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史中求史识
    陈寅恪治学始终坚持“学术求真实之旨”，研究历史在于“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注：《陈寅恪先生论集》）。
    中国传统史学要求史家具备才、学、德、识的素养，而“史家四长”中，又以史识为根本。所谓史识，就在于对历史本质的深刻理解，对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就是具备见微知著、明察秋毫、鉴古知今、高瞻远瞩的能力。从来史家治学，都以史识高低定其优劣。陈寅恪治学，以获得史识为圭臬。他对“史识”二字的特定诠释是“知人论事之旨，论世知人之识”。实际上，史学在陈寅恪心目中，几乎被定义为事理之学。正因为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具足史识，读之能使人洞明事理，才赢得海内外学界的交口称誉。
    历史学家穷毕生精力和心血，去获取史识，而立不刊之论、创不破之说却殊为不易。陈寅恪治史，不避艰难，逆流而进，所获“从史中求史识”之诀，实为入历史堂奥之锁钥，达史学真诠之关键。
    历史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征，在于其研究主体总是很难直接进入研究客体之中，必须通过史料这一中介环节来实现研究的可能性。而史料的记载者由于受到认识水平、思想情感、立场观念、搜集渠道、社会条件、政治状况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致使所记录的史料难免鱼龙混杂、隐晦不明、残缺不全、片面间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面对浩瀚的史料，研究者即能体察到中国乾嘉学派、德国兰克学派对于史料进行长期而深入爬梳、清理的伟大功绩。陈寅恪生于清季，幼承庭训，浸染乾嘉考据之学，自不待言。早年求学德国之时，正值兰克学派主导史坛潮流，受其影响之大，也是可以推见的。
    正是基于对中西两大学派的治学方法体会至深、融汇贯通，陈寅恪才感到史识必须也只有在史料所构成的历史中才能获得。乾嘉学派将史学变成史料学，陈寅恪则认为考据只是治史的手段，不是治史的目的，从而将研究推向更新、更高的境界。至于这一点，陈寅恪的受业弟子有着十分直白的记载：
    陈师对历史研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发现（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陈寅恪“在史中求史识”的断语，就是要求历史研究不能离开史料，轻视史料，更不能曲解史料，宰割史料。否则，既乏历史之实，更无史识之论。陈寅恪将历史考据放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上，既不一昧贬抑，又不人为拔高。只是“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要求“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而全部信从也”（注：《陈寅恪先生论集》）。坚持论从史出，史论合一，考史以求真，研史以获识的学术研究宗旨，并一以贯之，履行不辍。他在研究实践中获取史识的具体方法，大致有以下六种：1.横向比较陈寅恪指出：“在治史中能开阔思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作比较研究”（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6 页。）。横向比较可分两类，一为中外比较研究：在研究宗教史和西域民族史时，运用横向比较研究的方法，阐述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叉影响，在研究文学史时，对中国弹词体与希腊、梵文的史诗进行比较。一为学科之间的比较研究：以诗印史，文史贯通、交互验证。运用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难度极大，非精通多种学科、博览中外文献者不为功。比较研究也极易出史识，因为只有比较，才能鉴别。通过比较，才能从不同角度、层次揭露事物的本质。
    2.纵向联系论者往往惊于陈寅恪治学不以搜奇猎异取胜，引用资料多为人们习见之书，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典》之类，但所得结论则往往出人意料，所获成果则令人难以企及。实际上陈寅恪博闻强记，善于通过考证来说明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从而探寻到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周一良先生在《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指出：
    ……陈先生长于贯通、观察发展变化，如从南北朝分别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他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为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在讨论政治史时，无论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陈先生都不是就政治论政治，而往往联系到文化来考察其关系，这样就更全面而有说服力（注：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功力至此，史识的获取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瓜熟蒂落，唾手可得了。
    3.综合分析陈寅恪善于综合分析古人的言论和行事，中国历史上素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由此他认为后人研究就不能有失偏颇，必须综合言行，以考其实。他指出：
    言，如诗文等，研究其为什么发此言，因为古人有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之论，所以诗文等与当时社会生活、社会制度就有某种关系。如“清谈”为什么发生，与当时社会有何关系等”（参《清谈与清谈误国》）。“事，即行，行动，研究其行动与当时制度的关系。《通典》、《大唐六典》、《唐律疏义》皆讲制度（system ）组织（st-ructure ）方面，现在要研究制度的放行（function），研究制度对当时行动的影响和当时人行动对于制度的影响，研究某种行动为何发生，如结婚必与民法有关，杀人必与刑法有关（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通过对史料记载所研究对象的言论和行事的勘合，就容易看清历史真相和本质，见识自然高人一筹。
    4.神游冥想陈寅恪治学，极其注重史料，并深知历史文献残缺不全，史料考证范围局限，历史原貌恢复不易，知人论世断语极难。所以研究者决不能划地为牢，自缚手脚，必须另辟蹊径，双轨齐下。他指出：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5.精思博识古有“见多识广”、“老马识途”之谚，古今中外富有通识之士，无一不是博览群书之人。陈寅恪之侄封怀所撰《回忆录》记载：
    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余大维记载：
    ……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注：《陈寅恪先生论集》）。
    陈寅恪之女美延追记：
    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胡守为先生撰文指出：
    先生早年四出求学，从不以猎取学位为目标，故虽留学欧美多年，并无任何头衔，但其学识却深得国内外学术界人士的推崇。在德国留学时，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载《谈陈寅恪》）。吴宓于一九一九年在哈佛大学结识先生，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文，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吴宓《空轩诗话》）（注：《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天下之大事成于细，天下之难事成于易，陈寅恪以其坚强的毅力，长年苦读不辍。双目失明之后，他借助手之力听读，世罕有所俦。其视学术胜于生命的精神，诚能泣鬼神，惊天地。陈寅恪治学之论，厚积薄发，价值弥高，常能廓清旧说，激荡新学。观陈寅恪读书札记，即可明证。
    蒋天枢先生深知陈寅恪读书之法意义重大，特为表出：
    先生生平读书，用思之细，达于无间，常由小以见大，复由大以归于细；读者倘能由小以见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读书，用思绵密，用语雅隽，立言不多而能发人深省。所记，大抵申抒己见，或取新材料补证旧史；或考校异同，与前贤札记之以铺叙例证得出结论者，颇异其趣。将来先生书出，对于未来学术界将有深远影响，可预卜也。
    ……先生生平所著书，大多取材于平素用力甚勤之笔记，其批校特密者往往即后来著书之蓝本（注：《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弁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陈寅恪以其治史实践阐述文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知其所以然：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其事虽为治国史者所得略知，其所以然之故，则非好学深思通识古今之君子，不能详切言之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6.宏观把握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治学极注重通识与特识，并以此为准则，衡量学术成就的价值、学者治学的境界。因为不打破畛域，就无法沟通系统；不宏观把握，就无法认识整体。关于这一点，陆键东先生作过一个很有见地的评论：
    早年陈寅恪以“考据”而名，并终身为此名所累。但其实陈寅恪更长于从宏观上揭示历史发展中每一阶段的特殊形态及一般的发展规律。陈寅恪这种超俗的眼界，在他那两部隋唐史研究的双壁中第一次作了完整的与惊人的展示。提出了从“种族与文化，制度渊源”去考察中国中古盛世的观念。陈寅恪这种宏观的史识与气度，使他脱胎于朴学，又不为考据所局限的笔下的历史，呈现出特别动人的魅力。这种魅力同样在《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不是陈寅恪鸟瞰一个时代历史的通论性著作，但也随处可见陈寅恪对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走向，作入木三分的宏观概括与点评（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25、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