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官司的基本事实是:契丹借道高丽国攻伐女真,女真向宋朝投诉是由于高丽国的引导。高丽使者来宋时,宋太宗指责了高丽。宋朝使者韩国华到高丽后,高丽国王李治辩解说,是女真先通报契丹来侵,希望救援。被契丹击溃后逃入高丽境内,又被追击捕获。后来女真侵略高丽,高丽因为女真每年朝贡于宋朝,不敢攻击。高丽国王李治要求双方到开封对质。其间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女真意高丽诱导构祸,因贡马来诉于朝,”也即雍熙三年(986)有次没有正式记载的朝贡;二是,宋朝将女真与高丽当做属国同等看待。 女真与契丹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年年初的雍熙北伐前,刑部尚书宋琪在上疏中说:契丹“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兵,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复有近界鞑靼、尉厥里、室韦、女真、党项,亦被胁属,每部不过千余骑”(22)。根据宋朝掌握的情报,同为契丹属国的女真有千余人的骑兵供其驱使。雍熙四年(987),女真首领遣国人阿郍来到登州向宋政府报告:“本国为契丹以书招诱,今遣使持书诣州。”女真向宋朝通报了被迫归顺契丹的情况,并呈上契丹的招诱信。显然,这是向宋朝表示诚信,宋政府只好“诏书嘉答之”(23)。 其后,女真还有两次宋朝没有正式记载的朝贡。一次是端拱二年(989),史载:定安国“其王子因女真使附献马、雕羽鸣镝”;一次是淳化二年(991),定安国“其王子太元因女真使上表,其后不复至”(24)。都是由于定安国要求朝宋女真使者捎带贡品、表而附带记载的史料。其中淳化二年(991)的朝贡,由于事关重大,宋朝有另外的记载: 是岁,女真首领野里鸡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贡中国,去海岸四百里立三栅,栅置兵三千,绝其朝贡之路。于是航海入朝,求发兵与三十首领共平三栅。若得师期,即先赴本国,愿聚兵以俟。上但降诏抚谕,而不为出师。其后遂归契丹。时定安国王子大元因女真使上表,后亦不复至。上又以渤海不通朝贡,诏女真发兵攻之,凡斩一级,赐绢五疋为赏。(25) 淳化二年,首领罗野里鸡等上言:“契丹怒其贡中国,去海岸四伯里置三栅,栅置兵三千,绝其贡献之路。故泛海入朝来,发兵与三十首领共平三栅。若得师期,即先赴本国,愿聚兵以俟。帝但降诏抚谕,而不为发兵。其后遂归高丽。”(26) 解读以上史实,有四点认识: (1)通过前两条史料中均有定安国王子托女真使上表后不复至的记载,可知淳化二年来宋的女真使者是其首领野里鸡(或罗野里鸡)派来的。 (2)女真来朝的主要目的,是通报契丹严禁女真与宋朝交往,乃至投巨资建设沿海长达400里的封锁线,驻军9000人把守,女真要求宋朝发兵帮助其摧毁契丹的封锁。但宋太宗刚刚经历了失败的雍熙北伐,不愿远程作战,不愿因尚未成气候的女真与强敌契丹再次交恶,权衡轻重,所以拒绝了出兵的请求,从而导致女真与宋朝断绝关系,归附高丽。至于前一史料说是“其后遂归契丹”,显然是错误的。不久后的淳化五年(994),高丽也因同样的原因与宋绝交:“高丽国王治遣使元郁来乞师,言契丹侵掠其境故也。上以夷狄相攻,盖常事,而北边甫宁,不可轻动干戈。秋七月壬子,厚礼其使而归之,仍优诏答之。高丽自是绝不复朝贡矣。”(27)由于女真与高丽利益紧密相连,所以女真与宋朝的关系总是连带的,此后更加明显。 (3)这两条史料都提到女真“求发兵与三十首领共平三栅”,表明这时的女真有30部落,与前文所述“首领渤海那三人入贡,奉木该言:三十东部落令送先被为恶女真所虏白沙寨人马”所述部落数一致,所谓“东”字当属误衍。史载:女真“今有首领三十,分领其众”(28),便可证实。 (4)通过“上又以渤海不通朝贡,诏女真发兵攻之,凡斩一级,赐绢五疋为赏”可知,宋政府将女真当做可以役使的东北地区战略棋子,重金诱使其攻击渤海。只是信息闭塞,有点天真:既没有帮助被契丹围剿的女真,已经失去了女真的依赖和向心性,凭什么听从宋朝的指使?况且女真当时自顾不暇,哪有能力攻打渤海?但从总体战略上讲,宋太宗此举并无不妥。对此,南宋后期的吕中评论说:“夷狄之自相攻乃中国之利,而中国使夷狄攻夷狄,则夷狄得以要功于中国矣。以女真之请伐契丹,太宗犹不之许,宣和乃航海通女真以伐契丹,是何不度德、不量力耶!”(29)时势不同,这种比较并无多大历史意义,不过是借机发挥对宋徽宗朝战略失误的谴责而已。 从建隆二年(961)到淳化二年(991),双方交往了30年,主要纽带和成果是马匹交易。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张齐贤在上书中指出:“西北未平,战马为急。旧日女真卖马,岁不下万匹,今已为契丹所隔。”(30)每年或每次朝贡万余匹,规模相当大,成为宋政府战马的重要补充来源之一,女真因而成为宋政府重要的外交对象。这一重要性,在断绝关系10年后的宋夏大开战端之际,才凸显出来。 二、重建友好往来 宋政府再次与女真发生联系,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海难事件。大中祥符二年(1009)三月,登州报告“女真国人锡喇卜等遇风飘船至州”,宋真宗“诏给其资粮,候风便遣还”(31)。这是宋政府对外国难民的人道主义救助,暗含着希望重建关系的意图。实际情况是,宋政府加强了对女真情报的搜集。大中祥符三年(1010)五月,“契丹所部南北大王、皮室、乙室、频毕太师、奚,室韦、黑水女真等赋车二千乘,于幽州载戎器,将伐高丽(原按:女真不属契丹,此举又为高丽及女真所败,不知所调车乘何以及女真,岂别种耶?)”(32)。按语的疑问,实际上是正确的判断。同年十一月,著名谋略家、知雄州李允则向朝廷报告了女真等北方各国的动态:“顷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众才万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之,凝为坚冰,不可上,距城三百里,焚其积聚,设伏于山林间以待之。契丹既不能攻城,野无所取,遂引骑去,大为山林之兵掩袭杀戮。今契丹趋辽阳伐高丽,且涉女真之境,女真虽小,契丹必不能胜也”,接着“仍画图以献……及是契丹又大举来伐,(高丽国王)询与女真合兵拒之,契丹大败,帐族卒乘罕有还者,官属战没大半”(33)。根据他的情报,“女真众才万人”,这是战士即青壮男子的数字,不是全民的数字。从辽统和四年(986)枢密使耶律斜轸、林牙勤德等“上讨女直所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及诸物”(34)可知,女真人口远多于此数。他判断“女真虽小,契丹必不能胜也”得到验证,女真与高丽联合抗击辽国取得大胜,女真实力显然是大大增强了。 大中祥符五年(1012)四月,一道诏书中提到:“承前遣使取内外军中疲老者,咸给俸粮之半,以隶剩员,今可简阅使归农业。其合留者,亦据逐营给役数,外别为营舍处之。内契丹、渤海、女真本外国人,停之虑无所归,可如其旧。”(35)则是宋军中有流落在宋朝的女真人,在减裁部队老弱者的行动中,考虑到他们无家可归,予以特别照顾,仍养在部队中。 有史料言:“女真自大中祥符以后,绝不与中国通”(36);女真“自大中祥符三年以后,绝不与中国通”(37)。这些论断完全是错误的。实际上,自此有力量抗衡的女真人冲破了契丹的防线,重新建立与宋朝的联系,只是总是依附高丽使团而来而已。 大中祥符七年(1014)十二月,“权知高丽国事王询遣奏告使尹证古及女真将军太千机已下凡七十八人,以方物来贡。询表言:‘契丹阻其道路,故久不得通。请降皇帝尊号、正朔。’诏从其请”(38)。此次朝见地点是崇德殿。(39)依附于高丽的女真,并没有让高丽代替其外交,仍有自主权,派将军太千机与高丽使者一同来开封,恢复了与宋朝的外交关系。这时,距离淳化二年(991)断交已间隔了23年。宋政府对恢复关系是重视的,随即布置了今后接待事宜。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朝廷“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40),首次专门为女真等两地使者建造迎宾馆。十一月再次来贡:“高丽进奉告奏使、御事民官侍郎郭元与东女真首领何卢太来贡。高丽主表求赐历日及尊号,且言契丹于其国西鸭绿江头创浮桥,又于江东筑寨,欲发兵焚毁,则虑众寡不敌,边民殊不安,乃西女真为之乡导也。”(41)女真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别与高丽、契丹交好,来宋朝贡的是东女真首领何卢太。这次朝贡在开封呆的时间比较长,并参加了一些重要庆典。如十二月二日是宋真宗生日承天节,“群臣及契丹、西戎、高丽、注辇、女真使上寿”(42)。女真与契丹、西夏、高丽等国相提并论,虽然“随高丽使入贡,馆饩、宴赐之礼并与高丽使同”(43)。他们通常年底到来,以便在新年正旦向宋帝贺正拜年,形式上体现着朝拜的政治意义。 天禧年间,女真各部多次朝贡,关系密切,朝廷对女真的了解也更加详细。 天禧元年(1017)十一月,女真首领梅询随着高丽使者来朝贡:“高丽王询遣御史、刑部侍郎徐讷率女真首领梅询奉表来献方物,又贺封建寿春郡王。”(44)外交内容还多加了一项祝贺封皇子赵祯为寿春郡王(此即皇太子,后来的宋仁宗)。宋真宗在崇政殿接见(45),贡品为“罽饰漆纻御衣、金犀带、骡马、刀布、貂麝”(46)。只是不详其中哪些是女真所贡、哪些是高丽所贡。女真首领主动向宋朝报告了其周边部族情况:“自言女真之外又有五国,曰铁勒,曰贲讷讷,曰玩突,曰怕忽,曰咬里没,皆与女真接境。”高丽使徐讷又上言道:“女真蕃长入见,官赐钱三千,黄锦袍一,承天节紫绫袍一。傔从门见,钱二千,承天节紫绫袍一。伏缘女真素无差降,昨高丽国定以为蕃长、傔从名目,望许令敢赴殿宴,及赐予如蕃长之例。”宋真宗予以批准。(47)这是高丽帮助女真制定礼仪,表明女真族中尚无等级制度。 不久,出现一段不和谐的插曲,有女真人单独归国:“女真国人归,给装钱。高丽使徐讷赐射瑞圣园。”(48)但是走到渤海边,由于海上有战乱,只好返回开封:“初,女真国人回鹘者浑河庐自本国来贡,及还,道逢渤海战攻,复来归,以隶契丹。至是,命高丽使徐讷领还,仍给装钱。”(49)还有史料作:“又有国人鹘者浑河卢先还本国,逢渤海战,不得往,至是遣归蕃,仍给装。”(50)此“鹘者浑河庐”不是前言“徐讷率女真首领梅询奉表来献”的“梅询”,而是另外一个商人,而且回到开封后归顺契丹。但宋政府要高丽使者从契丹那里领回,也即要求仍归附于高丽。可能是另外一部的女真朝贡使者,与东西女真不和,所以单独来往,再次回到开封后宁愿归附契丹。 天禧二年(1018)二月,著作佐郎、集贤校理陈宽向皇帝呈上《高丽、女真风土朝贡事仪》二卷。(51)这是一部关于高丽、女真国情以及与宋朝关系的专著,表明宋朝对其了解有了深入发展。年底,女真两次来朝。十一月十七日,“高丽国遣礼宾卿崔元信率东、西女真首领来贡严锦衣褥、乌漆甲、金饰长刀、匕首、罽锦饰鞍马、纻布、药物。十二月二十八日,女真国遣使汝浡达来贡马”(52)。前一次由高丽带领,西女真与东女真共同来朝,意味着双方和好;一个多月后再次贡马。 天禧三年(1019)十一月,在高丽礼宾卿崔元信的带领下,女真来朝贡:“崔元信率东、西女真首领入见,别贡中布二千,乞佛经一藏。诏赐之,还其布。以元信覆溺匮乏,别赐衣服、缯彩焉。女真首领又言各以本土马来进贡,中途皆失,诏特给其直。”(53)又有史料作:“三年十二月,首领汝渤达等复至,自言昨各以本土马来贡,涂中淹久,皆已死失。诏特给其直。”(54)女真两部和高丽的联合使团在海上遭遇风浪,船舶颠覆,贡品等货物大半丧失,女真带来的马匹也全部丧失。宋真宗为表示招徕之意,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仍按其所报支付了价钱,也即买下了并未运到的马匹,属于一笔外交投资。不过,这笔投资未能收到任何回报,因为此后形势发生变化,女真再也不来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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