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波澜迭起，至今未息。有以国家命运相拷问，有以民族前途相责难，有以社会改造相寄托，有以人文精神相嘱咐……但终因时势所异，使命各殊，而致议论参差，仁智抵牾。陈寅恪则取一纯粹学术的立场，以冷静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终生不辍。陈寅恪“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性命”（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233页。），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在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中，筚路蓝缕，以开荒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巍然一代国学泰斗。其真知灼见，有如拨乱云飞渡之日，常使千古学案，涣然冰释；其治学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常令后学难以望其项背，明其津梁。
    在本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潮再度呈上升之势。世纪之交的凝重气氛，促使研究者更多地从学术的要求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内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决定了对陈寅恪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和分析的必要。陈寅恪在临终前一年嘱托助手黄萱：“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由于种种原因， 黄萱未能如命，我们也无法看到陈寅恪先生对其研究方法的系统记载。薪尽火传，我们仍可搜集陈寅恪的诗文论述、师友缅怀、弟子回忆、学者研究，因指见月，窥其门径。所得三法，以为根本。是耶非耶，祈请海内外方家教正。
    一、直接研究文化本原
    1935年，陈寅恪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经过长达十来年的中译本佛经研究，于这一年提出直接研究文化本原的方法及其意义：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众所易知：山水画大师若不游历名山大川，得其神韵，摄入作品，则所出必无气象。语言学家若从未实际接触过某语种所在的国家和人民，其研究结果终将不如人愿。军事指挥家若不深入战场，实地指挥，必然出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失误。研究文化而取间接之法，势必难免曲解走样之患。众所难知，在于渡江海之舟楫，出迷宫之向导。
    陈寅恪指出，研究文化本原，“首在通达其言语”（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语言文字是历史文化研究最基本的工具，近现代中国任何一位大师级的学者，无不精熟于此，少则一门外语，多则十数门外语。陈寅恪历史文化本原研究“首在通达其言语”的“七字真言”，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大结晶，为此，曾耗费他几十年的功力。他所承受的艰难困苦，既反映其超人的毅力，也表现其过人的才华。
    陈寅恪出身于士宦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曾国藩幕僚、湖北按察使、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明，主张变法。父亲陈三立为清末著名诗人。陈寅恪自幼年起即得到良好的新式教育，13岁东渡日本留学，20由亲友资助赴德国，考入柏林大学。此后，入读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梵文、巴利文、藏文等。与陈寅恪同学七年的俞大维先生撰文指出：
    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Lueders学习梵文与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 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Baron A.Von Stael-Holstein）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后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与巴利文都特精。
    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注：《陈寅恪先生论集》）。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披露了陈寅恪早年留学德国期间残存的64本学习笔记的情况：
    一、藏文十三本
    二、蒙文六本
    三、突厥回鹘文一类十四本
    四、吐货罗文（土火罗文）一本
    五、西夏文二本
    六、满文一本
    七、朝鲜文一本
    八、中亚、新疆一本
    九、佉卢文二本
    十、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
    十一、摩尼教一本
    十二、印地文二本
    十三、俄文、伊朗一本
    十四、希伯来文一本
    十五、算学一本
    十六、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一本
    十七、亚里士多德（实为数学）一本
    十八、金瓶梅一本
    十九、法华经一本
    二十、天台梵本一本
    二十一、佛所行赞一本（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陈寅恪在《与妹书》中，留下了他当年穷治语言文字之学的踪迹：
    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注：《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记蓝孟博语）：
    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
    在清华时，不论天气冷热，常乘车到大高殿军机处看档案。清时机密都用满文书写，那是最原始的史料，先生一本本看，重要的就随手翻译（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陈寅恪的女儿流求回忆：
    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陈寅恪在国学方面，修养也很深。俞大维先生曾指出：
    我们这一代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注：《陈寅恪先生论集》。）。
    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记载：
    是时先生教学在佛经与中国史方面，然仍留意古籍及中国古文字之学。本年（1927年）秋，曾令学生戴家祥迻录马叔平校孙仲容《名原》于所藏本上。又令人传抄孙仲容《尚书骈枝》（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中国传统学术讲究根柢之学，即音韵、文字、训诂之学。通家认为以此入经，则经学可信。以经学入史，则史学可信。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忆寅恪》记载：
    第二年到了清华，四个研究教授当中除了梁任公注意政治方面一点，其他王静安、寅恪跟我都喜欢搞音韵训诂之类问题。寅恪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通达其语言文字，方可直接解读第一手资料，避免迻译之误、间接之患。与此同时，方有可能详细地占有可靠的资料。乾嘉学派对考据学的研究，可谓登峰造极，但陈寅恪以贯通中西之学，棋高一筹。他曾举例指出：
    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注：《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
    通晓各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就可以对各国和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源流枝蔓进行深入的考察，对某一系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传播进行直接的研究。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比较研究就有了先决条件。学者一旦在语言文字的训练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就能站在学术研究的制高点上，使学术视野异常开阔，学术眼光十分高远。陈寅恪正是以其卓越的才识、深厚的功力，驾驭多种语言文字，藉以治学，左右逢源；用以比较，游刃有余。因而其学术创获，超过前人，高于同侪，也使后来者视为畏途：
    先生运用多种语言进行语文考证之例在其著述中屡见。例如在考证《蒙古源流》一书时， 他用满文、 蒙文、中文相互印证，考证出Temegetu为榆林，Turmegei为灵洲，与Derssekai和Deresgai等名， 同属一地， 因而辩证了施密德（IsaacJacob Schmidt ）蒙文译本将Turmegei和Temegetu误为一处的错误。
    先生丰富的语言学知识，使他在考据学上远远超出乾嘉诸老，辩证了不少前人的错误。例如，他指出天台宗智者大师误“悉檀”之“檀”为“檀施”之“檀”，因而将“悉檀”释为“遍施众生”。而不知“悉檀”是梵文Siddhanta的对音，其字从语根Sidh 衍出，意为宗、理；而“檀施”之“檀”为Danna的对音，其字从语根Da衍出， 两者绝无关系（注：《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陈寅恪治学，用思之细密极于毫芒，虽沿袭清代乾嘉学派治经之术，实汇集中西治学之道于一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陈寅恪治学之利器是比较语言学，其所善之事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他的研究实践表明：越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宏观研究，越能揭露历史文化的真实，洞察历史文化的真相，把握历史文化的规律。语言文字提供了这一多角度、全方位宏观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此虽为学者研究之关隘，实达真理彼岸之通途。陈寅恪直接研究文化本原的心得诚属治学的不二法门，其匠心独运、金针度人之功，虽历千秋，亦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