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修元史的宏愿及成就
    明初官修《元史》，因时间仓猝，修史者又不熟悉史料和体例，致使纰漏百出。钱大昕曾概举其明显的弊病：“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太祖诸弟，止传其一；诸子亦传其一；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者。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宰相表》或有姓而无名；《诸王表》或有封号而无人名。此义例之显然者，且纰缪若此，固无论其文之工拙矣。”（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条。）中国传统史家历来对于综合性的“正史”最为重视，如此舛误百出的《元史》当然不餍人望，因此，重修一部具有信史价值的元史，便成为清代以后学者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康熙间，邵远平著成《元史类编》，意在继其高祖邵经邦之业，续编元代纪传。（注：邵经邦于明嘉靖著《宏简录》，本欲续郑樵《通志》，而仅编成唐、宋、辽、金诸朝纪，故远平之书又称《续宏简录》。）但邵氏并没有全面搜集史料，著书目的也仅为续“祖业”，而非重修《元史》。钱大昕则是“真正立意改造《元史》、重构新史的第一人”（注：同前引《中国通史》第八卷《元时期上》，第95页。）。道光年间，钱师璟（钱大昕侄孙）《钱氏艺文志》所著录的“《元史稿》百卷”，注明“在金陵汪氏处”，说明他重修元史的工作已完成了大部分。钱大昕为实现此项宏愿曾努力了几十年，他在《元史艺文志·序》中说，任职翰林时，以《元史》“冗杂错漏，潦草尤甚”，拟仿范晔、欧阳修之例，“别为编次，列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稿，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其曾孙庆曾在《竹汀居士年谱（手编自题）》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条下补记云：“公少读诸史，见《元史》陋略谬盩，欲重纂一书，又以元人氏族，最难考索，创为一表，而后人所撰三史《艺文》，亦多未尽，更搜辑补缀之。其余纪、传、志、表，多已脱稿，惜未编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艺文二稿，缮成清本。”（注：见《十驾斋养新录》卷首。）此与钱师璟所言有《元史稿》百卷，正好互相印证。（注：据方诗铭等著《钱大昕》“六‘重刊《元史》’”内载，清朝末年日本人岛田翰曾在我国江苏、浙江访书，见到过“《元史稿》残本28巨册”，是“钱竹汀手稿本”。）
    钱大昕重修《元史》的计划虽然未能完成，然而在他身后却有一批著名学者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从道光年间魏源撰《元史新编》，列晚清洪钧著《元史译文证补》、曾廉著《元书》，民国初年屠寄著《蒙兀儿史记》、柯劭忞著《新元史》，充分证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修《元史》风气之盛，而钱大昕则是前驱先路的人物。仅从其定稿和刊行的《元史艺文志》和《元史氏族表》看，即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钱大昕因明初修《元史》不立艺文之篇，特补撰了《元史艺文志》（四卷），是对元朝一代文献作综合考订整理（辽、金两朝文献著述附之）。他吸收了焦竑《国史经籍志》、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的研究成果，又纠正了他们的错误。经钱氏的综合考订整理，我们可以此为引导，分析元代（及辽、金）文献著述的一些特点。如“经部”著录为十二类，其中易类、春秋类，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类著作甚多，反映出元代理学之盛，及继宋代后春秋学仍受学者关注的情形。又如，“史部”编年类著录亦有颇大数量，有：杨云翼等《续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释文辨误》（十二卷）、尹起莘《通鉴纲目发明》（五十九卷）、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五十九卷）、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五十九卷）、徐昭文《通鉴纲目考证》（五十九卷），有：《宋季三朝政要》（无撰人姓名，陈氏余庆堂刊），张特立《历代系事纪》，胡一桂《历代编年》，察罕《帝王纪年纂要》，苏天爵《金纪年》等，这些都是说明元代通鉴学之盛和朱熹《通鉴纲目》之极受关注，同时证明继宋代之后，编年类体裁之受到重视。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钱氏在“经部”特设了“译语类”，著录有辽译《五代史》、《贞观政要》、《通历》等；有金国语《易经》、《书经》、《孝经》、《论语》、《孟子》、《国语》、《新唐书》，女真字《太史公书》、《孙膑书》等；有蒙古文《孝经》（大德十一年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译进）、《大学衍义》节文（延祐四年翰林学士承旨译进，忽都鲁儿迷失译）、《贞观政要》（天历中平章政事察罕译）、《帝范》四卷（察罕译）等。这就深刻地反映了辽、金、元三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仰慕，反映出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主体文化系对于周边民族的巨大吸引力，因而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这在学术史上是很有价值的。《元史氏族表》也是一篇名作，此表属稿始于乾隆癸酉（1753）七月，成于庚子（1780）五月，前后几三十年，广搜博采，除正史、杂史之外，兼及碑刻、文集、题名录等。钱大昕在《元史氏族表序》中说，金、元之际氏族最难稽核。金制系氏于名，元则名与氏不相属，公私称谓，有名无氏，故考稽尤难。“蒙古、色目虽族属有分而姓氏不并立，但以名行，贵贱混淆，前后复杂，……盖在当时固病其称名之淆，易代之后，并族属且失之矣。”欲重新编撰，以成一代信史，则人物姓名混淆必须首先解决，诚如黄钟在所作《元史氏族表跋》中所言：“非以氏族晰之，读者茫乎莫辨。”钱氏经过深入的爬梳辨析，汇集了各种史料，凡蒙古、色目有族姓可考的，皆顺序目罗列。似异而实同者，加以归并；似同而实异者，则加以厘正；同一族姓之下，每支按世系分列成表，使读者一目了然。由于钱大昕熟悉元代史事，精通音韵，又通蒙古语，故所考大多正确。后来魏源撰《元史新编》，柯劭忞撰《新元史》，都袭用钱氏此表，成为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