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南战争消灭了反动士族，同年木户孝允又因病死去，有形无形地为大久保实现”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路线提供了政治保证。1878年一贯要求在预算案中首先照顾已方要求的陆军省，竟在预算要求的报告书中说：“至于内务工部两省劝励农工商业，或又如电信铁道等事业动工，创立之际一时需要许多款额，但唯数年之后可期待有偿却之法。（中略）独陆军之费用全然相反，恰如往水火之中投入一般，纵令经过几多年月亦无丝毫偿却之理。”[18]明显地表白了承认“工业优先”的柔软姿态。在国费局促的条件下，大规模募集公债，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大久保的内务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黑田清隆的北海道开拓使，构成了三角关系破裂之后的新的权力集团，有“二省一使”时代之称，又有“有司专制”之称。在权力的重压之下，著名的启蒙主义者、国会开设论者福泽谕吉，也在1878年发表的《通俗国权论》中说：“有财可造武器或又可购之，可养士兵或又可雇之。在今之鄙劣之世界，并没有用钱去购买所谓公议舆论之手段，”强调“国权扩张之源在于财政，”[19]也等于代表自下而下的立宪派承认了工业开发的立国理念是最为紧密的。
    但是，世间的事物往往是在克服一种倾向的过程中，又被从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的倾向所否定，即所谓否定之否定规律中发展的。西南战争将士族一扫而光，大久保流判定通畅无阻地实现自己的理念的时机终于来到了。没想到幸存下来的士族为“大西乡”报仇，第二年就将大久保刺杀了。更为棘手的麻烦还在后头，为打赢西南战争筹措经费，政府不得已而发行了4200万日元不兑换纸币，这个数字相当于是年70%的财政支出。这种应急性的货币政策，虽能解一时之燃眉之急，但理所当然地带来恶性通货膨胀，不啻惩罚性地打击了政府财政。首先是在重工业制品必须依赖进口，连纤维类制品尚不能自给的情形下，由于纸币贬值，银价上涨，其必然的结果便是正货大量流向海外。1880年8月大藏省的正货储备计有800万日元，但由于入超和正货流失，翌年后大藏省正货储量几等于零。国际收支陷入极端恶化的境地。其次，根据地租改革的法律规定，为保证财源，促进产业发展，幕府时代的实物地租已全部改成货币地税，按改革当时的地价的3%征收，是一种稳定性的农业所得税。当严重通货膨胀发生时，米价的变动最为激烈。1881年时米价上涨为3年前的2倍，毫不含糊地意味着政府的地税收入实际上减少了一半。
    在双重性通货膨胀的打击下，殖产兴业的资金涸渴，等于宣告殖产兴业政策的失败。大隈重信在万般中提出5千万元外债计划，结果为伊藤博文和松方正义以一旦无力偿还将危及国家独立而否定。黑田清隆和五代友厚提出一个“复旧”方案：地税的1/4恢复用实物交纳。按此设想，由于用实物交纳的1/4因米价倍涨而倍增为2/4后，政府的地税收入从数字上看便能涨出1/4，等于增税25%。但这一方案被刚从旅欧归来的井上馨以可能招致更大规模的农民“竹枪”暴动而弃用。在井上的理由之中，有两点颇值玩味。其一，他不同意五代友厚讲农民因固定地税、米价倍涨而导致农民生活“奢侈”的说法，认为靠自己劳动改善生活，是“生活质量的进步现象”。其二，他认为佐贺、鹿儿岛等地战乱频发，是因政府“武断地弃旧改新”所招致，政府大量购求船舰、弹药、武器，导致财政恶化，责任全在“工业化派”和士族方面。[20]
    外债方案和地税部分实物交纳方案被相继否定，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有财政政策进行修正。于是，被人们誉为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巨大原因之一的国营企业折价处理方案便应运而生了。由于在笔者所见过的资料中未能见到大久保和大隈等人在殖产兴业之初，便打算日后将其廉价处理给民间的记录；以及后来的产业革命，亦并非由从这种廉价处理之中大获好处的政商们所肇始，故只能认为这种紧缩政策是对殖产兴业的纠正。而这一纠正又必须同所谓“明治14年政变”结合起来分析：“工业化派”的重镇大隈被驱出政府，内部省、工部省、大藏省、开拓使都接到向民间廉价出售亏损企业的政府命令，我们不能不认为，“工业化”派的立国理念及其实践遭受了重大挫折。
    在这种混沌状态中脱颖而出的伊藤博文，以政府的绝对中心者的身份，成为三种立国理念相互排斥相互纠葛局面的终结者。他以紧缩财政代替“工业开发”路线，一方面以涩泽荣一在纺织业的行动而引发的早期产业革命为背景，一方面向陆海军投入由“公债”募集的资金，真正地将“富国”与“强兵”揉合在一起。他于1882-1883年率团渡海前往欧洲，重点在普鲁士进行宪政调查，学习使“皇室大权不坠”之立宪经验及技术；同时，对自由民权运动采取不留情的镇压，坚决堵死了自下而上颁行立宪的可能，并于1889年颁布由他一手设计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将专制与立宪揉合在一起。他以发动日清战争击败昏庸的清朝，最高程度地实现了在三种立国理念政争失败得最为悲惨的士族们的“海外雄飞”之梦。三种立国理念，的确代表了近代日本国家的三个最基本的施政目标，由于它们在适当的时机恰到好处地集合在“合三而一”的绝对权威伊藤博文身上，便变得轻重缓急先后有序。当然，三种理念的实践结果，无论对近代日本还是对近代世界，不如说罪恶大于进步，是不言自喻的。
    注释：
    [1]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厚书房，1966年， 44页。
    [2]土屋乔雄编：《明治初年农民骚扰录》南北书院， 1931年，501页。
    [3][4]色川大吉编：《明治建白书集成》第3卷，筑摩书房，1986年，第581页。
    [5]板垣爱助监修、远山茂树校《自由党史》，岩波文库， 1953年，65页。
    [6]日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三条家文书》， 1974年9月24日。
    [7][8][9][10]木户公传记编纂所《松菊木户公传》下， 明治书院，1564页、1565页、1568页、1569页。
    [11][12]日本史籍协会编：《大久保利通文书》第7卷，东大出版会，1969年，76-76页，80页。
    [13]《松方家文书》，56册，第12号。
    [14]《大久保利通文书》，第6卷，365页。
    [15]井上馨侯传记编纂会编：《世外井上会传》原书房，1968年，613-614页。
    [16]宫内厅编《明治天皇纪》3卷，吉川弘文馆，1969年，414页。
    [17]日本经营史研究会编：《五代友厚传记资料》1卷，251页。
    [18]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大隈文书》，3卷，1958年，336页。
    [19]《福泽谕吉选集》，第10卷，岩波书店，1981年，307-308页。
    [20]前揭《世外井上》3卷，162-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