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掘新的史料表彰重要元史典籍
    钱大昕确立以“求真”为治史的目的，广搜各种证据，运用严密精良的方法，作追根求源的研究，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实代表了乾嘉学术的最大特色。他关于《元史》和其他正史的考证成果，表面上看来似乎近于琐碎，实际上处处蕴涵着他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智慧，优良的方法和“祛疑”、“辨伪”、“求真”的理性精神。钱大昕对后来元史研究者的深刻启示，还在于扩大史料范围，用金石文字与典籍互证，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并以慧眼辨识重要典籍，予以表彰，而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
    钱大昕极重视运用碑刻文字作为考史的新资料。他广泛搜集历代金石文字拓片达2370件。（注：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钱氏著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乾嘉另一考史名家王鸣盛高度评价此书搜求之广博，尤其赞许钱氏运用金石文字以考史的成就。王氏认为，中古时代学者已开始注重考释金石。“专著为一书者，自欧阳修始，此后著录甚多。论其完备者凡六家。自欧阳外，则赵氏明诚，都氏穆，赵氏崡，顾氏炎武，王氏澍，斯为具体而以跋入文集者。……朱彝尊始足并列为七焉。最后余妹婿钱少詹竹汀《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又称钱氏最出色者，“以治金石，而考史之精博，遂能超轶前贤。”（注：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潜研堂全集》第三十册。）
    钱大昕能对推进元史学作出出色贡献，他广泛应用金石文字与文献典籍互证，实为很重要的原因，并且为近代另一著名考证学家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开了先河。《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为元代碑刻文字写了跋语的有124件。并且在运用碑刻文字考证元史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包括考证年代、官制、史实、人物事迹诸项都有创获。他以碑刻互证，考辨出《元史》的记载有年代相差六十年的错误。《元史·良吏传》载：“至元十一年，河北、河东、山东盗贼充斥，（段）直聚其乡党族属，结垒自保。世祖命大将略地晋城，直以其众归之。……”钱大昕以泽州凤台县境所存刘因撰段直墓碑与这段记载互证，考辨此传系将元太祖九年甲戌（1214）的史事误置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甲戌（1274），年代相差六十年。（注：《廿二史考异》卷一百“良吏传二”。）钱大昕又以著名的《史氏庆源碑》与《元史》参证，考辨修史者不明官制之误。（注：《廿二史考异》卷八六“太祖纪”。）类似的例子，还有以元好问撰《千户赵公神道碑》，与《元史·赵天锡传》参证，补本传不叙赵天锡“授行军千户事”之阙。“本传不载，盖以千户为不足书耳。不知元初，万户最为领兵要职，……千户佩金符，较之万户佩金虎符者，仅降一等，未可略而不书。”（注：《诸史拾遗》卷五“赵天锡传”。）
    钱大昕还以碑刻考证出《元史》史实记载的多处错误。如《元史·太宗纪》载：“八年二月，命应州郭胜、均州学术鲁九任、邓州赵祥，从曲出充先锋伐宋。”钱氏以姚燧撰《邓州长官赵公神道碑》互证，考赵祥并无从曲出伐宋。并指出：“元初不立史官，后来修实录者，大约道听途说，十不存一。”“太祖四朝纪，大率疏舛，无可征信。”（注：《廿二史考异》卷八六“太宗纪”。）钱大昕还从碑刻中发掘出元代航海家杨枢远航至西洋忽鲁模思的事迹，用来与《元史·宗室世系表》中“靖远王合赞”互证。按，合赞是元朝西北宗藩伊利汗国始建者旭烈兀大王（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之孙，至元二十七年封。大德八年，合赞遣使向元朝廷上贡珍物，与碑刻文字所载正相应合。钱大昕所发现的这件碑刻为黄潜撰《海运千户杨君墓志》，载云：“君讳枢，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那怀等如京师，遂载之以来。那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丞相哈刺哈孙如其请，奏授君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云。”“是役也，君往来长风巨浪中，历五星霜，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烦有司。既又用私钱市其土物、白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盐之属以进。”钱大昕又以《元史·成宗纪》所载“大德八年七月，诸王合赞遣使来贡珍物”互证，正是墓志所述“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那怀等如京师”之事，足见杨枢远航至伊利汗国确实无误。（注：《诸史拾遗》卷五“宗室世系表”。）杨枢航行西洋共两次，每次历时数年，此一航海壮举比郑和下西洋早了一个世纪。钱大昕所发掘的元代航海史这一珍贵史料，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与上述运用金石文字互证、发掘新的史料相联系的，是钱大昕以过人的见识，判明多种原先不被人注意、甚或湮灭无闻的重要典籍的价值，为之写了跋文介绍，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多种重要元史史料的价值都是经他慧眼发现、表章而显于世。”（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元时期上》（本卷主编陈得芝）“序说”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首先是《元朝秘史》。此书原本保存在元廷档案中，是最重要的蒙古文史料（始编于1228年，后又增补了续编部分）。明初已有刻本，用汉字音译全文，逐词旁注词义，并分段加上汉文节译。但是这部珍贵史籍一直没有受到史家的足够重视。乾隆十三年（1748）万光泰曾据总译改编成《元秘史略》2卷，却谓其“文不雅驯，好述委琐之事”，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了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元朝秘史》抄本（注：一般认为系鲍廷博从《永乐大典》抄出。但洪业推测可能就是钱大昕本人抄出。），凭藉他丰富的历史、舆地、语言知识和对元史的精深造诣，立刻断定此书对元朝早期历史具有难以比拟的价值。他写了跋文，明确肯定：“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秘史》叙次颇得其实，而其文俚鄙，未经词人译润，故知之者少，良可惜也。”“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与！”并举出多项重要史实，证明《秘史》足以纠正《元史》本纪之误。（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元秘史》。）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之元史考异部分，又屡屡引证《元朝秘史》以辨明正史有关篇章记载的错漏，这就更加引起后来学者对《秘史》的重视。
    钱大昕表章的元代重要典籍还有《长春真人西游记》、《元典章》、《圣武亲征录》等。《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原来收在道家著作中，无人知道它有关元史的史料价值，有的甚至视为与明代通俗小说《西游记》是类似的著作（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录《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五《长春子游记二卷提要》。）。钱大昕在苏州主讲紫阳书院（1788-1804）期间，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到玄妙观阅读《道藏》，发现了这部重要史料，立即借来抄出，并写了跋文，肯定此书“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的价值，并举出书中所记人物事迹有确实的历史根据。经此钱大昕表章之后，阮元遂誊写以进秘府，并撰《提要》称：此书“凡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差殊，……靡不毕载。”“此册所书，足资考证。”（注：《潜研堂文集》卷二九《跋长春真人西游记》。）此后，道光中徐松、程同文、沈壵相继作考订。清末民初，又有洪钧、沈曾植、王国维相继作校注、笺证。诚如王国维所说：“由是此书非复丙库之附庸，而为乙部之要籍矣。”（注：《观堂集林》卷十六《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元典章》是元政府的文书汇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四库全书》却不予著录，以其“不足以资考证”而仅见于政书类存目中。这反映出原先学者对此书重要价值缺乏认识。钱大昕为之写了跋语，又引用其记载与《元史》本纪参证，考辨答失蛮之回教徒身份等问题。钱氏还曾对抄本作了仔细研究后写了疏注，惜此本已佚失不传。再有《圣武亲征录》一书，四库馆臣不予著录，仅列于杂史类存目中，称“其书序述无法，词颇蹇拙。又译语讹异，往往失真”。钱大昕为此书作跋文表章。此后，以钱大昕的“家藏抄本”为底本，道光年间学者张穆、何秋涛为之校勘，至光绪年间，李文田、文廷式、沈曾植又先后在何氏稿本上续校，桐庐袁氏将之刊出。民国初年，王国维遂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校注，此书与他同一时期完成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均为元史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