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敛财政策的负面影响
    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在支持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拓展疆域，扩大对外交往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正面效应，并且也满足了汉武帝作为封建皇朝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生活享受欲望，实现了当初制定决策的初衷。但同时这些政策也给西汉社会以及后续时代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以下从四个方面作一简要述评。
    其一，培植出了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及社会阶层。汉武帝在选拔官吏上，特别是高级官吏上有一条非常明确的标准，即凡是支持他内兴功作，处事四夷国策而又能为他敛财的人，不管此人过去是作什么的，必定委以高官，授以厚禄。汉武帝选择大盐铁商人东部咸阳、孔仅主持盐铁官营；任用善于理财的宫廷侍中桑弘羊任大司农。畜牧主卜式因拥护汉武帝征伐匈奴且捐钱物佐国家之急，便被封官加爵，赏赐钱财，而当卜式对盐铁官营有微词时则立即贬官。大农令颜异不过对皮币作用不甚理解，说了几句不同意见，在武帝默许之下，丞相张汤就公报私仇将其处死。如此，造成高级官员无人再敢对敛财政策有任何非议，“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这样就无法避免敛财政策的负面影响。中下级吏员官僚则通过“入粟补官”，“入财者得补郎”，使得官员成分杂乱，导致吏治腐败。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们在为帝室、朝廷敛财的过程中，利用手中权力纷纷“坐市列肆，贩物求利，”（《史记·平准书》）趁机中饱私囊。正如董仲舒所说，各级官吏们“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汉书·董仲舒传》）他们“自市，则吏容奸”，“县官猥发，阖门擅市。”于是垄断市场，吏商勾结，巧取豪夺，造成“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奢僭之道著，自利官之役，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教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鹜，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财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紵，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盐铁论·刺权》。这些新贵们比旧日的盐铁私商更要富有。同时出现了上行下效的情景：“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盐铁论·地广》）“长吏厉诸小吏，小吏厉诸万姓，”（《盐铁论·疾贫》）这种官、商、地主三位一体的集团最大特点就是“其贪而无厌也”（《盐铁论·疾贫》）。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确实打击了部分“不佐国家之急”的大商人，但是却扶植出这样一批更贪婪的官商阶层，从这个阶层中将要滋生出更大的豪强地主兼官僚，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这一点。西汉后期的豪族皆出自公卿，他们对百姓的压榨是极其残酷的。可悲的是，自汉武帝始，历朝历代都承继了这官商一体的传统，由此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业永远附属于官僚集团的状态。
    其二，某些政策本身的局限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最突出的例子当推盐铁官营。盐铁官营，除了可以给政府带来丰富的财源外，还应当说能在更广更深的程度上提高盐铁的生产能力，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铁器的应用。但是汉武帝时期的官营冶铁业中，所使用的劳动者是卒、徒。他们作为被政府征发的服役者而被迫出卖劳动力，谈不上什么生产积极性。由于是官商，独家垄断，没有竞争，则必然造成盐铁生产中只追求数量，不求质量，不问社会实际需求而品种单一，而且是质次价高。正如《盐铁论·水旱》中贤良所说：“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盐铁贾贵，百姓不便”，“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而且这种质次价昂的铁器还不好买：“吏数不在，器难得”。“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如此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耨淡食”，破坏生产力。
    同时大规模的冶铁，又不讲成本核算，不改进技术，只是一味向自然索取，必然加速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元帝时御史大夫贡禹曾就大规模地攻山取铜铁，指出：“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减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汉书·贡禹传》）他的这个见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三，盐铁官营及均输平准在具体执行中的失误及错误导致西汉流民增加。盐铁官营之前，大盐铁商人所雇佣的劳力多是：“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盐铁论·复古》）即多是破产农民。现在官营，所使用的劳力是卒、徒“……诸铁官皆罗直吏卒徒，攻山取钢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汉书·贡禹传》）征发正在田中劳作的农民去服徭役炼铁铜，铸铁器铜钱。倘若一个中等劳力可供七个人的粮食，那么就将造成“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汉书·贡禹传》）然而受饥的农户还要上缴各种赋税口算，不堪劳苦必然逃亡，逃亡后又没有出路。而未逃亡的还要承担逃亡者的赋税，正所谓：“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代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虚。”（《盐铁论·未通》）若官营冶铁也以收留破产流亡农民为主，则就会减少流民，保护农业生产力。这种征发徭役以支持官营冶铁业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
    均输平准本来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执行这些政策的官吏尽是些“入粟补官”者，他们手中一旦掌权便和豪民商贾勾结，造成“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盐铁论·本议》）这种没有监督机制下的均输平准，久而久之就流于形式，变成了贪官奸商一体操纵运输及商品流通市场，导致小农经济加速破坏，农民被迫流亡。综合以上各种社会因素，到武帝后期，确实破产农民增加，流民剧增，直至西汉末期始终未绝。种种敛财政策并未实现桑弘羊所预期的“建本抑末”的良好愿望。
    其四，以敛财为原则的法律标准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正常商业萎缩，奸商横行，罪犯霸道。为了惩罚偷税漏税的不法商人，施告缗令，本无可厚非。但告缗过多过滥，造成中家以上大部分破产，虽然沉重打击了不法之人，但是也造成“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史记·平准书》）告缗造成影响百业的生产，造成人们宁肯吃光喝光也不进行再生产，实在是始料所不及的。小商小贩也要停业，造成商业的萎缩。这时候作为决策者本该调整告缗令，比如惩罚不法商人不一定非要其破产而可视违法情节轻重量刑等。但是汉武帝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入粟不告缗”，“养马输边除告缗。”这就完全是以敛财为原则，而不是鼓励正常发展商业及生产的政策了。结果有钱的富户纷纷借入粟、养马而获得不被告缗的特权。这样做暂时可以刺激大量财富的集中，却在根本上扰乱了商业秩序，奸商大行其道，而守法的商户则大受损失。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现象也只能是暂时的。到后来还是要议再加赋，“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通鉴·武帝罪己沼·卷二二》）汉武帝时的赋税是相当重的，他曾令儿童三岁起征口赋，每口23钱，造成“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汉书·贡禹传》）的悲剧。到了天汉年间又议再加赋，足见到此时先前的各种敛财政策已不是那么灵验了。亏得又出台了个酒榷专卖，没有实行再向民加赋，不然将要激起大规模农民起义。所以说这种单纯以敛财为目的的算缗、告缗、不告缗只能收一时之效，而不是长久有益的经济政策，既不能抑商，也不能重商，更起不到促农作用。
    用来减罪，甚至减死罪以敛财更是饮鸩止渴，它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所谓“闻天汉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万钱，减死罪一等。豪疆吏民请夺假贡貣，至为盗贼以赎罪。其后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汉书·萧望之传》）正是这种愚蠢政策的真实写照。
    总之，这些敛财政策的负面影响，再加之武帝确也征伐过度，奢糜无节所耗费的财力，民力、物力都早已超过了社会的最大负载能力，终导致西汉社会从武帝中后期开始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