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艾森豪威尔任内
    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上任以后立即面临着与美国的主要盟国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分歧。英国政府在西欧国家中在禁运方面追随美国最紧，英商要求发展对华贸易关系的呼声也最强烈。1953年3月英国商务部提出的一个报告反映了英商的这种情绪与要求。报告说，既然其他欧洲国家允许它们的商人向中国出售英国政府不允许本国商人卖给中国的货物，那么英国对华禁运的实际效果就“不是不让中国得到这些物资，而是让欧洲大陆上别的国家的商人去做本该由我国商人做的生意”。商务部官员建议政府放松对华贸易控制，只禁运真正的战略物资，而就非战略物资开展对华贸易[②m]。美国政府认为，要加强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的地位，就要加强而不是放松对中国实行禁运。尽管英、法在此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但英国在西亚和非洲正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如在苏伊士运河区与埃及的争议中需要美国支持，法国正陷在印支战争中，处境日趋困难，更离不开美国的援助，因此在对华禁运方面两国都只好追随美国。3月7日，杜勒斯与艾登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美方对一些在英国注册的船只可能向中国转运货物表示极为关注。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同意采取两项新措施：“对于在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注册的船舶实行新的许可证制度，使英国船舶不能载运来自英国的战略物资前往中国”；不让载运战略物资前往中国、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船舶在英国口岸加煤。3月28日，美、法外长会谈结束，两国政府宣布法国将采取类似英国的措施。此后数月中，美国又迫使荷兰、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挪威、意大利和日本采取了同样的航运管制[①n]。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前后，美国政府已经把战后继续实行对华禁运问题提上日程。1953年7月7日和3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2/1、152/2号文件相继出台。在这两个文件中，美国仍然把中国看做“军事侵略者”，并称中国没有因朝鲜战争的结束而“放弃其基本的目标和以武装力量寻求实现其目标的愿望”，因此美国仍然要维持现有的对华禁运，要把对华贸易控制保持在比对苏联及东欧国家严格得多的水平上。美国政府预见到，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的主要盟国将越来越不愿意在对华禁运问题上追随美国，“美国与其主要盟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现有分歧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导致美国与其主要盟国在远东的严重分裂”，为此，美国必须“继续加强努力”，要求盟国继续对中国实行禁运[②n]。
    不出美国所料，朝鲜战争结束后，盟国要求放松对华贸易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1954年3月1日，英国政府致函美国政府，要求大幅度解除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信中指出，贸易管制的办法是在东西方的政治关系日益恶化、战争行将爆发之际确定的。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在贸易方面也需要进行新的战略估量。信中接着列举了需要重新审查贸易管制的因素：1.对苏联集团很快能自给自足的物资及能从别的渠道获得的物资继续实行禁运已失去意义；2.要有效实行禁运必须有各国的积极配合，如果禁运货单上的物资战略意义不明显，便会失去有关国家的政治支持；3.西方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自己急需扩大对外贸易。英国政府认为，国际货单I（军用物资）应当减少，货单II（非军用战略物资）应当取消，英国自己拟了一份货单，希望与美国一起向巴统提出。美国政府既不愿意接受英国方案，又怕完全拒绝会遭到盟国一致的反对，认为可取的办法是对英国提议作重大修改，将其纳入美国政策容许的范围。3月19日，艾森豪威尔致电丘吉尔说，缩减禁运项目是美、英两国共同的目标，但美国不准备在这一方面“这样突然地走得像英国提案所建议的那么远”，并强烈表示，那些具有高度的战争潜力意义的设备与原料必须包括在禁运范围之内。最后他建议，由两国负责官员同法国代表一起具体商谈哪些项目可以解禁[③n]。
    实际上，放松对华禁运的呼声不仅来自盟国。在1953年下半年、1954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内部在此问题上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国防部、国务院及海外行动委员会不赞成放松对华禁运和财政控制。它们认为，没有直接的迫切的经济原因要求美国放松禁运，而为了使巴统中国委员会与联合国维持禁运，美国自己首先不能放松。美国一放松，势必导致巴统及联合国对华贸易控制的松懈，那将使美国在为解决远东问题而与中国即将进行的谈判中的地位变得更加困难。它们还担心，放松对中日贸易的控制将最终导致日本承认共产党中国。因此，它们建议：1.美国自己不能放松禁运与控制，但为了宣传与外交的目的对个别商品可以个案处理；2.日本的贸易控制可以从现有水平逐渐解禁，但仍应高于巴统中国委员会的限制；3.巴统中国委员会的对华贸易控制及联合国1951年5月28日决议要尽量设法维持[①o]。
    商业部及艾森豪威尔本人倾向于放松对华禁运。他们认为，对中国实行比对苏联更严格的贸易控制，既不能收到应有效果--中国可以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转口得到从美国得不到的物资，又不利于削弱中苏同盟，而对华贸易本应成为分化中苏同盟的“十分有用的工具”。他们认为只要美国能得到“纯利”，把喷气式飞机卖给中国也可以考虑。放松对中日贸易的控制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可以减少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也可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财政依赖。自由世界扩大对华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要拦也拦不住；而美国把自己的对华禁运置于国际普遍同意的水平，恰恰表示美国“政策的灵活性及在多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行事的愿望，这有利于巩固自由世界的团结”。他们建议：1.美国对华禁运降到巴统的程度；2.日本对华贸易控制降到巴统的程度；3.抵制把对华出口降到巴统现行水平以下的做法；4.改变现行对外国资产的管理办法，允许进口原产地为中国的产品；5.相应改变现行的船舶航运及加煤的管理办法[②o]。
    但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对于放松对华禁运仍然十分不利。朝鲜战争虽然结束，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仍未消减，麦卡锡主义仍然支配着美国政治。国会中虽然共和党享有微弱的优势，但共和党内的意见并不一致；实际上，一些共和党议员，如诺兰（WilliamKnowland）向来是最敌视中国新政权的，他们的主张在当时也使艾森豪威尔感到十分头疼[③o]。在这种情况下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最保险的做法自然是维持现状。
    1954年下半年台湾海峡局势趋于紧张，这使美国政府内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阵容增强，原先倾向于放松对华禁运的商业部，这时甚至与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起主张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更全面、更有效的禁运以防向中国转动物资，对不遵守对华贸易限制的国家加以惩罚，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加以额外控制和限制[④o]。
    但盟国为各自利益计越来越不愿意在对华禁运方面追随美国。11月29日，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卡里加尔维（ThorstenV.Kalijarvi）向杜勒斯报告说，在8月中旬于巴黎举行的经济防务官员会议上，美国因坚持在贸易控制问题上对中国与苏联集团的欧洲部分实行双重的标准而“越来越显得孤立，并使美国在其他事情上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受到损害”。会议指出，过去对中国实行的较对苏联及东欧国家更严厉的贸易禁运收效甚微，美国应在全面评价其对华政策的前提下立即重新审视其对华贸易政策[①p]。
    美国政府对盟国的离心倾向不能不闻不问，在8月到12月的数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反复讨论了对华禁运问题，但艾森豪威尔政府终于下不了决心放松对华禁运。1955年1月4日，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名为《现今美国对远东的政策》的报告，作为这些会议的总结。报告的要点是：1.美国对中国现行的出口、进口和财政控制应继续保持；2.敦促“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保持现行的对华出口控制，为使其他国家继续保持现行禁运水平而进行的对个案问题的日常处理不应损害多边的禁运；3.一旦上述政策严重影响盟国关系，或导致盟国因与中国的贸易需要而与苏联集团和解，国务卿应立即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便考虑采取适当措施。这一报告在次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通过[②p]。这样，尽管美国的盟国不断提出解禁的要求，尽管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美国这一极其僵化的政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一直保持了下来，即便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能使美国的政策有多少松动。美国对华贸易禁运一直到1971年4月，即基辛格秘密访华前3个月才取消。
    注释：
    ①a“AchesontotheNationalSecurityCouncil,Feb28,1949”,RG59,RecordsofPolicyPlanningStaff,Box13,NationalArchives,Washington,D.C.
    ②aTheU.S.StateDepartment,ed.,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Papers（hereafterFRUS），1949,Vol.9（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76），pp.826-834.
    ③aFRUS,1949,Vol.9,p.842.
    ④aFRUS,1949,Vol.9,pp.834-840.
    ①bYokoYasuhara,“Japan,CommunistChina,andExportControlsinAsia,1948-1952~,DiplomaticHistory,Vol.10,No.1,Winter1986,p.79;FRUS,1949,Vol.9,pp.880-881.
    ②bFRUS,1949,Vol.9,pp.878,889-896.
    ③bFRUS,1949,Vol.9,p.833.
    ④b”NSC48/2:ThePositionoftheUnitedStateswithRespecttoAsia,December30,1949“,ThomasH.EtzoldandJohnL.Gaddis,eds.,Containment:DocumentsonAmericanStrategyandPolicy,1945-1950（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8），p.274.
    ⑤bDiplomaticHistory,Vol.10,No.1,p.81.
    ①cDiplomaticHistory,Vol.10,No.1,pp.82-83.
    ②cFRUS,1950,Vol.6（GPO,1976），pp.625-626.
    ③cFRUS,1950,Vol.6,p.638.
    ④cFRUS,1950,Vol.6,pp.626-627.
    ①d沙勒尔至甘尼尔，1951年1月18日，见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123页。
    ②dFRUS,1950,Vol.6,pp.640,644,650,651,656-657.巴统的I、II号国际货单分别与美国的1A、1B货单相似，只是范围比后者稍窄。
    ③dFRUS,1950,Vol.6,pp.655-656.如法国表示尚未做好行政安排；荷兰表示中、朝两国情况不同，应有所区别；加拿大认为石油禁运应当公开实行，等等。
    ④dFRUS,1950,Vol.6,pp.672-673,674,682-683;《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320页。
    ①e《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352、358-359页。
    ②e《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391页；FRUS,1951,Vol.7（GPO,1983），P.1893。
    ③eFRUS,1951,Vol.7,pp.1916-1917.
    ④eFRUS,1951,Vol.7,pp.1921,1956.
    ①fFRUS,1951,Vol.7,pp.1924,1936-1938,1950,1975,1933.
    ②fFRUS,1951,Vol.1（GPO,1979），pp.1059-1064.
    ③fFRUS,1951,Vol.7,pp.1952,1958-1959,2054.
    ④fFRUS,1951,Vol.7,pp.1964-1965.
    ⑤fFRUS,1951,Vol.7,pp.1971,1973.
    ①gFRUS,1951,Vol.7,pp.1979,1983,1981.
    ②gFRUS,1951,Vol.7,pp.1988-198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460-461页。
    ③g《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475-476页。联合国宪章第5章第24条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赋予安理会，该条第2款还授予安理会以”特定权力“以履行这一责任。宪章第7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中载有关于禁运问题的规定，但该章13个条文只提到安理会，没有提到大会。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2、45-47页。美国绕开安理会，直接提交大会作出决议，故被指称为侵越安理会权限。
    ④g《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632页。后来增加到45个国家，见同书第1115页。
    ⑤g《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1378页。
    ①h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以下简作《对外贸易》），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58、461、465、471、476等页。
    ②h《对外贸易》，第472页。
    ①i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页。
    ②i《对外贸易》，第470-474页。
    ③i《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616页。
    ①jFRUS,1952-1954,Vol.14（GPO,1985），pp.2,5-8.
    ②jFRUS,1952-1954,Vol.14,p.19.
    ③j《新华月报》1952年4月号，第166-171页，5月号，第140页；《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第22页；石井修：《五十年代对华贸易封锁及美国对盟国关系的处理--以日本为例》，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合编《”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现代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林连德编著《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作49国与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王和英、武心娟、舒玉敏、许明月合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大事记》作42个国家、450名代表与会，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确切国家及代表数待考。
    ①k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5、19、27页。但据日本海关统计，1952年两国贸易总额为1500万美元，其中日本出口1400万美元，见第27页；DiplomaticHistory.Vol.10,No.1,p.85.
    ②kDiplomaticHistory,pp.85-86;《论文集》，第228页。
    ③k《论文集》，第228页；FRUS,1952-1954,Vol.14,p.1292。
    ①lFRUS,1952-1954,Vol.14,pp.1292-1294,1332,1382.
    ②l《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第29页。
    ①m《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第2-12页。
    ②mJamesTuck-HongTang:British‘sEncounterwithRevolutionaryChina,1949-1954（St.Martin’sPress,1992），p.163.
    ①nFRUS,1952-1954,Vol.6,pp.901-90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1103、1381-1382页。
    ②nFRUS,1952-1954,Vol.14,1,pp.238-240.
    ③nFRUS,1952-1954,Vol.1,pp.1082-1084,1103-1107,1119-1120.
    ①oFRUS,1952-1954,Vol.14,pp.268,373-376.
    ②oFRUS,1952-1954,Vol.14,pp.268-269,373-376.
    ③oFRUS,1956,Vol.1,p.1106.
    ④oFRUS,1952-1954,Vol.14,pp.916-917.
    ①pFRUS,1952-1954,Vol.14,pp.957-958.
    ②pFRUS,1955-1957,Vol.2（GPO,1986），p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