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总感到在联邦体制下所获低于英裔加拿大人，从宗主国英国那里争取到的权利大部分为英裔加拿大人占有，首任联邦总理约翰·麦克唐纳政府就否决了24个省议会所提出的法案中的16个，这就促使魁北克于1887年提出了取消联邦否决权的修宪要求。这个要求虽未成功，但显示了魁北克已开始意识到使用宪法手段实现其利益的重要性。从此，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再也没有停止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魁北克省自愿入伍的人数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他们抱怨没有建立法语军队，法裔军官提升机会少。讲英语的新教牧师在魁北克担任募兵工作，也引起他们反感。关于征兵制的激烈争论，更加深了英、法裔之间的分歧，以至1918年3月在魁北克城发生了一次反征兵的暴乱。法裔加拿大人重视保护的是本地的文化和权利，并不关注整个自治领的问题，更不用说世界性问题了。因此，有人称法裔加拿大人是地方主义者[①d]。一位法裔评论家曾说，“我们不要求我们讲英语的同胞帮助我们去更密切接近法国，但他们没有权力依仗自居绝对多数而违背联合协约，并引诱我们去承受保卫大不列颠的额外负担”[②d]。这段话充分反映了法裔加拿大人的孤立主义心态。
    一次大战至二次大战期间流行的“国民联盟”新主张，是加拿大社会经济转轨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潮。其倡导人罗伯特·布拉萨是魁北克民族主义者的主要发言人，他曾三次任联邦众议院议员（1896-1899，1900-1907，1925-1935年）。他竭力维护法裔加拿大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积极支持天主教会在法裔加拿大人中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作为魁北克民族主义者，他曾反对加拿大参加布尔战争。布拉萨政治主张中的一个新因素是双重文化组合思想，即法语加拿大应当享有同英语加拿大完全平等的地位，在加拿大广阔的土地上形成一种新的双元文化。这种思想的内涵具有“联合”与“分离”平行发展的双重意思。他的“分离”思想远不同于上世纪中期其外祖父路易-约瑟夫·帕皮诺。帕皮诺的分离思想是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甚至幻想投入美国怀抱。而布拉萨的分离思想首先是在加拿大联邦体制内的分离，是追求在联邦体制下的完整的平等地位。二次大战的爆发促进了这种思想的发展，揭开了战后魁北克分离运动的序幕。
    布拉萨思想源于魁北克工业经济的增长。一次大战后，魁北克工业经济如同加拿大整个经济一样继续得到发展，特别是自本世纪30年代魁北克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1871年魁北克经济的77%是农业经济，至1911年城市工商业经济已增至50%，一次大战后即1921年魁北克城市人口达56.01%。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城市工人和薪金阶层的人数不断扩大，也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例如，蒙特利尔有618506人，其中63.9%为法裔，而少数英裔却仍占据工业和金融业权势地位并拥有巨额财富[①e]。这样，一方面导致法裔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结构迅速解体，天主教会的权力和影响日形衰弱；另方面新兴的法裔中产阶级日益不满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新教与旧教以及两种语言和文化形态的矛盾日趋激烈。魁北克新民族主义的增长为分离主义播下了火种。
    当时尽管魁北克对于联邦多有指责和不满，但联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仍未动摇。联邦政府通过审慎的行政改革、广播媒体的宣传、联邦政府领导人物如W.L.麦肯奇·金等的有力影响，以及在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所推行的福利措施如收入保障制、联邦工资待遇平衡计划、联邦支持的社会改革措施等，都使魁北克人感到从联邦政府得到了实惠，因而减缓了他们的地方主义情绪的滋长。
    二次大战的爆发进一步加快了魁北克经济的复兴。在1939-1950年间，魁北克工业增长率高于整个加拿大（92%∶88%），而农业人口则减少了64000人，即从252000人降至188000人。1901-1951年间，魁北克的人口虽然增长了三倍，但农业人口锐减。除渔业和捕猎业外，所有非农业在职员工都增加了，特别是产业工人由79000增至237000人。到50年代末，法裔城市人口已达70%以上，蒙特利尔即占全省40%，吸收了全省农业人口的2/3[②e]。随着农村人口的下降和工业人口的增长，城市经济和文化中心迅速兴起，具有一定专业训练的新的城市中等资产阶级队伍日益扩大。魁北克的经济尽管有了发展，但却严重存在着两大问题：其一，其经济很大一部分是由省内讲英语的现代经济社团所控制；其二，在圣劳伦斯河的优越的运输条件逐步丧失，在经济地位上逐渐被安大略超过。据皇家双语双元文化委员会统计，在魁北克收入最多的人是纯讲英语的英裔加拿大人，收入居第二位的是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和能使用双语的英裔加拿大人，居第三位的是能够使用双语的法裔加拿大人，居第四位的是纯法语的法裔加拿大人，而收入最低的则是新移民和土著[③e]。为了提高本省的运输能力，蒙特利尔原规划开凿乔治亚湾运河，但在美国的压力下，联邦政府却不顾魁北克的反对，于1953年和美国达成疏浚圣劳伦斯河协议，使海洋船舶驶入圣劳伦斯河上游，直至安大略湖。不仅如此，联邦政府的政策在诸如“汽车协定”、“外资”等问题上也向安大略倾斜。1954年在美国新成立的76家工业企业中有75家在安大略选址，而在蒙特利尔定点的只有一家。
    为了避免魁北克有朝一日成为安大略的“内陆”，魁北克人既要“寻找一条摆脱战后安大略工业和金融控制的道路”[①f]，也要在生存问题上作出抉择：要么继续固守传统，因为没有这些传统，就没有魁北克；要么顺应时代潮流，因为逆流而动，亦等于束手待毙。魁北克人就是在这一系列严肃的思考中走进了60年代不平静的“平静革命”[②f]。
    三
    魁北克人认为他们不能再背离这个世界了。魁北克政府准备像其他省份一样让它的人民作为北美人的一部分走向世界。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压力造成了魁北克激烈的民族主义的温床，“平静革命”由此孕育而生。
    1960年，魁北克自由党人让·勒萨热（1912-1980）当选为魁北克省总理，他改变了从1944年以来莫里斯·迪普莱西所领导的民族联盟党的政策，在魁北克省内开始推行“平静革命”，即对本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进行改革，如降低选举年龄，取消竞选秘密基金；为增加城市选民代表，更改选举区划；增加政府机构，实施工会和社会改革等。1964-1965年间，魁北克退出联邦制订的财务分摊规定，直接征收同量的税收，并建立本省的养老金计划；对私有电气公司实施国有化，并于1963年建立魁北克水电站，1964年组建钢铁工业公司；同年建立教育部，以取代天主教会长期对教育的垄断；调整了把法语作为第一语言的那些魁北克人的经济地位；1965年设立了社会保险和福利部。这些措施增强了魁北克人的自信心。“平静革命”后，使天主教会进一步世俗化了，传统道德观念也随之转变，比如在礼拜仪式中以法语代替拉丁语，组织上采取民主制，与新教教派实现联合等。同时，“平静革命”还把法裔民族主义的主张和要求局限在魁北克省内，纠正了过去罗伯特·布拉萨将其扩展到魁北克省外的过激行为，以致到1970年，竟有41%的魁北克人认为本省应脱离加拿大而独立[③f]。
    分离运动煽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波及了整个加拿大的方方面面。比如，魁北克省出产的产品标签方式，加拿大国旗的设计，魁北克省和其他省法语课程的设置，学校中少数民族的待遇等。其中法语的使用是最核心的问题。本来，语言文字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用来交流的工具，但是它对于感到自己犹如生存在英语海洋中的魁北克人来说，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加拿大，讲法语的公民不过600万，讲英语的人却有1600万。魁北克人强调语言文字是一种构建民族大厦的粘合剂，是民族统一的载体，是维系法裔价值观、改善社会地位以及防止被人口激增的英语居民同化的保证。语言问题系关民族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在魁北克将语言问题最终政治化的主要原因。
    60年代关于双语制和双元文化的讨论在加拿大十分激烈。主张双语和双元文化的人认为，加拿大既然主要有由英语和法语居民组成，联邦政府就应提倡双元文化和双语制。在这种争论的推动下，1963年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成立了双语和双元文化皇家委员会，研究有关问题。1969年联邦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根据该委员会建议，制订了《官方语言法》，正式承认法语和英语同为官方语言。1969年魁北克议会通过《63法案》，保证家长对于子女语言教育问题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并规定中学生必须通过法语口试和笔试后方能毕业。这个法案使英裔和法裔居民均感不满。1971年特鲁多政府宣布改双元文化为多元文化政策后，立即遭到法裔加拿大人的强烈抨击。法裔加拿大人之所以欣赏双元文化，是因为它意味着加拿大两个主要民族间的平等，而多元文化含有各民族平等的意义，法裔加拿大人就会被降至成为少数民族之一的地位。1974年魁北克议会通过《22法案》，规定法语是魁北克省唯一的官方语言。1977年魁北克议会又通过《101法案》，除确认法语是唯一官方语言外，还扩大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使用范围，如官方文件、公共牌照、广告、文官晋升、公共场所、中小学教育等方面都须使用法语。一个民族讲本民族的语言，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一而再地予以法律上的确立，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则是不常见的。难怪一位非常关心魁北克问题的英裔加拿大史学家十分同情地说，“他们所剩下的只有语言了”[①g]。尽管法裔加拿大人讲的不是地道的法语或巴黎法语，而是一种带有浓重的魁北克口音、掺杂着个别英语泊来语的“法语”，但由于法语是魁北克人最重要的民族特色之一，所以魁北克确立法语地位的立法就成了迈向激进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
    随着“平静革命”的深入，到60年代中期，魁北克分离运动开始激化。1968年魁北克省前内阁部长勒内·勒维斯克成立魁北克人党，1970年大选时初露头角，赢得了1/4选票。他于1976年击败罗伯特·布拉萨和自由党，出任魁北克省总理。勒维斯克主张在经济上与联邦保持联系，但在政治上与联邦保持对等地位，实行主权独立，在立法、征税、外交上有绝对的自主权，这就是“主权-联系”纲领。勒维斯克的思想得到了相当一部分魁北克人的支持。据此，魁北克人党做出了选择：既要保持自己的传统，又要跟随整个加拿大步伐向前发展，然而在与联邦的主权关系上省内公民间存在着分歧。1980年5月20日省内举行公民投票，对“主权-联系”纲领进行表决，结果以59.5%对40.5%之比遭到否决。这是联邦主义对分离主义的胜利，从而暂时结束了历经20年的关于魁北克省政治地位的争论。
    魁北克人党提出的“主权-联系”纲领并不要求魁北克省立即实现独立，而是要求授权同联邦政府谈判，争取“主权”地位，并缔结一个相互间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条约。从1974年起魁北克人党采取了分步骤走向独立的策略：争取省内选举胜利，以期得到与联邦政府进行谈判的授权；举行第二次公民投票，争取独立。1980年公民投票就是这个策略的第二步。
    “主权-联系”概念的前提是：加拿大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1867年宪法--《不列颠北美法案》构成的两个实体不平等的联合。虽然这种联合是相互依存并具有共同的利益，但是魁北克人党认为，在统一的加拿大内部无法实现魁北克与联邦关系的平衡，在其他9个英语省份中，魁北克只能永远处于少数地位，所以魁北克只有在取得主权地位后，才能与加拿大谈判在互利基础上的关系。
    魁北克省约600万居民中，84%的公民参加了1980年的投票。投赞成票的人年龄多在18至34岁之间，他们是在二次大战后50、6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即在魁北克由传统乡村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城市工业社会时期出生的青年。这些人既不满意省内法裔与英裔之间经济地位的悬殊，也不满意魁北克在联邦中所处的地位。不容忽视的是，这些青年人在15年后仍将属于对社会影响程度最大的年龄段，1995年第二次魁北克公民投票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