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社会的总体危机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基础
    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大一统的格局，中国社会进入大变动时期。在旧价值体系被冲开、新的价值体系尚待建立的动荡、惶惑中，新的社会力量增长了，政治活动的空间相对宽松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基础也就在这其中生成了。
    观察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应当有两个视角。一个是通常强调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昙花一现，而后是袁世凯篡权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革命非但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结果，相反随着政治的逆转，社会状况空前恶化。孙中山曾痛苦地说：“夫去一满洲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5]（P104 ）这个视角表明，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却没有触动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没有改变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它告诉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现民族的复兴，不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有时还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有力地说明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无法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要性。从第二个视角看，辛亥革命虽然没有结束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清朝灭亡后，代替的封建军阀统治再也建立不起堪与匹敌的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从而松懈了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和束缚，使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危机时代伴随着一个充满了希望与生机的更生时代，同时出现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
    首先，民族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使新社会力量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急剧壮大。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章程和则例，以立法的形式大力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孙中山等人带头投身实业，促动了实业救国的热潮；再一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在广大民众中掀起的倡导国货运动，也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辛亥革命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兴建近代企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进入“黄金时期”。
    长期以来，许多论者认为，1914年才开始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而且对于此期民族资本发展的原因只强调战争使列强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并对中国商品有了部分需求，有的还补充上191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这些原因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深入一步来认识，这一发展势头的内在动力仍然是辛亥革命。（1 ）辛亥革命开发的社会风气、促成的兴办近代工业的浪潮，由于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并不会在短时期内消失。（2）辛亥民族意识的大觉醒、 南京临时政府对国货的提倡与191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一脉相承。（3）袁世凯虽然很快篡权， 但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条件，却不是袁世凯政权所能任意改变和否定的，而且，袁世凯要笼络资产阶级、摆脱财政困难，在经济上也不能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发展。（4）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 代替的各个封建政权，都无力全面控制经济，特别是现代经济，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经济的增长，应该看作是辛亥革命促发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浪潮，在减轻了阻力后，掀起的一个更大的浪头。否则我们就会失掉事物的本源，也难以触及问题的实质。
    现代经济的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到了一个临界点，开始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新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经济力量增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变得更具有发言权。虽然他们惧怕和排斥下层人民剧烈的社会革命，但其政治指向始终反对外来侵略与封建压迫，以其为阶级基础的新文化运动更猛烈地鞭鞑旧世界，呼应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阶级，在辛亥革命前不足60万，到1919年已达到200多万。 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新兴工人阶级的民族意识大增，多次参加资产阶级组织的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使中国社会终于有了觉悟了的代表新生产力的下层社会力量，有了中国共产党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新兴知识分子阶层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现代教育大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是社会各阶层中受新思想影响最深、民族意识最强烈的一部分。在中国，他们一直站在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的潮头，充当民族复兴的鼓吹者和发动者。辛亥革命后随着这一群体在数量上的剧增，他们的影响面更加广泛。虽然由于在价值观念、政治信仰上的认同差异，他们发生了分化，但他们的主流仍密切地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为实现民族的复兴寻找理论方案及其实现的社会动力，早期共产党人大都是这个群体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其次，建立民国，打乱了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使中国出现了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考察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从辛亥革命到2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声音并发，各种政治组织并立，各种政治思潮迭起，表现出一种相对的政治上的宽松与自由。正是在这样一个少有的历史时期，经过一系列反侵略、反复辟的政治斗争，经过各种探求出路的新思潮的广泛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探求这一现象的成因，其动力源仍然是辛亥革命。（1 ）辛亥革命的成果民主共和国，在名义上一直保留着，而有民国这个名号，人民就要争取这个名号下应有的权益，并利用这些权益同一切违背民族利益的势力斗争。辛亥革命以后发表声明、集会游行，以至于罢工、罢课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形式。正如董必武所说：“三十年来每次带群众性的各种各色的运动，都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关……民主运动已自辛亥革命开辟途径。”[6]（P77）（2 ）辛亥革命打乱了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使之无法形成在政治上的严密控制。辛亥革命后的军阀统治没有形成清政府那样集权全国的一体化的严密政治统治，客观上为新思想的传播、新政党的组建，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政治环境。新文化运动得以广播其影响、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争取信仰者、“五四”爱国运动能够掀起那么大的波澜，都得益于这一时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再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使探求新出路成为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见贤思齐是一切不甘落后、勇于进取的民族的共同特点。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一直走学西方救中国的道路，可是，“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辛亥革命历经十几年的武装斗争、民主宣传，并最终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可是，这个民国如同水上浮萍，并不能在古老的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反而成了军阀们任意玩弄的工具。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7]（P1470）人们感觉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8 ]（P109-110 ）既然从西方拿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状况，中国社会要发展、中华民族要进步，就必须有新的东西来取代它。从这一点来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试验，它以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整个演进过程，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行不通，客观上要求寻找新的道路，以继续它的事业。正是适应这种要求，后继者才在新一轮的探索中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从这第二个视角我们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实现它的终极目标，但却结束了君主专制政体，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新动向，在经济、政治、思想意识各个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忽视了这一视角就无法说明新民主主义的酝酿和中国共产党的孕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