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的明史学研撰热潮中，吴地常熟有两位学者受人瞩目，一个是钱谦益，另一个是许重熙。两人是同辈，是朋友。他俩的社会地位悬殊很大（钱氏官至礼部侍郎，为一代文豪；许氏终身未仕，是个穷知识分子），但在当时明史界的影响却不相上下。清顺治十一年（1654）前后，史家吴炎给钱牧斋写信，称钱氏“当今之世，历事圣朝，为天下斯文宗主，又留意生事，纂述成书，老成典型，孰有如阁下者”，而称许氏则曰“贵乡许子洽，高年笃学，诚不世士也。”（注：吴炎：《吴赤溟先生集·上钱牧斋书》，《国粹丛书》第二集。）弦外之意，当时的明史界，钱牧斋可坐头把交椅，而许重熙则是老二。吴炎是清初一位十分有才华的青年史家，心气很高，一般史家根本不在他眼中。许氏能得到吴炎如此的高评，说明许氏确如康熙《常熟县志》所言，“以史学著当世”（注：康熙《常熟县志》卷20《许重熙传》。），是一位有水平的史家。钱、许两人在清乾隆年间的命运相同，钱氏以降清失节一事，许氏以《宪章外史续编》语多诋清，著作全部打入禁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录两人一部书。近代以后，两人的遭遇开始有别，钱氏凭其博学，逐渐得到学人们的肯定（注：笔者有《牧斋史学新探》，即将刊于《太湖历史文化论集》（'97太湖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但许氏则不受人注目，他的大量史著中，仅《宪章外史续编》出了影印本（注：有台湾《清代禁毁书丛刊》第一辑本，大陆《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影印本。）；论文则一篇也未见。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今特据笔者多年积累的有关材料，对许氏生平与著述情况，作一勾勒，以期引起世人的重视。
    一、许重熙：湮没已久的历史踪迹
    许重熙，字子洽，晚号东村八十一老农（注：徐红岚：《宪章外史续编出版说明》，见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本。），江苏常熟人。 生年不详。 考许氏和钱牧斋是同辈人，则约生于万历十年（1582）前后。
    许氏出身低微。祖上仗爷爷许河做过上蔡知县。早年生活，自言“予不佞，少长田野，本无懿资。自童子时，口吃、性简，不便人间酬对，终日向隅寂坐。原不知书，涉览而已。贫无藏籍，悠悠数载。初学为农，稼穑不分，安问耕耨。水田一顷，岁岁告凶，宗族付为弃物。俗趋所迫，几成痼疾。同人招我，乃游是中”（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
    万历三十九年（1611），为邑诸生，“始隶士籍”。“感念知己，沉首帖括，妄其一当”（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可惜，以后的科试很不顺。
    万历四十三年（1615）夏、秋间，“朋辈群从，黍京师”（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丁内忧后，到江西游学。过临川，拜大戏剧家汤显祖为师。受汤氏之托，钞其所著古文以归，集为十卷，是为《汤义仍先生文集》，序题“吴郡门人许重熙撰”。钱牧斋也作序（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31《汤义仍先生文集序》。）。
    同年，又到南昌，谒拜明宗室学问家朱谋（1550-1624）。朱氏“贯串经史，博览群籍，通晓本朝掌故”（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宁藩中尉贞静先生谋》。），著作据说有上百种。从明代史学史的角度看，朱谋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人物。他精通明史，曾想修一部明史，后未成，“粗有纂述，多所是正”（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宁藩中尉贞静先生谋》。）。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完成不了修史任务，于是将希望寄托到年青身上。许重熙即是他意想中的薪火传人之一，另一个则是钱牧斋。许氏过南昌，谒朱氏于府第。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纵谈夜半，予不胜意痒”（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这次交谈，奠定了许氏以后的治学方向。以前，他该做些什么，似乎并不清晰，和朱氏长谈后，他便决心在当代史方面一展身手。
    许氏离开朱谋后，回到了常熟。当时，钱牧斋罢官在家。他正在修明史，故家中蓄有十分丰富的明史资料。其中，有一套不易见的《明实录》、邸报。因志趣相投，许氏常到钱氏的绛云楼借读，“得尽读本朝实录”（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这为许氏撰史提供了方便。于是，“检点旧事，拟撰文表”（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
    《大臣年表》是“六表”中最先完成的一种表。自言“万历诸公，稽考不备，犹未卒业。郁仪（即朱谋）贻书督我，遂因受之（即钱谦益），草次成编”。“有悦之者，私取梓焉”（注：许重熙：《大臣年表·自识》。）。考《自序》后题“万历丁巳春望吴郡许重熙子洽序”，则初刊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凡十六卷。
    许氏出生于一个贫无藏书的家庭，亲朋中也无学人，但他的走天下路、读万卷书的精神，弥补了这个缺陷。史称他“数游京师、金陵、维扬、匡庐间诸藏书家，得遍识其书；商订典籍”，“学益博，识高古”（注：康熙《常熟县志》卷20《许重熙传》。），逐渐成为一个著名学者。
    天启七年（1627），加入应社。
    崇祯二年，与修《苏州府志》（此志今不存），《大臣年表》成再订本。黄宗羲称，此年，他在陈继儒家中“遇许子洽，有《明馆阁九卿表》，初成，见之以为奇书”（注：黄宗羲：《补历代史表序》。）。考《千顷堂书目》作十六卷，起洪武，迄天启七年，则可能就是这个本子。
    崇祯六年（1633），他对《大臣年表》又作了续补，下迄崇祯五年，共十八卷，是为三刻本。今上海图书馆本《国朝殿阁部院大臣年表》，即为十八卷本，凡二册，卷首有《自序》、《自识》、《凡例》。《自识》不标年月，疑为崇祯初年所写。
    崇祯六年十月后，许重熙着手《宪章外史续编》的撰写。《自序》后题“崇祯六年癸酉重九日吏部候选监生臣许重熙述”。书中每卷卷首题“太学生臣许重熙编次”。崇祯九年，《宪章外史续编》刊成，流入社会，一时引起舆论的大哗。
    许氏是一个在野普通知识分子，没什么利益顾忌，出自一个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心，对晚明史上的一些人和事作了大胆的怀疑与批评。如言刘伯温非渡江勋旧，袭封出乡之推戴。嘉靖十年（1531）六月，朝廷从唐龙议，以刘基配享太庙，子孙嗣袭伯爵。许重熙很有看法，称“开国文臣，最先幕府。从渡江者，李善长……渡江后，有陶安……又六载，下浙东，乃得宋濂、刘基、叶琛、章溢。大封时，善长位上公，比萧何。而子房、孔明之称，先广洋、后基。考基为石抹宜孙幕官。宜孙死，乃归附”（注：《宪章外史续编》卷2。）。 还对附着刘基身上的种种传说进行了驳斥。又称叶向高谥忠似谬，方德谥正似丑，“朝论韪之”（注：《明季甲乙汇略》。）。特别是否定刘基伯爵说，直接触怒了刘基后裔诚意伯刘孔昭，刘氏准备向许氏开刀。许氏上司、祭酒倪元璐“争之”（注：乾隆《苏州府志》卷63《许重熙传》。），出面替学生说话。碰巧，首辅温体仁怕祭酒倪元璐入阁，“必欲逐之而后快”，苦于“言路、部僚，莫有应者”（注：文秉：《烈皇小识》卷4 。）。刘、倪的交恶，为温体仁创造了条件。温以京营戎政之职为诱饵，唆使刘孔昭弹劾倪元璐。刘氏为得此职，借倪氏锢妻一事，弹劾倪元璐，附带也告了许重熙一状，称书生妄言国事，“居下讪上，实录未成，而《五朝注略》先刊行世”（注：《千顷堂书目》卷4。）。 又将参校《五朝注略》一书的七十五个人全称作东林党。温体仁暗中拟旨，要求追究下去。但崇祯帝不同意，仅下旨“倪元璐冠带闲住去，许重熙革去衣巾，书板追毁”（注：文秉：《烈皇小识》卷4 。）。一个书生，竟因一本书，稀里糊涂地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连太学生的资格也给革去了，政治生命算是结束了。不过，书板虽是毁了。但书照样播行。只是对有争议部分作了挖改而已，今所传《宪章外史续编》无参阅姓氏，于刘基、叶向高下有挖掉的痕迹可证。
    崇祯十四年（1641），时周延儒当国，不知怎么，他想启用许重熙，“令所亲敦请七日”（注：康熙《常熟县志》卷20《许重熙传》。）。许氏通过那次事件，已害怕官场，自然拒绝了应召。
    崇祯十六年，钱牧斋刻《太祖实录辩证》时，于丁普郎一事，称“此邦有许生重熙，好谈国朝典故。尝为余言‘韩成诳汉事，诬也’。余因许生言，为著其始末如此”（注：《牧斋初学集》卷102。）。
    清顺治初年，许氏又作《明季甲乙两年汇略》二卷，今北京图书馆有清初刻本一册，赵之谦跋。吴炎基本肯定是书，但有些不同看法，“然其所著《两年事略》纪王之明一案，及杨维垣死事，恐不无爱憎，未能为一时定论。鲰生晚出，亦未敢遽信”（注：吴炎：《吴赤溟先生集·上钱牧斋书》，《国粹丛书》第二集。）。
    又撰《江阴守城记》（今收入台湾《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末有“江阴野史曰：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时为之语曰：‘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顺治年间，许氏主要从事宋史与上古史的研究。于上古有《遽古通略》（又称《历代通略》）五卷二册。于宋史，有《宋史增定新（类）编》。还协助钱士升编《南宋书》。钱士升是许氏晚年的知交，故需作几句介绍。钱士升（1575-1651）字抑之，浙江嘉善人。万历进士，崇祯前期，官至大学士；崇祯九年后致仕。钱氏喜史学，家中蓄有不少史籍，如有一套《明实录》。谈迁作《国榷》第二稿，曾雇人到钱氏家抄录。钱氏有《皇明表忠记》、《南宋书》。作《南宋书》时，“门下士”许重熙帮了不少忙，每卷赞语就是许氏执笔写的。清代嘉庆间，席沙臣刻《南宋书》时，称“许君，邑人，博学有史才，著述甚富。相国（士升）为是书，多其赞助之为云”（注：席沙臣：《南宋书序》。）。周中孚读《南宋书》后，称“其赞为吴县许（重熙）撰，亦详略得中。盖许氏亦尝助抑之，共成是书者也”（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18《南宋书》条。）。顺治八年钱士升卒后，许重熙又帮助整理文集，撰《赐余堂年谱》，附钱氏《赐余堂集》后。
    临终前，又撰《舆地分合指掌国》，未竟而卒。卒年不详，县志称“年七十八，灯下蝇头细书《舆地分合指掌图》，未竟卒”（注：康熙《常熟县志》卷20《许重熙传》。）。但晚年自号“东村八十一老农”，不知孰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许氏卒于顺治末年或康熙初年。
    许氏除史学著作外，另有文集《缀离草》、《旅寄轩稿》、《许子洽小草》，惜今已佚。
    子许嘉祐，字宜生，博学，不应举，学者多叩质焉，著《语语集》（注：《重修常昭合志》卷30《许重熙传》附录。）。从这里也可见许氏晚年是个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