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1728-1804）是著名的乾嘉考证学派大师，同时又是清代学者中对元史学最有贡献的人物。他著述宏富，治学领域宽广，于经学、音韵、文字、历史考证、金石、天文历算等方面均有高深造诣。而生平用力最大、对后代学者影响最深远者，是对《元史》的考证和对元史学的提倡。其名著《廿二史考异》是对历代正史深入考证的总结性著作，全书100卷中，《元史》考证占有15卷之多。《考异》完成之后，他对《元史》考证又续得30余条，编入《诸史拾遗》之中。他的另一名著《十驾斋养新录》，也收集有关于《元史》考证的条目。钱氏所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也都是有关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故钱氏弟子、乾嘉考证学派著名学者段玉裁在《潜研堂文集序》中总结其学术时说：“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而“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诚为确评。《元史》的纂修系在明初洪武年间，两次开局，总共用331天，修成210卷，平均用一天半时间修成一卷。时间如此迫促，兼之史臣不谙体例，故书中舛误甚多，在历代正史中最受讥议。钱大昕以其渊博的学识，精良的考证方法，纠摘出《元史》各篇中的大量错漏，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问题，尤其是发掘出重要的新史料，启示后人以新的研究思路。钱大昕在元史学的出色成就，吸引了此后学者对元史研究的极大兴趣，至嘉道年间和晚清时期，研究元史和西北地理蔚成风气。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钱大昕在元史领域的成就作一略述。
    一、对《元史》广泛、深入的考证纠谬
    在《廿二史考异》诸书中，钱大昕以严密的考证，对《元史》的大量错漏加以审核、纠谬。
    （一）纠正《元史》关于人名、地理沿革、年代的错误
    钱大昕总结《元史》纂修者因不明姓氏，往往造成人名错误。《太祖记》载：十年，“木华黎攻北京，金元帅寅答虎乌古伦以城降”。而在《东平王世家》中又作乌古伦寅答虎，“史臣不辨姓名，颠倒其文，遂若另有一人”。又在《史天祥传》中作北京留守银答忽、同知乌古伦，更误将一人当作二人。（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太祖纪”条。）《元史》又因人名译音相同或相近，而误把不同时期、不同职务的人物混为一人。《康里脱脱传》云：“寻召拜中书左丞相。至大三年，尚书省立，迁右丞相。四年正月，复为中书左丞相。”钱氏对此详加考辨：据《武宗纪》，脱脱未尝入尚书省，其为尚书右丞相者，乃脱虎脱，为另外一人。“至大四年正月，武宗崩，仁宗命罢尚书省，以丞相脱虎脱等，变乱旧章，流毒百姓，命中书省臣参鞠。安得有复为中书左丞相之事乎？”钱氏进而指出，这篇传致误原因，是因《宰相表》于至大元年、二年、三年书“中书左丞相脱脱”，此即康里脱脱。《表》又于至大二年书“尚书左丞相脱脱”，三年书“尚书右丞相脱脱”，此为另外一人，即《武宗纪》所云脱虎脱。“《传》误以为一人，而贤否混淆矣。”（注：《廿二史考异》卷九十六“康里脱脱传”条。）再如，《阔阔不花传》载太宗命五部将分镇中原，所列五部将为阔阔不花、按察儿、孛罗、肖乃台、怯烈台。钱氏引《兵志》及《石高山传》互证，辨明肖乃台、怯烈台应为一人，而五部将应有孛罗海拔都。因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故又有怯烈台之称，其实即为一人。修史者错将孛罗与孛罗海拔都当为一人，因而误添一怯烈台，以足五部将之数。
    关于《元史》地理的错误，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9撰有“元史不谙地理”条，予以集中的批评。他指出，《元史·地理志》纂修者不明前代制度，致使凡涉及前代地理，几乎无处不错。钱氏严肃地批评说：“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一旦征入史局，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挪扯，无不差谬。”他举出一些典型例子，作为笑柄。譬如，“滑州自唐、宋迄金、元无异名，而《志》乃云唐改灵昌郡，宋改武成军，元仍为滑州。考《唐志》虽州郡兼称，而改州为郡，不过天宝、至德十余年耳。乾元以后，仍为滑州，岂可以此十数年概唐一代，且改州为郡，十道皆同，不得谓滑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为节度军额，而滑之升节度，始于唐，本号义成军，宋太宗避讳，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镇表》亦未读矣！”再如，《元史·地理志一》云，“霸州，宋升永清郡，金置信安军。”经钱氏考证，此条包含两项错误。一者，霸州为五代后周所置，宋承其旧，亦为霸州。政和三年，赐郡名永清。《元史》此称“升”为郡，是不懂宋代赐郡名乃为封爵用的虚号，且有郡名与否，无关沿革。二者，宋时已于霸州游砦，建为信安军。“金大定中，降军为县，隶霸州。然则信安军非金所置，此《志》之误也。”（注：《廿二史考异》卷八八“地理志一”。）又如，《元史·地理志四》载：“惠州，唐循州，宋改惠州，又改博罗郡，又复为惠州。”钱大昕考证云，惠州乃南汉所置，本析循州之地建置。宋代本无改州为郡之事。其时诸州皆郡名，大致皆沿唐代之旧。循州在唐时已有郡名，而惠州后置，在宋代无郡名，故宣和中特赐称博罗郡，并非改州为郡。钱氏严肃地批评修史者的无知和塞责：“盖因《宋志》有赐郡曰博罗之文，而妄为之说也。”“史家不学，故涉笔多误。”（注：《廿二史考异》卷八九“地理志四”。）至于书中大量因蒙古语译音，同一地名每有不同译法而致误者，更难以尽举。
    钱大昕又深入考证出《元史》多处年代的错误。《太祖纪》载：十三年，伐西夏，围其王城，夏主遵顼出走西凉。（此年当金兴定二年，南宋嘉定十一年。）钱氏指出其年代错误，据陈《通鉴续编》、薛应旂《宋元通鉴》记载，皆为太祖十二年。又如，《元史·李德辉传》中，叙述至元十五年，元兵围重庆，拔之，再围合川。德辉派人招降合川守将张珏。既而合川遣李兴、张郃到成都侦察，皆为李德辉所获，释不杀，使其招降合川守将王立。钱氏指出，此传全取行状之文，却因删节其中一段文字，致使将追述之前事误为同年发生之事。元兵攻下重庆，及李德辉行院西川，均为至元十五年。中间所追述李德辉招降张珏，则是至元十三年（南宋德祐二年）之事，修史者删改原文之后，却不再审明事件之前后时间而致误。
    （二）考证因不明制度致误和史实错误
    钱大昕考证《元史·选举志》，指出该志修纂者不明元代考试制度为何四书先于五经。“盖经义难通，四书易解。右榜第一场四书先于五经者，先易而后难，初非重四书而轻五经也。”钱氏另又举出重要证据：刘基于元统元年考中进士，在其文集中，收有《春秋经义》若干篇，而经疑则一概不收，由此证明元人之所重在五经。明初考试形式袭用元制，乡试、会试题目，均将四书列在五经之前。“由是士子应试，专以揣摩四书文为事，经义徒有其名耳”（注：《廿二史考异》卷八六“太宗纪”。）。钱氏考证元、明取士制度的不同，对于我们明瞭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度的演变是很有意义的。
    钱大昕又指出，《元史》纂修者撰写列传，往往征采家传碑志，事迹多文饰不可信。《元史·汪世显传》将汪俨然写成忠臣，称当元军进攻金朝时，郡县望风款附，汪独守城不降。至皇子阔端驻兵城下，始率众降。且对皇子表白曰，臣不敢背主失节。钱大昕以《金史·郭蝦蟆传》互证，考证其史实是：天兴三年，元军攻克蔡州，金哀宗兵败身亡后，汪世显乃遣使者约金将郭蝦蟆合力攻破金兵统帅完展，被郭力拒，世显即劫取完展，向元军请功。钱氏斥汪的行为是“小人之尤”。并指出《元史》致误的原因是误信家传。
    他还以其他典籍与《元史》互证，考证出《元史》的史实错误。如以《宋史》与《元史》互证，考定《世祖纪》载元军攻重庆史事有误。《元史·世祖纪》对宋淮西守将洪福的记载，以《宋史·忠义传·姜才传》所附洪福事迹互证，亦有错误。他又以《元典章》互证，考定元代称“答失蛮”者之身份，“乃回回之修行者也”。并引《至元辨伪录》所云，“释道两路，各不相妨。今先生（按，元人称道士为先生）言道门最高，……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达失蛮即答失蛮，正是回教徒身份的旁证。
    钱大昕引用来考证《元史》的典籍，除上述《宋史》、《金史》、《辽史》、《元典章》、《国朝名臣事略》诸书以外，还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好问《中州集》、《壬辰杂编》、陈《通鉴续编》，及《中堂事记》、《至元辨伪录》、《和林广记》等。钱氏这种重视史料来源、广引各种典籍互证的治史方法，实已开启近代著名史家陈垣“史源学”之先河。《元史·姚燧传》有一段记载：“（许）衡以国子祭酒教贵胄，奏召旧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驿致馆下。”钱大昕通过追寻其史料来源，证明此处所言姚燧来自太原乃误载，其史料业源，是姚燧所撰白栋墓碣，其中称：鲁斋先生（按，即许衡）奏召旧子弟散居四方者，“独公来自太原，十二人皆驿致馆下”。此所云“公来自太原”，系指白栋。姚燧本人则自河内应召至京。（注：《廿二史考异》卷九九“姚燧传”。）钱氏又指出，《姚燧传》中有一段引姚燧表达感慨的话，其史料来源出于姚燧所撰《送杨纯甫序》，经过史臣删节转述，竟与姚燧作《序》之旨大相迳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