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与甘地是印度现代史上两位最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在1919年-1947年的印度民族民主运动中，尼赫鲁与甘地一方面合作共事，并肩战斗；一方面却分歧重重，冲突迭起。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导源于他们两人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上的差异。本文试就尼赫鲁与甘地的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作一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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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赫鲁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甘地则是“披着政治外衣但内心深处却是一个虔诚的宗教活动家”，[①]他们的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存在着巨大差异。
    尼赫鲁思想体系和甘地思想体系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其一，甘地思想渗透着浓郁的宗教道德气息，尼赫鲁思想则具有明显的科学世俗色彩。宗教道德是甘地思想的典型特征，甘地曾指出，“我的全部生活导源于宗教精神，我的政治行动及所有其他行动都来自我的宗教。”[②]甘地所说的宗教并不是指某一派别的宗教，而是指源于并超越于一切宗教的本质东西，即统治宇宙的道德法则，[③]它改变人性、纯净身心、教人解脱、减轻痛苦。宗教的本质是道德，宗教和道德二而为一。甘地宗教道德的核心和基石是真理和非暴力。甘地将真理等同于上帝，他说真理不仅指相对真理，而且指绝对真理即上帝。上帝是甘地信仰力量的根源，对他来说，上帝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神秘的力量，它超越了言语和理性，既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因此，万物合一，人类同一，人只不过是上帝的工具，他的言行由上帝操纵，每当陷入困境，甘地便虔诚地冥想祷告，与心中的上帝交流，倾听它的声音，祈求它的指引。甘地宣称，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他发现了非暴力。他将非暴力等同于爱，他指出，非暴力的消极意义是不伤害，积极意义是爱，非暴力的原则也就是爱的原则。非暴力即爱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的法则，正如暴力是兽类的法则一样。非暴力法则要求既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既要爱朋友也要爱仇敌，既要爱人类也要爱生物，以爱制恶，以德报怨，以自苦感化别人，以精神力量反对物质力量。甘地将非暴力绝对化，将非暴力看作是同真理和上帝一样伟大的法则，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适应于一切方面，一切时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对这个信条的违背就是对真理和上帝的犯罪。
    尼赫鲁对人生和社会问题则持科学和世俗的态度。他反对一切非科学的宗教人生观，他认为虽然宗教满足了某些人类深刻的内心需要，树立了一些指导人类生活的原则、价值和标准，但宗教产生偏狭和偏执、轻信和迷信、感情用事和愚妄悖理、维护剥削和既得利益，它倾向于禁锢和限制人类的思想，并产生一种不能自主和无自由的人的性格，它是对超自然力的信赖和盲从，其中隐藏的理解人生问题的方法无疑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因而，尼赫鲁反对将宗教用于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以及政治非宗教化。在他看来，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是最危险的结合，因为它导致教派政治。[④]尼赫鲁不信仰人格神上帝，他说，“即使上帝果真存在，我们最好不去瞻仰他或是依靠他。过分地依靠这些超自然的因素可能导致，并且曾经时常导致人们丧失自信，并减弱了他们的智能和创造力。”[⑤]尼赫鲁追求真理，但并不将真理等同于上帝，而是视为能动的客观实在。他追求真理的手段是科学、理性、知识和经验，而不是教条的非暴力。他接受非暴力为争取印度自由的手段，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实际考虑。他认为，根据印度的背景传统以及当时的条件，非暴力是唯一可行和有效的方法。印度人民被解除了武装，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既缺乏从事有组织的暴力的物力也缺乏训练，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暴力方法反抗英国是愚蠢的，会遭到英印当局轻而易举的镇压，而恐怖主义的暴力行为则是政治不成熟和破产者绝望情绪的表现，不可能动摇强大的有组织的政府。[⑥]尼赫鲁出于实际考虑，接受非暴力为反抗英国政府的武器，但他反对将非暴力教条化和绝对化，反对将非暴力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反对把这个原则应用到防御外来侵略和未来社会中去，不排除在社会变革中使用强制方法。
    其二，甘地思想渗透着狭隘的复古色彩，尼赫鲁思想则具有开阔的现代气息。甘地重视精神价值，否定物质享受，他将物质条件的改善与精神进步对立起来，主张“过简朴生活，有高尚思想。”[⑦]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不在于增加需求，而在于有意和自愿地限制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因此，他将现代文明所制造的一切物质财富视为罪恶，对现代文明持连根拔除的态度，否定现代城市生活，否定现代工业制度，反对工业化和大机器，主张回归自然，回到传统的古朴宁静的小农社会，恢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恢复自给自足的村社自治，重建以精神为基础的社会。
    尼赫鲁重视物质利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他看来，只有在一个物质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人们才能过真正幸福而安宁的生活，他对现代文明持积极的科学态度，他指出，现代文明固然充满了邪恶，但也充满了善，现代文明有能力克服这些邪恶，把文明连根铲除就是剥夺文明的这种能力。[⑧]因此，他主张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大工业，实行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用社会主义这个武器克服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固有弊端，建立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社会。
    由于这种思想特征上的差异，尼赫鲁与甘地在政治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其一，甘地强调手段，尼赫鲁重视目的。在政治行动中，甘地奉行“注意手段，目的自明”的政治哲学，他将手段比作种子，目的比作树木，手段和目的之间有着“姻亲”关系，但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人们能够控制手段，却不能控制目的，手段不仅是实现目的的途径，而且本身包含着目的，目的源于手段。甘地指出，“有人说：‘手段毕竟是手段’，而我则说‘手段决定一切’，从手段可以看出目的，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并无间隔的墙……目的的实现与我们所运用的手段是严格成正比的，它们是毫无例外的一致关系。”[⑨]“我最关心的乃是手段和它的不断应用。我知道，只要我们重视手段，则目的肯定能达到。”[⑩]因此，在政治活动中，甘地从不明确阐释政治斗争的目的，对目标问题含糊其辞，而是不厌其烦的强调手段，维护手段的纯洁与道德。
    尼赫鲁接受甘地坚持正当手段争取正当目的的原则，认为这个原则不仅在伦理上是正确的，而且从实际观点看也是有益的，因为不好的手段往往达不到目的，而且还会带来新的问题。[（11）]但是，尼赫鲁并不把手段等同于目的，更不把手段绝对化、教条化，而是强调目的。他写道，“我认为甘地强调手段的重要，对我们是有很大益处的。但是，我确信更应该强调的是目的。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点，显然我们就要漂泊不定，浪费我们的精力在无关重要的枝节问题上”，[（12）]“目的模糊不清是可悲的事情。行动要能收效必须导向明确的目标。”[（13）]他认为，如果不能采取好的手段，就必须对手段作出妥协，否则就会消极无为和屈从于更大的邪恶。[（14）]在政治斗争中，尼赫鲁并不注重手段，而是更多的强调目的。在他看来，目的居于首位，手段处于从属地位，目的支配手段。[（15）]明确阐述民族民主运动的目标并不懈地坚持该目标是民族民主运动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只有当民众知道他们为何而战，才能充分唤起他们的斗争热情。
    其二，甘地奉行“所有人的最大幸福”，而尼赫鲁则信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甘地信仰人类同一，他指出，“我信仰‘上帝’的绝对同一性，亦即信仰人类的绝对同一性，虽然我们有许多躯体，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有一个灵魂。太阳光线通过折射也有许多，但它们具有同一光源。因而，我不能使自己与最邪恶的灵魂分离，也不能与最美善的灵魂不保持同一。”[（16）]基于这一信念，甘地致力于“所有人的最大幸福”。“所有人”不是指整体的群众，而是指作为群体一员的每个人。甘地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学说，它意味着为了51%的人的利益，而牺牲49%的人的利益。“唯一真正的尊严的人类学说是所有人的最大幸福。”[（17）]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不仅致力于穷人的福利，而且维护富人的利益。
    尼赫鲁则致力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将社会不仅看成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且看成是由团体组成的，是阶级和群众，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以及其他各种力量的组合，它们在社会的不同层次上运行，其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的学说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实现，它只不过是一个理想而已。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尼赫鲁一再强调改善印度广大无权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限制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剥夺特权阶层。
    其三，甘地先个人后制度，尼赫鲁先制度后个人。甘地认为人是一个善恶混合物：“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连上帝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是上帝的人，并非因为他们完美无缺，而是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并时刻准备纠正这些错误。”[（18）]他坚信罪恶和错误不是人的本性，人能够训练和铸造自己，即使最坏的人也能够转变，人有一个自我意识的意志来改变自己向善。因此，在自由斗争中，他潜心于改变人心，而不是变革现存政治经济秩序，尼赫鲁曾说，“甘地不主张改革社会或社会的结构，而专门致力于消除个人的罪恶。他曾经写道：‘参加独立运动的人决不从事于试图改造世界这种徒劳无益的任务，因为他相信世界是按照而且永远按照上帝的法则运转的。”[（19）]甘地关心改善个人先于取代制度，他力图使个人思想发生转变，树立道德品格，弃恶从善，他“打算从内心，道德和精神方面改造个人，由此再来改变外在的环境。他要大家抛弃恶习和放纵，成为纯洁的人。他强调节制性欲、戒酒、戒烟等等。”[（20）]他更感兴趣于个人而不是社会制度，在他看来。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下的人，不管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管是民主派还是极权主义者，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都应施以感化。不但呼吁剥削者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富，而且同时向罗斯福和希特勒呼吁，要求他们停止战争，并打算赴日本要求日本人放弃他们的错误做法。
    尼赫鲁则更感兴趣于取代制度以造福于社会和个人。在他看来，对社会有益的，也就对个人有益。只有变革现存的社会结构，才能改善个人的处境。尼赫鲁写道，“我要说我们的争论是关于制度而不是关于个人。一个制度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和团体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个人和团体必须加以感化或斗争。但如果一个制度已经没有价值而变成了赘疣，那就必须废除，依附于这个制度的阶级和团体也必须进行改造。”[（21）]“摆在我们面前和全世界面前的真正问题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印度走上进步之路，终止我国的进一步退化。”[（22）]他注重社会制度，而不是抽象的人性，在他看来，罗斯福和希特勒决不能划等号，他们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制度--民主制度和极权制度。
    其四，甘地重直觉，尼赫鲁重理性。甘地处事往往凭主观意志，凭本能，凭直觉，凭所谓的“内心声音”，很少诉诸理性，缺乏客观性和逻辑性。甘地的直觉依赖于他的上帝观，他说，上帝“超越言辞和理性”，“我要让你放弃一切合理解释，开始象单纯的小孩一样信仰上帝。”[（23）]尼赫鲁写道，“甘地在处理问题时，从来不重视从理智方面去考虑问题，而只是强调品格和诚心”。[（24）]尼赫鲁处事则从客观实际出发，以逻辑和理性为基础，对甘地来说，直觉是灯塔，对尼赫鲁来说，理性是向导。甘地感兴趣于该做什么而不是将做什么，尼赫鲁则感兴趣于将做什么而不是该做什么。对于甘地来说，一个计划或行动因为它是对的所以是合理的，而对尼赫鲁来说，因为它是合理的所以是对的。[（25）]甘地奉行“一时一步”，“一步即够”的政治哲学，以在他看来植根于现实的眼前目标为满足，他“不是用逻辑和慎密的计划看待未来。他只是对现在作出回答。对他来说，未来只是由一个尚未给他提出问题的现在构成。”[（26）]尼赫鲁则依据将来的可能和需要判断现在，根据长期的行动计划思考。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往往在重要关头采取突然而难以预料的决定，尼赫鲁认为这不是政治态度或科学态度，或许连伦理态度也不是，它完全不符合现代的心理经验和方法。[（27）]尼赫鲁通过内心斗争和痛苦思考，给甘地的决定以合理的解释，使其理性化，赋与甘地主观思想以客观色彩。
    其五，甘地奉行超党权政治，尼赫鲁奉行党权政治。甘地认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是追求真理，认识上帝，实现精神道德的完善，而不是增加物质财富，追逐权力。在他看来，司瓦拉吉不仅是政治自主，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协调。他认为，英国之所以统治印度，原因在于印度人自己，他们自己把印度送给了英国人，印度的内部不和与道德沦丧是导致印度政治上臣服、经济上贫穷的根源。[（28）]因此，他认为印度面临的首要任务并不是立即结束英国统治，而是追求自身精神完善，“除非我们改造了自己，他们（英国统治者）决不会走或改变性质，”，“如果你们只是赶走了英国人，断不能说你们就得到了自治。”[（29）]他将政治不是视为用以表示获取和经营政府权力的行动，而是视为在目前政治形势中改变社会关系的艺术。他将民族自由运动视为通过非暴力方法改变印度人和英国人之间的不公正和不自然的关系的道德努力。他坚持政治运动“不是争取政权的运动，而是争取印度自由的非暴力斗争，……国大党不介意自由确立后谁将统治印度。”[（30）]他将政府和政党视为精神道德复兴的工具。因此，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多次脱离并正式退出国大党，将国大党交给尼赫鲁和其他领导人，自己则潜心于旨在争取精神完善和社会协调的建设纲领；多次提出解散国大党，以“人民之仆会”取而代之；甚至向真纳保证，只要放弃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宁可让他当独立印度的总理。