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过秦的短暂过渡，喧赫一世的大汉王朝建立了。
    由于秦代肆意焚毁文化典籍，汉文化需要在“朽木粪墙”的基础上“解弦更张”、重新构建，这就为各种思想流派的自由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汉初君臣多出于平民，他们对自己一向熟悉的巫术文化当然情有独钟、所以，高祖一即位就在长安置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南山巫，掌祠天地、东君、云中君、九天、河水、南山等及称为巫社、巫族人的古巫之神。文帝虽曾下诏禁止“秘祝移过于下”，但却同样相信巫人能使“日却复中”、“人主延寿”之类的把戏，甚至与政治家贾谊谈论时，他也“不问苍生问鬼神”。景帝宫有秘戏，初以巫医见信，后官拜郎中令的周仁常常参与，这种“秘戏”大约也与巫术活动密切相关。至于武帝，他对于巫术的醉迷则更有甚于乃父、乃祖。
    武帝的外祖母出身微贱，认为女儿能当上皇后，全是自己迷信的一位长陵女巫施巫的结果，于是便把这个号为神君的女巫介绍给外孙，武帝“厚礼之”，置神君于上林苑蹄氏观，随时请教疑难〔5〕。
    不久，宫中又来了“善为巧发奇中”的李少君，向皇上传授祠灶、却老、使物的“好方”。物指鬼物，少君能驱使之，其法力之大自可想见。但不知何因，这位自诩能益寿、不死的老巫师竟终于病死了，“天子以为化去”，专门指派黄锤史宽舒“修其遗方”。
    过了些时，又有“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适逢王夫人新亡，“上思念不已”，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作法，武帝“遥望见好女如王夫人之貌”，却“又不得就视”，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6〕但这次作法毕竟是“成功”了，武帝感激少翁，便拜他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谁料后来少翁自已炮制一幅帛书塞入牛腹，又欺骗天子说：“此牛腹中有奇”。杀牛得书，恰巧天子认得是他的笔迹，当场露了饀，于是，一度颇受宠信的文成将军就以欺君罔上的罪名被拉去斩首。
    文成死后的第二年，武帝染重病于鼎湖宫，“巫医无所不致”，均不见效。最后，游水人发根所荐的上郡大巫用降下鬼神的法术使天子康复，天子大喜，乃与上郡巫会甘泉宫，大赦天下，并置巫神于宫中，以巫者为中介，与神对话。这巫神时去时来，来即“居室帷中”，人但闻其言，非可得见，声音“与人音等”，其所语，也“世俗之所知”，“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每次都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郑重其事地加以宝藏。其实，所谓巫神，很可能也是一位大巫师，只不过他躲在幕后，轻易不肯露出真面目。
    武帝既诛文成，又惜其方不尽而早死，颇有悔意，刚好有乐成侯丁义“上书言栾大”。武帝听说这栾大与文成同师，便立即召见，让他先表演小方斗棋，棋子果然能在棋局上自相触击。栾大自吹，运用他的法术，“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这怎能不使人感到兴奋与鼓舞呢？于是，武帝先后拜他为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封为乐通侯，并以卫长公主妻之，指望他真能帮助自己成就几件大事，不料栾大每夜“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常是“神未至，而百鬼集焉”，治装赴东海求仙，又不敢入海，只在泰山转一圈就回来了，这一切都被皇家的密探随验考实，五利最后也同文成一样，落了个砍头的下场。
    巫术的手段还常被武帝运用在军事上，如伐南越时，他命人用牡荆画幡，作成灵旗，指所伐国。太初元年，他又让丁夫人和雒阳虞初等“以方祠匈奴、大宛”，这套作法与苌弘的“设射貍首”，宋王偃的“为木人像诸侯而射其面”等如出一辙，都属于诅咒巫术的范畴。
    从典籍可知，古代的巫师都能通天。其通天的方法一是降神附体，巫师代表鬼神发言，一是过阴，巫师的灵魂去找鬼神，通天的阶梯则是神山或神树。以这一传之久远的文化现象为素材，战国秦汉间逐渐形成了神仙思想。武帝一生中前后使人入海求仙无数次，又东封泰山，西登崆峒，候神于太室，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通天茎台之属甚众，表示极欲效黄帝乘龙上天，接神仙蓬莱士，究其根源，这也是他身上深深刻有巫术文化烙印的表现。
    同皇帝相比，后妃及其他贵族对巫术的偏爱也毫不逊色。据史、汉两书记载，为巫蛊祝诅他人或皇上的就有景帝妃栗姬、孝武陈皇后、孝成许皇后姊平刚夫人谒、丞相公孙贺、刘屈氂及公孙贺子公敬声，被怀疑进行巫蛊活动的又有戾太子、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长平侯卫伉、孝成许皇后、班倢伃中山冯太后等。正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女巫往来宫中”、“每屋辄埋术人”的情况，所以武帝晚年竟“以为左右皆蛊道祝诅”，乃令江充“穷治其事”，以至于使江充抓到了挟私报复的机会，掘蛊太子宫，终于酿成了武帝骨肉相残的悲剧。〔7〕西汉所谓的蛊道主要是指将木偶埋于土中或用针刺治来对仇家施以咒术，这种方法直到近世也还为巫师所沿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楚越之俗多“信巫鬼”，汉代南方几个诸侯王国的宫廷，也俨然成了巫师荟萃的另一中心，事迹皎然明著者当推淮南、江都和广陵。淮南王安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其众，又有中篇八卷”，《内书》即今本《淮南子》，《外书》应包括《史记·龟策传》所记的《万毕石朱方》，《隋书·经籍志》所记的《淮南万毕术》、《淮南变化术》等，中篇八卷或者就是宣帝时由刘向所献的《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很像一部记录巫术活动的专书，集于淮南的方术之士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巫师。江都王建治吴故地，国近淮南，也“信巫祝”，常“使人祷祠妄言”。两王都于武帝时因谋反等罪名自刭。至于昭帝，又有广陵王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觎心，乃迎女巫李须等使下神祝诅。会昭帝崩，胥曰：“女须良巫也”，公开杀牛塞祷，搞得沸沸扬扬。及昌邑王征，复使巫祝诅之，宣帝即位，祝诅如前。而不肯稍辍，直到篡位阴谋败露，终无所悟，可谓中毒至深。
    除直接进行巫术活动外，巫术的原理还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为载体，渗透到了汉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礼记·月令》全抄《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差别仅有“三五字”，《淮南子·时则训》也录十二纪纪首而变更较多，董仲舒则有意识地发展十二纪，并“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提出了“人之所为”均“与天地流通往来相应”的一套大理论，这样，包含在十二纪纪首中的依照巫术相似律进行模拟的“遗意”，又在不断改头换面之后，广为流布起来。
    而且，汉人实践理论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十二纪纪首按一年四时十二月规范了天子应住的房屋、应坐车马、应穿的衣服、应用的饮食器具、应从事的祭祀及政事活动等，当时是否有人照办，尚不得而知，而高祖刘邦一即位，就“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于是，萧何、周昌、王陵、叔孙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乃令“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使衣服礼物朝祭百事不得淆乱。文帝时，政事稍“非时节”，晁错即“奏言其状”，以纠其谬。宣帝时，魏相又“数表采《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请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天子所当职，以“和阴阳，顺四时”，上纳用焉（《汉书·魏相传》）。成帝时，鉴于“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所奏请多违时政”的情况，特下诏要求政府官员“务顺四时月令”（《汉书·成帝纪》）。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十二纪纪首对天子的要求是到汉代才真正落到了实处。这可能又与汉初皇帝熟悉民间文化有密切关系，因为十二纪纪首及《月令》、《时则训》的规定无非是借用顺势巫术的作法以感天，而巫术文化的根基正是深植于民间的。
    因汉人确信“政治感阴阳，犹铁炭之低卬”〈%《汉书·李寻传》。师古注引孟康说曰：“《天文志》云：悬土炭也，以铁易土耳。先冬夏至，悬铁炭于衡，各一端，令适停。冬，阴气至，炭仰而铁低。夏，阳气至，炭低而铁仰。以此候二至也。”%〉，其效可立见，故朝廷重臣均以“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为要务。文帝曾问左丞相陈平“一岁决狱几何”、“钱谷出入几何”，陈平对以“有主者”，意谓此皆非己之所职（《史记·陈丞相世家》）。宣帝时，丙吉为相，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逢人逐牛，牛喘吐舌”，乃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汉书·丙吉传》）像陈平、丙吉这样的宰相都被时人誉为“知大体”，其实，他们不过是对已融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中的巫术原理领会得十分透彻罢了。
    董仲舒以精辟阐发交感理论的“天人三策”受到武帝的赏识，却因“为人廉直”而未能登上公卿大位，但他也未就此忘记自己“理阴阳”的责任。在作江都王相和膠西王相时，他都“以《春秋》灵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每逢求雨，即令人“闭诸阳，纵诸阴”，即关掉南门、禁止举火，大开北门、且用水洒人等，其情景或者竟与傣族的泼水节相以。鉴于龙出现时，便有风雨兴起，因此他也常设土龙以收“感气之效”。至于止雨，则又反其道而行之。由于他曾以“三年不窥园”的精神进行探究，其学极专，所以，用他的办法“行之一国”，居然“未尝不得所欲”〔8〕。
    像董仲舒这样注重“理阴阳”的地方官，汉代想必还有不少。他们相信，杀死属于金畜的狗，就等于杀死了五行中与木气相尅的金气，具有“抑金扶木”的作用，可以使春天顺利地过渡到属于火的夏天，所以便在季春三月令民于“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他们相信将与十二月（丑月）相关的丑牛出之于外，具有驱阴助阳的作用，可以使寒冷尽快过去，并为新春开道，所以便于季冬十二月令民“出土牛以送寒气”。仔细分析，这都与董仲舒“闭诸阳，纵诸阴”或“闭诸阴，纵诸阳”的办法如出一辙。
    在北欧，每逢五朔节，总有两队骑马的年轻人互相对峙，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两队中，一队由穿皮衣的冬天代表者领导，他扔下雪球和冰块，以延长寒冷，另一队则由披新鲜树叶和花卉的夏天代表者指挥。这种假斗每次都以冬败夏胜而告终。在日本，人们正月间的迎春习俗中，有刺杀属于“介虫”、象征水气和冬天的蟹，穿成蟹串、插于门外的作法。在老挝，苗族人为了于除夕的傍晚顺利实现辞旧迎新，就一边向西边天空的夕阳开枪，一边在广场中央竖立一株带绿叶的树，并在树旁轮番跳起欢快的舞。居住在东南非洲迪拉果阿湾的班图黑人部落的巴龙加人，在需要求雨时，就让妇女从一口水井走到另一口水井，将堆积于其中的泥土和污垢清理干净。新不列颠的苏尔卡人则把烧红的石头和热灰扔向空中以止雨。瓜畦岛上的农夫为了让稻子上饱浆，竟带着他的妻子，夜间专门到田间去过性生活……等等〔9〕看来，全世界各民族都曾在长时间内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巫术原理的驱动，指望用种种模拟动作的表演来达到真实的目的，那么，我们认为汉代文化也曾受到巫术文化的深刻影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近年，有人强调西汉文化源于楚文化，其实，倒不如说她是源之于民间更为妥当。因为从植根干民间的原始巫术，到邹衍“按往旧造说”的阴阳五行，再到《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其间发展的轨迹十分清晰，而堪称巫术文化渊薮的地区则不仅有楚，而且有“言与行谬，虚诈不情”的齐，好“为方仙道”、“依于鬼神之事”的燕，和“其俗巫鬼”的陈地等等（《史记·封禅书》、《汉书·地理志》）。过于强调某一地区文化的影响力，西汉文化的民间性就被抹杀了。
    当然，西汉文化民间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如庙堂之乐不用雅乐、而用郑卫之声便又是一例〔10〕，因篇幅有限，难于一一涉及，当俟来日另为专文以论之。
    注释：
    〔1〕《左传》昭公十七年，桓公六年。
    〔2〕此说虽以《淮南子·天文训》表述得最清楚，但反映的却可能是早期阴阳家的思想。
    〔3〕参徐复观：《先秦儒家思想发展中的转折及天的哲学大系统的建立》，见《两汉思想史》（中册），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
    〔4〕《吕氏春秋·应同篇》，吕书十二纪按阴阳家思想编排，其他还有一些篇章记录了阴阳学说，《应同》即其中之一。
    〔5〕《史记·封禅书》，以下关于武帝巫术活动的记录、多见于此篇。
    〔6〕《史记·封禅书》伤王夫人，《汉书·外戚传》作李夫人。据《史记余注考证》，应以作王夫人为是。
    〔7〕见《史记·外戚传》、《汉书·外戚传》、《公孙贺传》、《江充传》、《刘屈氂传》、《武五子传》等。
    〔8〕《汉书·董仲舒传》、《论衡·乱龙篇》、《龙虚篇》。
    〔9〕见《金枝》、《原始思维》和吉野裕子所著《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后一本书于1989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10〕《汉书·礼乐志》曰：西汉天子“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又曰：“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