丹压背追捕，及于当道西北德昌、德成、威化、光化之境，俘擒而去。时有契丹一骑至德米河北，大乎关城戍卒而告曰：‘我契丹之骑也，女真寇我边鄙，率以为常，今则复仇已毕，整兵回矣。’当道虽闻师退，犹忧不测，乃以女真避兵来奔二千余众，资给而归之。女真又劝当道控梅河津要，筑治城垒，以为防遏之备，亦以为然。方令行视兴功，不意女真潜师奄至，杀略吏民，驱掠丁壮，没为奴隶，转徙他方。以其岁贡中朝，不敢发兵报怨，岂期反相诬构，以惑圣听。当道世禀正朔，践修职贡，敢有二心，交通外国？况契丹介居辽海之外，复有大梅、小梅二河之阻，女真、渤海本无定居，从何径路，以通往复？横罹谗谤，愤气填膺，日月至明，谅垂昭鉴。间者，女真逃难之众，罔不存恤，亦有授以官秩，尚在当国，其职位高者有勿屈尼于、那元、尹能达、那老正、卫迦耶夫等十数人，欲望召赴京阙，与当道入贡之使庭辩其事，则丹石之诚，庶几昭雪。”国华诺之，乃命发兵西会。治迁延未即奉诏，国华屡督之，得报发兵而还，具录女真之事以奏焉。(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