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真朝贡断绝后宋朝的念念不忘
    从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女真与宋朝联系断绝，如马端临言，女真“自天圣后，役属契丹，不复入贡”(55)，原因在于契丹重新控制了女真。此后，双方关系只限于个人行为和零星的信息以及宋政府的战略设想。
    天圣九年(1031)，登州报告“女真国晏端等百八十四人内附”，朝廷下诏将其“送濠州给田处之”(56)。与零星的女真人应募当兵相比，这是史籍记载的第一次成规模的女真移民，朝廷将其安置在土旷人稀的淮南濠州耕种定居。
    当时的情况是，契丹几乎统治了整个宋朝以北的广大地区。富弼在给皇帝献上的《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指出：“今契丹自尽服诸蕃，如元昊、回鹘、高丽、女真、渤海、藯惹、铁勒、黑水靺鞨、室韦、达靼、步奚等，弱者尽有其土，强者止纳其贡赋。”(57)曾公亮等撰《武经总要》，在《边防·北番地》中附有“奚、渤海、女真”，其了解的情况是：“今附契丹者为熟女真，置一十八州……居于东京三面，皆侨立州名，民籍每州千户至百户余。依山林不服从者，谓之生女真。”(58)在宋朝的国防战略中，女真位列其中。因而，对于隔绝的女真，宋朝念念不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1)密切关注其向背和被契丹利用的情况。庆历五年(1045)，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向皇帝报告被契丹控制的女真有叛离行动：“又闻今春女真、渤海之类，所在离叛攻劫，近才稍定。”(59)第二年，宋仁宗对大臣说道：“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自登州海岸往还。如闻女真、三韩已为契丹所并，傥出不意，则京东诸郡何以应敌？宜下登州访海外诸国道里远近，及究所以控御之策具奏。”(60)嘉祐五年(1060)，西上閤门使、英州刺史郭谘言：“盖契丹疆土虽广，人马至少，傥或南牧，必率高丽、渤海、达靼、黑水女真、室韦等国会战，其来既远，其粮匮乏。”(61)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河东经略司上言：“契丹大点集，云防托汉界，至召女真、渤海首领，自来点集未尝如此。”(62)作为契丹的帮凶，女真的动静关系重大，其被调集，意味着辽军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宋朝须加强警备。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二月，宋政府“以辽、女真相持，诏河北治边防”(63)。辽、女真相斗，宋朝也要加强边备，以虞不测。北宋后期的孔平仲云：“匈奴尤畏女真国。范纯礼尝闻彼使云：‘女真国人长马大，其境土之广，南北不知几千里也。’徐禧覆于永洛，是时匈奴方苦女真侵扰，故帖然自守，不敢为中国患。”(64)这些资讯，渐渐向宋人传达了女真人顽强凶猛的概念，为后来与金兵交战时的恐金症埋下伏笔。
    (2)积极争取重建联系以便利用。庆历二年(1042)，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言：“宜度西戎诸国如沙州、唃厮啰、明珠、灭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丽、新罗等处，皆旧通中国，今为二敌隔绝，可募人往使，诱之来朝，如此，则二敌必憾于诸国矣。敌憾则为备，备则势分，此中国之利也。”(65)这些外交战略设想固然很好，但并未能实现。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多次作出努力，力图重建与女真的联系。元丰初期，朝廷重新审定了礼乐仪制，其中包括《蕃国》七一卷：“曰《大辽令式》，曰《高丽入贡仪》，曰《女真排办仪》，曰《诸蕃进贡令式》。”(66)在外交礼仪上，将女真作为位于辽国、高丽之后的第三大邦交对象，足见重视程度。朝廷有专门的外交机构，负责接待女真等政权事宜。如宋哲宗朝前后，朝廷鸿胪寺的礼宾院，“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译语之事”(67)。其时，女真有半个世纪没有来往开封，但在宋朝外交的礼堂上，宋政府一直是虚位以待的。元丰四年(1081)，管辖登州等地的京东转运判官吴居厚，向皇帝建议：“募惯习航海之人，因其商贩踏行海道之通塞远近，开谕女真人马之利，询求海北排岸司所在，其兴废之因，俟得其实，条画以闻。”宋神宗随即批准。(68)希望招聘民间人士重新打开与女真交往的海上航道，建立联系。第二年又下诏书，表达了这一愿望：“在先朝时，女真常至登州卖马。后闻女真马行道径已属高丽隔绝，岁久不至。今朝廷与高丽遣使往还，可降诏国王谕旨：女真如愿以马与中国为市，宜许假道。”与高丽重建往来之后，宋政府认为具备了与女真联系的交通条件，要求高丽向女真转达宋朝希望其前来卖马的信息，并要求高丽允许女真通过其境内到达宋朝。但是这属于一厢情愿，“后女真卒不至”(69)。元丰七年(1084)，礼部言：“钱勰等昨在高丽国，闻女真四十余人在彼，尝密谕泉州商人郭敌往招诱首领，令入贡及与中国贸易。仍谕敌：如得女真语言，即至明州知州马珫处传达。乞下珫候招诱到女真语言，即具以闻。”宋神宗随即批准其计划，但“其后女真卒不至”(70)。在高丽的宋朝使者秘密派遣泉州商人与同在高丽的女真人联系，可谓密切关注并充分利用时机，但没有结果。
    开始于登州的宋与女真航道，一直荒废了百年之久：“祖宗以来，虽有此道，以其地接诸蕃，禁商贾舟船不得行，百有余年矣。”(71)重和元年(1118)重开之时，却开始了亡国之路。此前，一个佞臣的阿谀行为间接对宋、辽、女真三国关系的改变起到了催化作用。宋徽宗初，任河北都转运使的梁子美，“倾漕计以奉上，至捐缗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崇宁间，诸路漕臣进羡余，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基于此”(72)。他大量从契丹购买北珠以奉承皇帝，而北珠产自女真，必须海东青才能捕到含珠的蚌，契丹便加强了对女真的残暴索取，引起女真的反抗。如此“蝴蝶效应”般的连锁反应，遂致辽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